在樅陽縣樅陽鎮大青山村祠堂組的南端，有一高出地表達2米的土墩，當地人稱“韋家墩”，這是一處商周時期的村落遺址。韋家墩遺址東側，有一座前後三進、莊重簡樸的清代祠堂建築，名曰“何氏家廟”。家廟儀門正中上方懸掛著“柱國元輔”的木質豎匾，兩側有楹聯：“千秋共識廬江郡；六皖開先宰相家。”上聯中的“廬江郡”指的是何氏郡望，下聯中的“宰相”則指的是何如寵。其實，所謂宰相，只是民間說法，延續的是古舊稱謂，明洪武時就廢了宰相之職，後來稱為宰相的，其實際官職乃是內閣大學士。這樣的話，桐城歷史上有3人擔任過“宰相”，分別是：何如寵、張英、張廷玉。
明崇禎二年（1629）十二月，何如寵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第二年二月，晉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十一月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桐城歷史上第一位“宰相”是何如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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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寵（1569—1642），字康侯，號芝嶽，自號西疇老人，又號九龍主人。明南直隸安慶府桐城縣大宥鄉青山保何家祖莊（今屬樅陽縣）人。
元朝末年，青山何氏一世祖榮三公何鼎“見青山穹窿江表，為一方之冠”，便從江西婺源遷入今樅陽鎮青山南麓。何氏一門，丁口興旺，人文蔚起，遂成世家望族，人皆稱“青山何氏”，並呼其居住之地為“何家祖莊”。
何如寵故居，坐落於何家祖莊南面的龍鼻子地。座北朝南，兩面坡屋頂，墀頭山牆，徹上明造，抬梁式木構，方格窗扇，鼓形柱礎。平面呈長方形，前後四進，由門樓、天井、廳室、臥室、書房等部分組成。明隆慶三年（1569），何如寵出生於此。他晚年辭官歸里居住，自題楹聯一幅：
辛勤有此廬，抽身歸矣，喜鳥啼花笑，三徑常開，好領取竹簟清風，茅簷暖日；
清閒無個事，閉戶恬然，對茶熱香溫，一編獨抱，最難忘別來風雨，經過名人。
何如寵生來風骨秀異，為人有大志。從小隨父親何思鰲讀書時，“繼夜誦詩書，廢時毋博奕”，學習非常用功，時間抓得很緊，決不為了一時的玩耍之樂而浪費時間。父親按傳統的教育方法，使他飽讀儒家經典，因而從小就在心靈上打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年十二應童子試，成績頗佳，被置高等，補為郡諸生。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與兄何如申進京應考，共登同科進士。一家二子，金榜題名，時人聞之，莫不驚歎，青山何氏，聲名遠揚。
在封建社會，考取進士，便可由朝廷派官任職。何如寵被選入翰林院，授庶吉士，累遷國子監祭酒、翰林院編修。萬曆三十九年（1611），升中允，遷右庶子。天啟四年（1624），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協助詹事府，管理太子事務，兼任纂修實錄副總裁。
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以及家庭薰陶，何如寵始終保持著和恪守著中國特有的孝道。父親生病，回家探視；父歿，守孝三年。守喪期滿，他和兄長何如申都認為母親年歲已高，應該盡孝奉養，於是雙方約定：二人不得同時外出做官，一定要留一人在家照顧年邁的母親。從此，兄弟二人常常是辭官歸裡，輪流侍奉老母，在二人的悉心照料下，“母年九十，色養不衰”。青山何氏兄弟二人，不羨慕功名地位，以母為重，以孝為先，這種孝敬老人的行為廣為眾人傳頌。他們在親情上的情義深重，被傳為佳話。
