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原與江淮漢人的南遷，在客家學研究中已有很多討論。但是許多論者把晉代因永嘉之亂造成的漢人往長江流域諸州的遷徙也算作客家先民南遷，甚至把秦漢時期少數中原人民的南遷也牽連進來，這是我們不能同意的。
關於晉代永嘉之亂造成的民族遷徙，譚其驤先生早就做過深入研究。他在《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 那篇名文中指出，此次移民“接受移民只限於江域（指長江流域）諸州”，“極少能有越荊揚諸州而至於此（按指寧、交、廣）諸州合”，以今日之省區而論，則當時的司、豫流民，基本上移居在今河南省東南一隅、安徽省大部、江蘇省西部一小部分，江西省北部一小部分。
這些地區都與後來的客家基本住地無關。當時縱使有極小部分人遠徙至今福建、廣東境內，由於人數太少，也只能被當地土著同化掉，故這次移民與客家的形成沒有直接關係。分析各種史料，我們認為，與客家民系形成直接相關的漢人南遷只能追溯到唐中葉，所以這裡討論的中原與江淮漢人的南遷從唐中葉算起。
關於漢人南遷的遷入地，也必須加以明確的界定。畲族歷史上的聚居地與客家基本住地都在贛閩粵交界區域，所以這裡所謂漢人南遷的遷人地，專指贛閩粵交界區域。其中又可分為三個片區，即贛南：主要指唐代的虔州、宋為虔州（南宋改稱贛州）和南安軍，元為贛州路和南安路；閩西南：主要指唐宋兩代的汀州，元為汀州路，有時也涉及漳州、漳州路；粵東北：此區的情況較複雜，為了論述方便，本文僅指唐代潮州、循州，宋代為梅州、循州及惠州北部；元代為梅州、循州和惠州路北部。
我們知道，唐自天寶十四載（755年）之後陷入長達8年之久的安史之亂，其後落鎮割據，邊患不已，長期的戰亂和苛政，造成生靈塗炭。其中尤以唐末的黃巢大起義，對以西京長安、東都洛陽為中心的關中和中原地區破壞最為慘重， 一度形成了“大道俱成棘子林”、“百萬人家無一戶”的慘象；淮汴一帶也因軍事形勢重要而多次成為激烈爭奪的戰場，備受摧殘，大量人死於兵燹和疾疫，倖存者又大量成為浮逃戶和地主莊田的依附人戶而脫離了官府版籍，因而國家編戶急劇下降。
江南則成為一般百姓逃亡的首選之地，所以中國的經濟重心加速向南移動，人口的分佈也因之呈現東、南地區比重提高的趨勢。對此，時人關於安史之亂以後直至唐末人民罹亂逃亡的大量詩文很能說明問題，這裡略引幾則以見其概。
先看詩人的吟詠。杜甫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裡百餘家，世亂各東西。”“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李白詩曰：“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崔峒詩曰：“聞君作尉向江潭，吳越風煙到自諳。……緣溪花木偏宜遠，避地衣冠盡向南。”韋莊《秦婦吟》則以極動情的筆觸，表達了當時廣大人民對於江南的嚮往：“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自從大寇犯中原，戎馬不曾生四鄙。”“奈何四海盡滔滔，湛然一鏡平如砥。避難徒為闕下人，懷安卻羨江南鬼 。”透過這些詩句，約略可以看出當時人民逃遷江南的大勢，並借知難民已有到達浙江南部者。
如果說詩人的描述尚嫌籠統，那麼，當時一些士大夫的議論就具體多了。如於邵說：“洎天寶末幽寇叛亂，今三十七年，頃屬中原失守，族類逃難，不南馳吳越，則北走沙朔，或轉死溝壑”；顧況說：“天寶末，安祿山反，天子去蜀，多土奔吳為人海”；《舊唐書·全德輿傳》載：“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此次北方人民的南遷，較遠的已經遷到江西了，如博陵崔氏崔眾甫、崔祐甫與兄、姐等“舉家南遷，內外相從，百有餘口”，分別居於江西豐城、吉州等地。
