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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二年，歲在癸亥，中秋之夜，“上（康熙）衣錦袍，看月宮景物”，與大臣共度良宵佳節，，“登樓宴賞”。此時，施琅題奏臺灣投降捷報飛遞而至，康熙喜甚，即脫所衣錦袍賜施琅又賦詩一首，御筆親書，命裱褙賜施琅。
然而，臺灣統一後，清廷決策當局卻發生了臺灣“棄”、“留”之爭，此次爭論前後歷時約半年。臺灣或“棄”或“留”，其關係之巨大，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對規取臺灣，其初心重在平定“海寇”，安定沿海及海疆，而對臺灣的戰略地位與形勢缺乏瞭解與認識。
一、康熙對臺灣的認識不足
歷史證明，是施琅力主“留臺”、“守臺”，才使康熙改變初衷。今據有關史料，述其過程。
中秋夜到京的施琅捷報，即《臺灣就撫疏》。該《疏》主要內容有三：
（一）七月十五日，鄭克埃與臺灣軍政大權在握的劉國軒、馮錫範遣人前來澎湖，受撫投降；駐守南北淡水的鄭軍左武將軍何祐也差人向施琅“納款，是臺灣南北地方，俱已效順，“臺灣全島歸清；（二）臺灣“土地千餘里，戶口數十萬”，是極其富庶之島；（三）臺灣地處外海，且鄭氏官兵眾多，當作何安插？臺灣“或去或留？”“事關重大，所當亟請皇上迅賜睿裁“。同時，請差戶、兵二部才能大員迅速前來，會同督撫料理一切事宜。
康熙頒發諭旨，對平臺有功人員“一併從優議敘”，對臺灣棄留問題，“令議政王大臣會議以聞”。議政王大臣等議得“臺灣應棄應守”，俟鄭克塽等率眾登岸後，令侍郎蘇拜會同福建總督姚啟聖、巡撫金鋐、提督施琅“酌議具奏”。康熙同意。
因此，清廷首先關注的是辦理鄭氏所部登岸及安插事宜，消弭鄭氏的軍事力量，然後才會議臺灣“應棄應留”的問題。
本來，臺灣統一後，“如何管理”乃當務之急，之所以未能及時議定者，蓋因康熙當時的態度使然。八月十三日，施琅率軍抵達臺灣，由鹿耳門登岸。劉國軒、馮錫範等到軍前迎接，“其各鄉社百姓及土番，壺漿迎師，接踵而至”，受到臺灣人民及高山族的熱烈歡迎、施琅“宣佈皇仁，酌量給賞。鄭氏文武官員悉行剃髮。
施琅立即著手將鄭成功之子輔國公鄭聰等6人，鄭經之子鄭克塽（鄭成功之孫）及其弟恭謹侯鄭克舉等9人，武平侯劉國軒、忠誠伯馮錫範等及其子弟、故明監國魯王世子朱桓及明裔巴東王朱江等17人，續順公下官兵家口、海澄公家口等等緊要人員，“俱撥船配載官兵，陸續護送，移入內地”，交由侍郎蘇拜、總督姚啟聖、巡撫金鋐安插。
其餘官兵家口，將“趣令起行”。康熙得知施琅已將鄭克塽等“移入內地”後，於九月初九日御筆親書《褒章》賜予施琅：
“海氛之不靖，艟出沒，波濤震驚。濱海居民，魚鹽蠶織耕穫之利，鹹失其業，朕心恆憫惻焉……蕞爾臺灣，險阻負固。爾施琅銜命往徵，決策進取……到闕，時值中秋……用紓南顧之憂，惟爾丕績！即解是日所御之衣馳賜，再褒以詩”。
《褒章》的主旨也是平定臺灣，康熙所關注者重在消弭沿海兵燹，民人得以安居樂業，使皇帝“用紓南顧之憂”，而對臺灣之地位卻未明確說明。
十月十日，九卿詹事科道以“海寇底定”請上尊號，康熙不允。他說：
“加上尊號，典禮甚大。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因從未向化，肆行騷擾，濱海居民，迄無寧日，故興師進剿，即臺灣未順，亦不足為治道之缺。“
此上諭足見康熙對臺灣地位認識之不足。
他認為臺灣位居海外，故“無甚關係”，即使不歸順清廷，也不是什麼缺陷。只因鄭氏“肆行騷擾”，故而才“興師進剿”。如此說來，在康熙決策過程中，平定“海寇”是其主要目的，至於臺灣地方的歸屬則考慮不多。康熙再次拒上尊號時所說，證明了這一點。
康熙第一次拒上尊號後，諸臣認為“皇上功德實越古昔帝王，非上尊號，無以慰臣民仰戴之慝”，於是再請上尊號。
而康熙則說：
“海賊乃疥癬之疾。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若稱尊號，頒赦詔，即人於矜張粉飾矣！不必行。“