何氏家廟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何如寵、左光斗、吳應賓三人既是同鄉，又是好友，三人常聚一起，唱和詩歌，評議朝政，來往密切，情篤意深。有左光斗作《舟中同吳客卿何康侯兩太史》詩為證：“驚看紫氣滿平皋，有客翩翩駕舠舠。天女機絲織菡萏，波公菱芡釀葡萄。乍添景色風幡正，忽墮飛流雨氣高。此會一時湖海興，前阿東閣鳳將翱。”
一個文盲朱由校高踞於皇帝的寶座上，而另外一個文盲魏忠賢當上了皇帝的秉筆太監，替皇帝擬寫硃批。無論怎麼看起來都是多麼荒唐可笑的，這卻是明天啟元年（1621）至天啟七年（1627）間明代朝政的一個事實。魏忠賢專權，迫害忠良，濫殺無辜，《明史》有如下的記述：“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戳，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而這一時期遭受魏忠賢及其幫兇迫害的人中，要數東林黨人最為悲慘。
天啟四年（1624）冬，魏忠賢興大獄，矯旨將左光斗、楊漣等東林黨人削職為民。天啟五年（1625）正月，內閣大臣中有人推薦何如寵為禮部左侍郎，魏忠賢的心腹魏廣微上疏彈劾，說何如寵與左光斗交誼篤厚，名為同鄉，實為同黨。何如寵升官未成，反被削職還鄉。
在明朝歷史上，崇禎皇帝幹得最漂亮的一件事，無疑是在不動聲色中除去權傾朝野的魏忠賢。新皇登基伊始，便翦滅群兇，力掃積弊，好象給暮氣沉沉的明政府打了一針強心劑。
“一朝天子一朝臣。”崇禎元年（1628），朝廷起用何如寵，任吏部右侍郎，赴京途中，又接詔書，拜禮部尚書，主管朝廷中的禮儀、祭祀、宴餐、學校、科舉和外事活動等要務。次年十二月，與周延儒、錢象坤俱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累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特賜府邸於南京，為他在武定橋以東的長樂路修建大夫第。
崇禎帝執政不過十七年，設內閣大學士如弈棋一般，輪換了五十人，創下了歷史紀錄。其撤換之快，任命的人數之多，真是讓人瞠目結舌。何如寵成為這一時期的第二十七任大學士，是當時桐城縣乃至安慶府的歷史上第一個官至內閣大學士的歷史人物。
何如寵故居攝於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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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學界，有一種所謂“十七世紀危機的理論”，即認為從十七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全球氣候明顯變冷，導致處於溫帶的中國北方莊稼生長和收穫期明顯縮短，而長江中下游稻米高產區因過度追求貨幣的增值而導致糧食匱乏。這一時期，鳳陽、南京等地地震，全國各地乾旱、洪澇連年不斷，進而引發饑荒、瘟疫、農民起義，再加之大臣之間的黨同伐異，動搖了明王朝的社會與經濟基礎的結構。而後金日漸強大，穩踞東北，頻繁興兵入侵，東北邊防告緊，則是明崇禎皇帝最頭痛的大難事。
面對異常嚴峻的形勢，禮部尚書何如寵、兵部左侍郎呂純如等大臣，身居要職，不得不憂，手本上奏，要求明崇禎皇帝上重用天啟年間軍功顯赫的袁崇煥。
明崇禎元年（1628）二月，崇禎皇帝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天津等處軍務；七月，崇禎皇帝召見袁崇煥，“囑其早日克敵，以紓四海蒼生之困，解天下倒懸之苦，並立授尚方，專一事權”。在以後的兩年間，袁崇煥屢建戰功，皇太極不敢與之對陣，明朝軍隊在北線戰場的局面發生了根本轉變，從全面的防禦潰敗轉變為戰略相持，袁崇煥創造了這一戰場的奇蹟。