陸羽
以上反映的主要是北方黃河流域一帶人民的南遷情況。江淮人民渡長江南逃的也很多，《舊唐書·地理志》就記載了淮河流域的“襄、鄧百姓”離家“盡投江、湘”的情況，茶聖陸羽也於至德初隨著移民潮從家鄉竟陵（今湖北天門附近，在漢水之北）渡江定居於湖州（今浙江吳興一帶
）
。詩人戴叔倫也因淮汴一帶的戰亂而親族相率南遷至鄱陽湖畔
，
“淹留三十年，分種越人田。”
隨著戰火的蔓延，甚至也有原居江西的人繼續南遷福建的情況，如有一位上饒人楊宣，就因避亂同族人遷到了福建浦城縣。
唐亡之後，中原五代更替，形勢仍然動盪不安；周邊十國崛起，生產生活的環境繼續優於中原。
我們透過歷史文獻和民間文獻中的戶口資料、客屬譜牒資料、州縣增置資料，對客家先民在唐宋時期向贛閩粵交界區域移民的情況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得出了大體一致的結果，那就是：
自唐中葉以迄宋末，在贛閩粵交界的廣袤山區，有過五次大量接受外來移民的階段，按時間順序分別是唐中後期
（
主要在安史之亂後
）
、唐末五代宋初、兩宋承平時期、兩宋之際、宋元之際。其中唐中後期主要是移民至贛南，宋元之際主要是移民至粵東，三個片區共同的移民高潮應是唐末五代宋初、兩宋之際、北宋及南宋的承平時期。
南遷的路線
唐代江南西道北接淮南道，宋代江南西路北鄰淮南西路。所以唐宋時期江淮地區人民移殖贛南的一般遷徙路線，應是自淮南各地先達於長江，渡江後由江州向洪州，由洪州赴吉州，再由吉州至虔州。這條路線一般可取水路；溯贛江而南，直抵虔州贛縣。
兩宋之際隆祐太后率百官士庶避金兵幸虔州，走的就是這條路線。沒
有船的話，順著贛江兩岸河谷道路，迤邐南遷也可抵達贛南。我們在不少客籍族譜中見到的先民遷徙資料，記載著自北往南遷徙，先後途經江州、洪州、豐城、吉水、太和而達贛南贛縣、于都、南康、大庾、安遠等地者，就屬於這種情形。
韋莊
有些客家先民是由關中、中原東遷至江淮，再從江淮遷徙入贛南的。
其由關中、中原遷徙至江淮的路線，一般情形當如韋莊《秦婦吟》所描寫的，先出潼關，過新安，至洛陽。自洛陽下黃河東至鞏縣、河陰，轉入汴河，經汴州（今河南開封）、陳留、雍丘（今河南杞縣）、宋州（今河南商丘）、埇橋（今安徽宿縣），直達淮河北岸重鎮泗州（今安徽臨淮關附近）；由此轉人淮河，順流直下揚州。
也可以不必東入揚州，由埇橋即折而南下，陸行至和州（今安徽和縣），渡江至宣州（今安徽宣城
）
，再由宣州西至江州南下，或由宣州南至饒州（今江西鄱陽）南下。
上述由江淮至贛南，或由關中、中原東遷江淮後再至贛南的遷徙路線，是客家先民南遷至贛南的 一般情形、抵達贛南之後，再由贛南往閩西南遷徙，大多取武夷山南段的低平隘口東進。
在武夷山的南段，作為贛閩之間交通往來的隘口，在武平與會昌之間有火星棟，在長汀與瑞金之間有桃源棟
，
在寧化與石城之間有站蛉隘。
站嶺隘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條通道，不少客家先民經由此道進入寧化，再由寧化分遷各地，但此道並非武夷南段溝通閩贛的惟一隘口，只是諸多隘門之一而已。
至於武夷山北段的隘口，經常被人使用成為交通要道者，自北而南有浦城縣的楓嶺關；武夷山市的分水關，光澤縣的杉關，建寧縣的甘家隘。
自東漢至南朝、贛閩兩地的人員往來，大多取道北段的這些隘口，唐宋以降客家先民的遷徙較少使用，但也並非完全沒有，我們在客籍族譜中所見那些先從江西到閩北各縣，再從閩北遷人閩西成為客家人的姓族，大抵是從上述諸隘口越武夷山入閩的。