康熙認為臺灣乃彈丸之地、得與不得都無關緊要、若上尊號，則是“矜張粉飾”，小題大作，誇耀功業，故不必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十一日御門聽政時，康熙對大學士明珠等重申了“臺灣僅彈丸之地”之說。
二、棄臺還是守臺？
正因為康熙對臺灣有如此認識，故“棄”與“留”便成為爭論的焦點。當時康熙曾詢問李光地的意見，但是康熙對臺灣是“棄”是“留”？仍無定見。
而促使康熙改變對臺灣的認識者正是施琅。
前已述及，當施琅平臺捷報於中秋夜到京後，康熙依議政王大臣會議所奏，命侍郎蘇拜前往福建與總督姚啟聖、巡撫金鋐、提督施琅會議臺灣“應棄應留”具奏。由於清廷首先處理鄭克等登岸及安插諸事宜，而且直到十一月十一日施琅“今在臺灣“，二十五日才班師過澎湖，故會議大約到十二月才舉行，此時距臺灣款降已逾四月。會議中“有議遷其人，棄其地者”。
於是引發了激烈爭論，施琅堅決反對“棄臺”，極力加以駁斥：
“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落，遠隔金門、廈門，豈不受制於彼而能一朝居哉？”然而，“部臣蘇拜、撫臣金鋐等以未履其地，莫敢擔承”，不同意施琅“留臺”、“守臺”的主張。
施琅說：
“會議之際，臣雖諄諄極道，難盡其詞。在部臣、撫臣等耳目未經，又不能盡悉其概，是以於會議具疏之外，不避冒瀆，以其利害詳細披陳。”
於是，於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恭陳臺灣棄留疏》，此《疏》逐一批駁“棄臺”之說，有力地論證了“留臺”、“守臺”，因而膾炙人口，成為不朽的名篇。
施琅在《疏》中首先指出：
“臺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裡，山川峻峭，港道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故“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其地理戰略位置十分重要。他回溯歷史教訓：荷蘭人侵佔臺灣時，“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為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
沿海地區不得安寧。以後鄭成功收復臺灣作為抗清基地，鄭經（成功子）“窺伺南北，侵犯江、浙”朝廷顧念甚深。因此，守臺便是“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禍患”。施琅強調指出：臺灣“地方既入版圖，土番、人民均屬赤子”，若棄而不守，將後患無窮。他說：
“此地（臺灣）原為紅毛住處，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一為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所到之處，善能蠱惑人心。重以夾板船只，精壯堅大，從來乃海外所不敵。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無伎倆；若以此既得數千裡之膏復付依泊，必合黨夥，竊窺邊場，迫近門庭。此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無虞。”總之，“（臺灣）棄之必釀大禍，留之則永固邊。”
“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因此，臺灣“斷之乎不可棄。”同時進呈臺灣地圖一張，請康熙“御覽”。施琅主張“留臺”、“守臺”是始終如一的。當鄭軍澎湖慘敗，於閏六月初八日請降時，施琅即宣稱必須“將（臺灣）土地人民悉入版圖”。此後在《臺灣就撫疏》、《諭臺灣安民生示》《祭臺灣山川后土文》以及《恭陳臺灣棄留疏》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
“（臺灣）土地既入版圖，則人民皆為赤子，保義撫綏，倍常加意。”
而施琅“棄之（臺灣）必釀大禍”的深刻分析與論述，雖然不可能是從西方早期殖民主義來認識問題，但他對外國侵略勢力一旦有機可乘，必將危害中國的分析論斷，可謂真知灼見。