後金軍隊攻堅不能克，野戰不能勝，損失慘重。皇太極便授計部將高鴻中、鮑承先等，期以智取。高鴻中、鮑承先等故意在被俘的明太監前閒聊：“今日汗王撤兵，此乃是一條妙計。我看見汗王單騎向敵，與明軍派來的二個人談了好久，好象是說袁大帥將信守密約，只要汗王佯作撤兵，他會依計而行，此事不日就能成功。”明太監信以為真，又被縱還，將“情報”奏告崇禎帝，崇禎帝果然中計，將袁崇煥逮捕入獄。
崇禎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明廷宣佈了處死袁崇煥的決定：“袁崇煥以復遼自任，功在五年，朕是以遣兵湊餉，無請不發。不意專事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而斬帥，縱敵入犯，屯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敵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僧于軍中，堅請入城。敕法司定罪，依律，家屬十六歲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發配。朕今流他子女妻妾兄弟，釋放不同，崇煥本犯置極刑。”袁崇煥一死，明軍失帥，後金兵馬壓城，戰局急劇惡化。
袁崇煥的“罪狀”，無一能夠成立，但經皇帝之口宣示，便是一言九鼎，誰敢違背，便是死罪，朝廷大小官員及其袁崇煥的朋友部將均不敢公開置辨，唯有大學士何如寵挺身而出，冒死上奏，進呈皇帝，請求免除袁崇煥的“滅族”之罪。他的奏議，有憑有據，有理有節，盡言無隱，說出了當時正直人士的心裡話，得到了政界有識之士的讚賞。
面對歷史的滑稽和悲劇，除了感慨唏噓，更多的是疑慮和困惑。高高在上、自律甚嚴、事事獨斷、馭下刻薄的崇禎皇帝，本應該治何如寵“抗旨犯上”之罪，以“嚴旨切責”，沒想到他卻自食其言，法外開恩，準允其請，赦免了袁氏一門三百餘口的性命。
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九卷）中載：“崇禎三年（1630）十一月，溫體仁入閣，這不到一年的時間，大學士韓鑛、李標、成基命相繼罷相而去，崇禎四年（1631）六月、八月，與周延儒一起入閣的何如寵、錢象坤也致仕而去，宣告崇禎初年所謂‘東林內閣’的結束。”
青山石屋何如寵摩崖詩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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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七年（1634）底，北方大雪。崇禎八年（1635）一月，安慶一帶地震，夏季雨水成災。天災不斷，百姓慘死無數，饑民紛紛投靠農民軍，邸報上說：“盜賊益熾。”
滎陽大會後，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的東路農民軍一路奏捷，攻入鳳陽，一把火燒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皇陵。農民軍勢如破竹，氣勢大振，“聲言由桐入楚，統合大營，造舟南犯”。
南京是明太祖的定鼎之地，倘若失陷，根本動搖。安慶是長江中下游的戰略要地，南京的西部屏障，又是明朝軍隊人力、物力的重要供應地。但當時安慶無重臣、重兵守治，防衛力量十分薄弱。