百越種族和武陵蠻的南遷
1、百越種族
客家民系既然是南遷漢人與贛閩粵邊區的上著居民及先期遷人這一區域的其他蠻獠長期融合的結果，那麼合乎邏輯的結論必然是：客家先民包含多種成分，南遷漢人是客家先民之一，贛閩粵邊區的土著和先期入居此地的蠻獠也是客家先民之一。
根據考古學界的研究，閩粵贛交界區域，特別是其中的粵東、閩南、閩西南地區，存在一種“浮濱型別文化”，這種考古文化以長頸大口尊、釉陶器和直內無闌石戈、凹刃石錛組合為特徵，已知的分佈地有粵東的潮陽、普寧、揭西、揭陽、潮安、豐順、饒平、大埔、蕉嶺等地，閩南的漳浦、南靖、平和、永春、南安等地。據推斷，這種考古文化的年代上限不早於殷商晚期，下限不遲於戰國前期；這種文化既有別於福建的黃士芲文化，又不同於江西的吳城文化，它具有鮮明的越族文化特徵，是居住在此地的閩越、南越等土著民族先民所創造的。
從文獻記載來看，春秋時期，這一帶仍是百越的一支“七閩”的世居之地，戰國時為越人所居，號曰閩越。《周禮·夏官·職方氏》日
：
“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駱、五戎、六狄之人民”。
《疏》雲
：
“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從分為七種，故謂之七閩。”
可見七閩本指古閩族的七個部落，後來轉義為七閩部落的分佈地。據歷代學者的考證，其範圍應至少包括今福建全部及粵東地區。
其中福建是七閩分佈地沒有疑問，就宋代八個州軍來說，宋人歐陽忞《奧地廣記》記載得很清楚，建州、泉州、南劍州、汀州、漳州都是“春秋為七閩地，戰國為越人所居”，福州“春秋為七閩地，戰國越王無疆為楚所滅”，但“子孫分散，或居閩地”，仍然是越人居閩地，實即閩越之地；邵武軍、興化軍則歷代地理分別與建州或泉州同。
關鍵是粵東，對此，《輿地廣記》也作了肯定的回答，如卷35“廣南東路”雲：“潮州，春秋為七閩地，戰國為越人所居。”“梅州，春秋為七閩所居，戰國屬越。”情況與福建八州軍完全相同。
所以閩南、閩西南、粵東在春秋戰國時期屬於七閩、閩越是沒有問題的。
換言之，閩粵贛交界區域在漢代仍是百越民族中閩越、南越兩支越人活動的地域。魏晉六朝時期，閩粵贛交界區域開始有部分漢人進入，如義昭縣就是在流人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但這 一時期遷入此一區域的漢人畢竟十分有限，基本上還是越人的天地，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唐初，隋唐之際潮、循二州的居民被稱為俚人
，
唐初這一帶起兵造反的人民被稱為“越人”、“駱越”
，
都是明證。
唐宋以降，漢人進入此一區域漸多，武陵蠻的遷徙也已到達此地，但越人在福建和粵東仍佔有較大的比重。正因為唐代福建還有大量屬於閩越族的土著居民，所以時人在詩文中習慣稱福建為“百越”或“百越地”。
柳宗元
如柳宗元謫官柳州時，作《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詩，懷念同被貶謫分處在漳、汀、封、連四州的永貞革新同事，有句雲：“共來百越文身地”、唐文宗時包何作《送泉州李使君之任》，有句雲
：
“雲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
在他們看來，漳、泉、汀都是百越地，住著有文身習俗的百越人。