三、施琅的遠見
而他指出，如臺灣一旦棄而不守，曾經侵佔臺灣的荷蘭人必將再度侵佔，更非無稽之談。
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侵佔臺灣的荷蘭長官揆一簽字向鄭成功投降，民族英雄鄭成功收復祖國領土臺灣。但荷蘭人並不甘心失敗，企圖借清軍之力再佔臺灣。同年七月，荷蘭將軍苗焦沙吾，“率領夾板船駛抵閩省，其船上豎有支援大清國字樣”。
苗沙焦吾到省城拜會靖南王耿繼茂，“自稱出海王”，奉命“前來助大清剿滅逆鄭”。與清方相約，翌年率隊前來。康熙二年（1663年）二月，荷蘭戰艦17只如期駛抵福建。
十月，清軍攻取廈門，荷蘭戰艦偕同清軍水師對鄭軍作戰，“放槍擊賊（鄭軍），尚能捨命效力”。“水師提督施琅會同荷蘭國夾板船邀擊之（鄭軍）。”施琅與荷蘭人早就打過交道，知其意圖。清軍攻克廈門，準備進攻銅山（福建東山），再邀荷蘭戰艦助戰，卻遭拒絕。荷蘭人表露了真實意圖：“反請我（清）派兵船進取臺灣，伊等相助。”清軍考慮到退守銅山的鄭軍兵力尚盛，若遠攻臺灣，鄭軍必從後進擊，因而不同意。荷蘭人又提出：“可行文招降臺灣軍民，伊等可派船運回閩省。”耿繼茂說：“外夷稟性貪利，察其來意，一則欲取臺灣，二則以圖通商”。
三藩亂起，鄭經復“猖獗海上”，一度佔領廈門、金門、泉州、漳州、潮州、惠豐等地。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鄭經悉調戰船齊集海澄，“賊”甚多。清軍決定進行一次大戰役，由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提督楊捷各率所部，水師提督萬正色率鉅艦，水陸夾攻鄭軍。荷蘭人又欲以戰艦助清軍對鄭軍作戰，只因荷蘭船未到，萬正色“不俟荷蘭國船，領水師先行出洋，驅逐海逆，克奏膚功”。
荷蘭人處心積慮謀再度侵佔臺灣，於此可見。故施琅力主“留臺”、“守臺”，對國家民族作出了極其重大的貢獻。
正是施琅對“棄臺”必為荷蘭人所佔，將後患無窮的分析使康熙深受觸動。本來，康熙對外國人（荷蘭等早期殖民主義者）素來懷有戒心，此前，荷蘭人曾請於福建通商，康熙說：“外國人不可深信。在外官員奏請互市，各圖私利耳。”
後來又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恭陳臺灣棄留疏》對荷蘭侵略者的分析與康熙的思慮相合，康熙因之改變了對臺灣地位的認識。康熙能及時改正自己認識之不足，表明了他是一位傑出的封建君主。
四、決策留守臺灣的過程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月二十一日，是決策臺灣“棄”“留”之日。施琅請於臺灣設總兵官1員，副將1員、參將2員、兵8000千，澎湖設副將1員、兵2000，鎮守其地。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議準行，一致同意施琅留臺守臺的主張。
御門聽政時大學士李蔚、王熙奏：
“據施琅奏內稱，臺灣有地數千裡，人民十萬，則其地甚要，棄之必為外國所踞，奸宄之徒竄匿其間亦未可料，臣等以守為便。”康熙說：“臺灣棄取所關甚大”，“棄而不守，尤為不可。“
根本改變了三個月前“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的主張。康熙命令大學士會同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如何管理臺灣具奏。於是，此前不同意施琅“留臺”、“守臺”的侍郎蘇拜等“亦從琅議”，總督姚啟聖也主張“留臺”。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差往福建的侍郎蘇拜，會同福建督、撫、提督疏言，請於臺灣設一府三縣、巡道一員，隸屬於福建省；從施琅所請設總兵官、副將等鎮守臺灣、澎湖。臺灣與祖國大陸重新統一起來，其行政區劃也與大陸劃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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