閒居在家的何如寵心繫國計，深感憂慮，上奏言事。他說：“安慶地在江北，轄以江南，上接荊襄彭蠡，巨浸下流直附淮揚，為留京第一要害。高皇帝破陳友諒於鄱陽，用安慶聲援之力甚厚。宸濠以數萬之眾不能越江城一步，良有以制其命也。古稱長江天塹，而防江之法與陸殊，防陸則在嚴於分地，防江則貴控其上游，風帆檣馬，瞬息可以千里，而中流一楫勝於萬夫，正以得勢與不得勢分耳。安慶去留京僅六百里，形若建瓴，聲息既可以相通，指臂又足以相使，兵備道臣原駐池州，近請改駐安慶，正為扼塞之區，賴其威略彈壓。今撫臣業已整師溯流，疾趨臣郡，度其措施展布，應能左提右挈，遏氛固圉。然此係目前應急之著。據臣愚見，謂宜從此增設大帥，統領重兵，坐鎮其間，則上而小姑之險可憑，下而三江之衝可扼，賊雖以舳艫相窺，而大江南北各有聲援。即舍從陸，臣邑屬廬楚之交，勁旅當關，賊馬亦不敢飛渡也。臣所謂重地之當設防者，此也。”何如寵的《皖郡請設重臣疏》，針對性強，剖析深刻，辭意懇切，見解獨到，入木三分，有一定的戰略眼光，充分表現了他忠君憂國的政治情懷。
不久，張獻忠農民軍果然向安慶進軍。明廷准奏，下旨分設安慶、池州、太平巡撫，任史可法為安慶巡撫，從此安慶不再隸屬江南巡撫。史可法、左良才、劉良佐、王道直、楊道藩、黃得功等名率重兵數萬人，誓死堅守安慶，多次擊敗農民軍，迫使農民軍退出大別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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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寵著有《何文端公奏議》、《後樂堂稿》等。他博覽群書，精通經史，文才出眾，“風度端凝，為一時中秘之冠”，深得世人仰慕。
崇禎六年（1633），方以智寫成了《稽古堂初集》，父親方孔炤看後，命其帶上書稿，求正於何如寵，何如寵愛其勤學有志，才氣豐溢，“妙年博洽，深通古今”，於是便挑燈夜戰，為《稽古堂初集》題序。
序曰：“癸酉夏，方璽卿公仁植（方孔炤），命其子密之（方以智）以詩賦古文辭來示。密之，年甫弱冠也，倜儻雅俊，負大才，著書好古，志在千秋。豈積德累仁之致歟？夫何長髮其祥也？密之曾王父明善（方學漸）先生修濂洛之教，講學桐川，大江南北無不響德而問業者。廷尉公（方大鎮）纘緒其業而彰明其教，凡刑于家，訓於後，皆以篤行文學為兢之。故仁植丕承克艱，垣墉而塗茨，罔不獲考，紹文衣德，言固淵淵矣。餘固久聞密之籍甚，而其人恂恂如不自勝，一切才士之習，鮮衣飾容，皆有所不屑也。度量過人，豈不遠歟？餘雅愛重之，令吾孫從之遊。恆與言當世務而經濟娓娓，所陳說皆深悉一時之故，誠不下漢室賈生也！夫世所謂賢豪者何限？密之之志行如此，詒謀詎可忽哉！近見璽卿公執親之喪，寢苫枕塊，不即內，不茹葷，廬於墓側日且讀古人書，寒暑不易。密之博學好古，良有以也。方今國家需才，以密之所懷經濟，詔金馬，陳治安，可旦暮遇之矣。璽卿為職方，當官而行，不畏強禦，來聖明天子之夢寐，為一時名臣。密之洵當不負家訓哉！吾不為其一家慶而更為天下慶也！”
全文不到四百個字，卻道明瞭方以智的道德文學及其方氏家學的淵源與博大，可謂文字簡潔，語言樸實，言簡意深，初看似覺平淡，細心品味，才能發現作者用虛靜澹雅的筆觸，用真情實感的文字，表現了他對方氏家族的推崇和對方以智的疼愛與希望，表達了作者對方氏發自內心的真摯感情，使人備感親切。時年，何如寵六十五歲，如此高齡，仍文思敏銳，成文快捷，一揮而就，若非作文高手，是難能所為的。
何如寵愛讀書，愛寫作，他的詩，取材廣泛，涉及各個方面，大部分都是用力之作。其中在思想、藝術上成就較大的作品，大概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反映社會現實的，另一部分則是描繪自然景色的，無論是抒寫胸臆，還是吟詠山水，皆清新雋永，流暢自然。
