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訂的《中英條約》不過是戰後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綱。次年的《虎門條約》才規定細則。我們知道戰後的整個局面應該把兩個條約合併起來研究。我們應該注意地有下列幾點：

第一，賠款二千一百萬兩。第二，割香港。第三，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第四，海關稅則詳細載明於條約，非經兩國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謂協定關稅。第五，英國人在中國者只受英國法律和英國法庭的約束，是即所謂治外法權。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來。當時的人對於這些條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們覺得外人在廣州一口通商的時候已經不易防範，現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橫行天下，防不勝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憂國者莫不以五口通商為後來的禍根。五口之中，他們又以福州為最重要，上海則是中英雙方所不重視的。割讓土地當然是時人所反對的，也應該反對的。但是香港在割讓以前毫無商業的或國防的重要。英入初提香港的時候，北京還不知道香港在哪裡。時入反對割地，不是反對割香港。

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是我們近年所認為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可是當時的人並不這樣看治外法權，在道光時代的人的目光中，不過是讓爽人管爽人。他們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辦法。至於協定關稅，他們覺得也是方便省事的辦法。每種貨物應該納多少稅都明白地載於條約，那就可以省除爭執。負責交涉條約的人如伊里布、者英、黃恩彤諸人知道戰前廣東地方官吏的苛捐雜稅是引起戰爭原因之一，現在把關稅明文規定豈不是一個釜底抽薪、一勞永逸的辦法？而且新的稅則平均到百分之五，比舊日的自主關稅還要略微高一點。負交涉責任者計算以後海關的收入比以前還要多，所以他們洋洋得意，以為他們的外交成功。其實他們犧牲了國家的主權，遺害不少。總而言之，道光年間的中國人，完全不懂國際公法和國際形勢，所以他們爭所不當爭，放棄所不應當放棄的。

我們與英國訂了這種條約，實因為萬不得已，如別的國家來要求同樣的權利，我們又怎樣對付呢？在鴉片戰爭的時候，國內分為兩派：剿夷派和撫夷派。前者以林則徐為領袖，後者以琦善為領袖。戰爭失敗以後、撫夷派當然得勢了。

這一派在朝者是軍機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營英。中英訂了條約以後，美法兩國就派代表來華，要求與我國訂約。撫夷派的人當然不願意與美國、法國又打仗，所以他們自始就決定給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們說，倘若中國不給，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來做買賣，我們也沒有法子查出。這樣做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國人，勢必與英國人團結一致，來對付我們，假使中國給美、法通商權利，那美國、法國必將感激中國。我們或者還可以聯絡美、法來對付英國。並且伊里布、者英諸人以為中國的貿易是有限的。這有限的貿易不讓英國獨佔，讓美、法分去一部分，與中國並無妨礙，中國何不作個順水人情？英國為避免別國的妒嫉，早已宣告她歡迎別國平等競爭。所以美國、法國竟能和平與中國訂約。

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一部分由於我們的無知，一部分由於我們的法制未達到近代文明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