結合前述“閩州，越地”的記載，則唐代全福建都分佈著有文身習俗的越人，都可以稱為百越地。這種看法雖然有失全面，但用來說明唐代福建閩越土著之多是沒有問題的。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們論述隋唐以前閩粵贛交界區域計程車著居民是七閩、閩越、南越、駱越等百越民族，那是就其主體而言，實際上當時這一區域的土著除了越族還有更原始的種類，例如被稱為山都、木客者便是。
山都分佈的範圍很廣，贛中、贛南、閩西南、閩南、粵東、粵北都有、略與前提到的閩粵贛交界區域重合。
人們所知其活動的時間，則起自漢晉，至唐宋時期仍常常有所聞見。其特點是身材矮小，膚黑，多毛，裸身被髮，住深山中，巢居，好食山澗中魚、蝦、蟹類等小動物，怕人。其形體和生活特徵與武陵蠻、莫徭顯然不同，分屬兩個不同種族。
木客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遠較山都為高，他們會伐木，懂得與漢人交易，有喪葬之禮，還會飲酒吟詩。
木客為漢人所認知見於記載的時代很早，但至明代廣西還有木客，明人鄺露曰：“木客形如小兒，予在恭城見之。行坐衣服不異於人，出市作器，工過於人。好為近體詩，無塵俗煙火氣。自言秦時造阿房官，採木流寓於此。”為秦始皇採木流寓云云，只可當作神話看待，然而木客漢化程度高到令漢人難以分辨的地步，卻是可信的。
總的說來，唐宋時期常常見於記載的山都、木客，自元明以降就越來越少見了。部分原因是漢人對山都一類“鬼物”採取了仇殺、殲滅的方針 ，造成山都死亡率高，有的則逃到更僻遠的深山中，不為人知；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與其他族群接觸、交流，被同化了。
一部分漢化成為客家，另一部分與南遷的武陵蠻同化成為畲族。前述莫徭“婚姻通木客”一事，就是南遷武陵蠻與木客融合最後互相同化的有力例證。漳州平和縣三平山毛楂楂的大魅為高僧楊義中收服，成為供他驅使的侍者，則是山都一類“鬼物”被同化的典型。
2、武陵蠻
先期遷入贛閩粵邊區的蠻獠種族，既是客家先民的組成部分之一，同時也是畲族先民。歷史上，畬族與客家長期錯居雜處。
贛閩粵交界區域既是客家的基本住地，更是畲族的基本住地。
它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舞臺，畲族與客家在這一舞臺上互相接觸、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形成了一種互動共生的關係。因此，本節將要探討的蠻獠種族，實際上就是畲族主要先民武陵蠻。
武陵蠻的老祖宗是盤瓠。
在畲族口傳民族史詩《高皇歌》中，對盤瓠的事蹟和繁衍子孫的情況有詳細生動的記載，大略說盤瓠是畲族始祖，它是上古高辛氏老婦耳中的三寸金蟲變成的，狗頭人身，魁梧威猛，高辛帝取名為盤瓠。盤瓠以咬殺入侵番王之功，得娶高辛帝三公主為妻，不願在朝為官，自願入山耕山為活，與公主生下三男一女，三男分別姓盤、藍、雷，女婿姓鍾云云 。
關於盤瓠子孫（實即具有槃瓠崇拜的種族）的名稱，較早的文獻一般稱為武陵蠻或五溪蠻，乃以其居住武陵地區或五溪地區而得名（漢武陵郡範圍很廣，五溪地區包括在其中，武陵蠻與五溪蠻實異名而同義，為行文方便，一般以武陵蠻稱之
）
，但據《梁書·張績傳》，最遲不晚於南朝梁代，湘中南的長沙、零陵、桂陽三郡（約當今湖南中部的長沙、婁底、邵陽和南部的郴州、永州等地、市境）又有了稱為“莫徭”的蠻夷種類，其特徵是“雜有夷蛋”，其他文化特徵則與武陵、巴陵、澧陽等處蠻夷相同，即以盤瓠為始祖，有盤瓠信仰或盤瓠圖騰崇拜；居住深山，過著山林耕獵生活，不負擔官府的徭賦，有特殊的服飾和婚姻習俗等。