從崇禎四年（1631）秋天起，崇禎皇帝不顧一切輿論的攔阻，重用身邊的太監，於是在崇禎帝的權力核心周圍，很快形成了一個炙手可熱的太監權勢集團，這些“刀鋸刑餘之人”，替皇帝主理天下大事，假手皇帝，濫殺有功之臣和撤換內閣大臣，使得朝內的行政指揮完全失控。
何如寵多麼希望皇帝能象他剛剛登基之時那樣，大刀闊斧地清除閹黨，為恢復國家正常機制掃清道路。於是何如寵藉助夢境與想象以寄託理想，創作了《枕上》詩：“天意將霜露作寒，薄裯孤擁思無端。偶然得句心殊喜，續不成聯夢已酣。一枕邯鄲同蝶舞，萬緣傀儡付棋殘。壁燈未盡紗窗白，又是浮雲隔夜看。”夢中的情景固然是虛幻的，但透過夢幻曲折地反映出來的心理活動卻是真實的。詩人對明崇禎時所形成的“重宦官、輕文臣”的人事格局表示失望，說出了閹禍朝政之大害，表達了清除閹黨，割除積弊，重振國家的強烈願望。夢中之所思，也反映出作者內心深處的焦慮和不安，對明皇朝未來的命運作出了神秘的暗示。
他在《水部黃二以非罪謫貴陽賦別》一詩中是這樣勸勉遭貶的好友的：“去國成何罪，投荒定幾年。情深千里外，興盡一樽前。地雜羌蠻語，風高瘴癘天，行藏應自愛，莫負故人憐。”語言清空一氣，明白如話，字裡行間盪漾著朋友間的深情厚意。針砭現實，真心表白，飽含著對政治殺戮無聲的控訴和對生命深切的珍惜。
觀察細緻，寫景狀物精巧入微，這是何如寵閒適詩的主要特點。他生前留下《新月》詩一首：“霽後憐新月，生時就好天。有光如尚吝，其意欲成圓。映戶一痕淡，窺人半席妍。幾家聞細語，簾卷不思眠。”取材於身邊的景物和日常的生活，表現的是詩人那平靜恬淡、閒適高遠的心情。
青山，又稱何氏大青山，極目遠望，山色青紫，巍然生秀，因之得名。在山的南面，有一塊麵積達三百平方米的平坦巨石，如掌向前伸展，下有天然石柱擎接，石下空空，宛若寬敞大廳，故以石屋名之。明天啟三年（1623），何如寵在石屋北側崖壁上摩崖題詩一首：“堅雲墮地閣山椒，仙隱禪棲萬古遙。為向懸崖磨數字，與他後代認前朝。”贊詠山景，借景抒懷。此石刻至今儲存完整，字字清晰，隸書陰刻，筆力遒勁，氣象渾穆，稚拙樸茂，風神氣勢照人。
至於何如寵的書法，確實有其足以稱道之處。樅陽縣博物館收藏的《何如寵賀壽序行書手卷》（桐城歷史上何如寵、張英、張廷玉三位“宰相”的書法作品，樅陽縣博物館皆有收藏，實屬難得），全文行書，七十六行，共一千零五十六個字。末署：“天啟丙寅春三月宋伯學士眷友弟何如寵拜手具草。”下鈐白文“龍眠山人”、朱文“康侯”、白文“何如寵”三枚方印；右上角蓋有一長方形押角閒章，文曰：“聽竹樓。”
何如寵的精神氣質和深厚而廣博的學術修養，為他的書法藝術奠定了根基。這件書法作品，作於明天啟六年（1626），是年何如寵五十五歲。正文洋洋千字，情真筆健，清新俊逸。行筆迅速沉著，體勢連綿飛動，馳騁奔突，行氣鬱勃；章法上進退裕如，緩急有致；風格老辣蒼勁，雄厚奇逸。通篇一千多字，一氣呵成，表現出酣暢淋漓、瀟灑超脫的藝術世界，是一幅能反映何如寵書風的代表作。
何如寵的仕宦生涯，實際時間不長，但不管是入世還是出世，他都始終本著一個儒者仁民愛物的精神，保持著自己清廉正直的品格，努力地做一些有益的事，贏得了良好的政治聲譽。
《桐城耆舊傳》稱其：“公為人博大坦夷，無察察之言對客，不倡語應機時，出則令人意盡，以此為士大夫所歸。而操行純雅，與物無競，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與何如寵同朝共事的遼東經略孫承澤說他：“與人語，不為倡應機扼要，時出片語輒令人意盡，居恆未嘗有喜慍之色。與人處者，如對深山大壑，莫測其涯際。獨快聞人之善，或一事一言與義理者合，公未嘗不為人稱述宣揚也。公風度凝遠，見者稱神仙中人。”
何如寵賀壽序行書手卷（區域性）樅陽縣博物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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