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長在朱元璋剛剛起步的時候，就跟著他一起創業了，雖然沒能立下催城奪陣的戰功，但在保障軍隊後勤，設立各種規章制度，使得軍隊正式化這方面，李善長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位列於開國文臣之首。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有著卓越功勳的人，卻在洪武二十三年的時候，被朱元璋以胡惟庸的一黨為罪名，將其全家七十多口人誅殺。

對於此事，歷來分成兩派，一派認為李善長被殺，實在是太冤枉了，他的悲劇完全是朱元璋的性格太過殘暴而導致的，而另一派則認為，是李善長自己做錯了事情，是其罪有應得。

為李善長鳴不平的那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明初的著名文學家和朝中大臣解縉，為王國用所起草的文章《代李善長辯冤梳》。

這可以說是最早敢於為李善長喊冤的，他在梳中的論據並不是從已經成型的供詞進行著實，而是考慮實際的地位和動機，進行詳細的剖析。

王國用認為，李善長根本就沒有謀反的動機，因為他在當時已經朝中數一數二的大臣了。地位可以說是不可能再高了，除非直接當了皇帝。

所以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李善長是不可能去協助胡惟庸謀反的。因為就算胡惟庸真的造反當了皇帝，他還是那個第一大臣，地位並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既如此他為什麼要去造反的。

同樣的，李善長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他難道不知道，跟著胡惟庸一起造反的成功率是有多麼渺小嗎？

朱元璋在看了這篇奏疏後，竟然沒有去歸罪王國用，這就更加讓後人聯想翩翩。

不管怎麼說，除了王國用之外，清代著名歷史學家趙翼，也曾經為李善長鳴過冤，他認為胡惟庸本人死於洪武十三年，而胡黨之獄則發生在洪武二十三年，則中間差了足足十年，為何當時沒能找到這麼多的同謀這人。

趙翼就此斷言，這分明就是好猜忌的朱元璋，在藉著胡惟庸謀反案為名，去牽連諸多開國大臣，為自己的子孫鋪路。

而覺得李善長是罪有應得的那一派，其論據則主要從多個角度出發，來論證其歷史的必然性。

比如明末清初的大文學家查繼佐，則從李善長的個人性格入手，覺得他識人不明，胡惟庸畢竟是他舉薦給朱元璋的；同時目光還比較的短淺，所以給自己招致了禍害。

查繼佐並沒有否認，李善長案是被朱元璋給故意牽連的，但他認為這是形勢所迫，怪不了朱元璋殘忍，因為胡惟庸同李善長存在著姻親關係，他們兩家各種利益盤根錯節，一旦朱元璋去世之後，新朝廷過於孱弱的話，保不準李善長會成為效法三國時期的司馬懿，那他朱家江山可就危險了。

當然，無論是替李善長喊冤的一派，還是認為其罪有應得的一派，都擁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承認李善長的獄詞太過於牽強附會，明顯是朱元璋為了打擊開國功臣，而故意羅織的。

其分歧點主要在於李善長獲罪的主因，究竟是朱元璋太過殘暴，還是李善長本人太過於不止收斂了。對此，讀者你們又怎麼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