按漢晉六朝時期習慣以地域稱呼蠻族，故有武陵蠻、長沙蠻、廬江蠻或荊州蠻、雍州蠻、豫州蠻等之別。按照現代民族概念，以本質文化特徵區分民族，則前引諸書所述各種族，包括莫徭在內，大體還是同一民族，我們仍以武陵蠻稱之，武陵蠻的分佈也隨著時序推移而不斷擴充套件。
據《後漢書》所載，漢代以前，武陵蠻主要分佈在秦黔中郡、漢武陵郡一帶，其範圍大致相當於沅水流域。但至晉代，據《搜神記
》
，盤瓠子孫已遍佈“梁、漢、巴、蜀、武陵、盧江”諸郡了。
按梁漢約當今陝南、川北一帶，其巴郡屬梁州，在今重慶市合川、梁平、巴縣、銅梓等地；蜀郡屬益州，在今成都市周圍；武陵郡屬荊州，約當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懷化地區和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轄境；盧江郡屬揚州，約當今安徽省六安地區、安慶市轄境。巴、蜀、武陵、盧江四郡的境域並不相連，有的還相距較遠。
南朝劉宋時期，據《宋書·地理志》所載，武陵蠻的分佈已擴充套件到荊、雍二州。
南朝之雍州大致相當於今湖北省的襄樊市、十堰市、河南省的南陽市轄境；荊州大致相當於今湖北省的宜昌市、荊沙市、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湖南省的大庸市、重慶的萬縣市轄境。
但文中提到的五溪，則屬郢州西部，大致相當於今湖南省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懷化市，貴州省的銅仁市以及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廣西桂林市的部分轄境。
這個範圍，比秦代的黔中郡、漢代的武陵郡往北往南往西都擴充套件了一些，但大致仍不出洞庭湖以西江水、沅水流域的範圍。
及至隋代，據《隋書·地理志》所載，武陵蠻已經遍佈江漢沅湘諸水域，最南的熙平郡（約當今廣東清遠市的連縣、連南、陽山、乳源諸縣地）且已南逾五嶺，伸展到珠江水系北江的洭水流域了。
與往代相比，洞庭湖以東偏北的漢水流域、洞庭湖南面的湘水流域，都是武陵蠻新的重要分佈區域，而珠江水系北江的洭水流域成為武陵蠻的新居地，在武陵蠻民族遷徙的歷史上更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是武陵蠻南進的先聲，預示著武陵蠻向兩粵和其他地區大規模遷徙行動的開始。
南朝和隋代，莫徭的足跡主要見於五溪和湘水流域，最遠到達珠江水系北緣的洭水流域；及至唐宋，莫徭廣泛分佈於衡州、連州、韶州、潮州、建寧、漳州等地，從中不難看出武陵蠻向南又折而向東遷徙的態勢。
其
遷徙的路線可能不止一條，根據前述史蹟推尋，有一條路線大概由五溪入洞庭湖，溯湘江而南，先後進至衡州、連州等地，再沿湟水、武溪等河流南下粵中，經由粵東而進至閩南、閩西北。另有一條路線，則可能由湘人贛，再由贛入閩。這一路線的產生，可能與唐中葉的安史之亂及唐末的江淮軍民移民入閩相關。
總之，古代早有畲瑤同源的觀點，但各家對於畲族的稱呼，有稱畲民的，有稱畲家的，有稱徭民的，有稱畲徭的，有稱莫徭的，有稱畲客的，有稱山哈的，有稱畲蠻的，有稱蠻徭的，也有泛稱峒蠻、蠻獠、山蠻的，林林總總，有一個共同點是：似乎都認為
畲
與客是決然分開、彼此對立的。
殊不知，這兩個族群長期相處，文化上互相涵化，血緣上互相通婚混化，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彼此的狀況。“畲客”一詞，耐人尋味，其中可能就包含著兩個族群親密關係的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