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和曾國荃雖為同胞兄弟，但兩人性格差異卻非常之大。曾國藩自謙、居安思危，曾國荃卻愛耍官氣、擺架子。

曾國荃軍功在身，深受朝廷器重，屢受朝廷封賞、加官，這也是曾國荃愛擺架子的原因。

曾國藩深知弟弟這些毛病，所以經常寫信勸告弟弟，一定要謹慎小心，時刻反省自己。

01 居安思危，常懷戒懼之心

1861年，曾國荃與多隆阿、鮑超等打敗太平軍援軍，因功以按察使記名，加布政使銜，賜黃馬褂，旋又以“追殄餘賊”，賜號偉勇巴圖魯。

當年11月，朝廷任命曾國藩統帥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軍務，這四個省的巡撫（相當於省長）、提督（相當於省軍區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員，皆歸曾國藩節制。

自清朝以來，漢族人獲得的官僚權力，最多是轄制兩三個省，因此曾國藩成了清朝以來漢族官僚獲得權力最大的人。

1862年，曾國荃實受浙江按察使，遷江蘇布政使。曾家兩兄弟一時風光無限。然而，曾國藩並沒有洋洋自得，也不敢過於高興。

他在給九弟曾國荃的信中說：“然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

在他看來，身處高位、聲名顯赫的人，自古以來能善始善終的人很少，為了能保住晚節，一定要適當地退讓少許權位。

可見，曾國藩頭腦非常清醒，居安思危，時時懷著戒懼之心，審時韜晦。

02 曾家兩兄弟的不同秉性

曾國荃自咸豐十一年十月初六回湖南招兵後，便一去不返。曾國藩多次催促他儘早回軍增援上海，不過居功擺架子的曾國荃賴在家中一直遲遲不動，並拒絕帶兵增援上海。

曾國藩沒有辦法，只好再次寫信給曾國荃。

在信中曾國藩再次叮囑曾國荃隻身坐輕舟提前先來，最好是日夜兼程來營，以便來營後籌商一切，不過曾國荃直到正月廿八才動身返回。

這邊曾國荃一拖再拖，優哉遊哉，那邊曾國藩為一家之內，接連受到朝廷的恩寵，佔據高位，覺得心中有愧，惶恐不安，發誓要“拼命報國，側身修行”。可見，兩個人的秉性著實不同，為人處世的方式也很不相同。

正所謂“龍生九子各不同”，曾國藩、曾國荃兩兄弟真是很好地詮釋這句話的典型例項。

03 有所畏懼，謹慎小心

1863年春，曾國藩親自到雨花臺視察軍隊，看到“圍屯堅定”，決定放棄退軍的想法。曾國荃被提拔為浙江巡撫，仍統制前敵各軍，規圍南京。

曾國荃與楊嶽斌、彭玉麟等統籌形勢，合水陸各軍激戰多日，控制九洑洲江面，繼而先後攻陷上方橋、江東橋以及南京外圍中和橋、雙橋門、七甕橋、方山、土山、上方門、高橋門、秣陵關、博望鎮等要地。

在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的信中，曾國藩曾勸九弟曾國荃：“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但能於兩席中辭退一席，亦是一妙”。

後來，曾國荃改任浙江巡撫，所以曾國藩又囑咐曾國荃：“已換署新銜，則不必再行辭謝。”

對於曾國藩來說，當官的人最應該畏懼謹慎。首先是以方寸為嚴師。其次是左右熟悉的人，如巡捕、戈什、幕府文案，以及部下營哨這些人。再次是畏懼文人的議論。

正因為有所畏懼，謹慎小心，時時戰戰兢兢，不斷反省檢查自己，所以曾國藩才能長盛不衰，久立不敗之地。

04 注重提拔，保舉人才

曾國藩把保舉人才比喻為對禾稼的灌溉。針對當時社會官官相衛、人才不能脫穎而出的弊病，他很注意保舉人才。

在日常公務中，如果發現了可造之才，他總會將其破格提拔，並向朝廷推薦。

不過，曾國藩對官場賄賂公行、濫用保舉的風氣是十分反感的，認為這是導致吏治腐敗的原因之一。

所以，他認為保舉不能太濫，要經常反省自己。“位高望重，時時戰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惟保舉太濫，是餘亂政”。

曾國藩就是這樣一個謹慎的人，他的一生都不忘以此來修身養德。尤其是在位高權重之時，還能謹慎行事，讓曾國藩得以避過很多權臣盛極而衰的悲慘結局，善始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