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進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導師。迄今發表各類論文一百餘篇；著述包括《西方文化史論》《太陽崇拜與太陽神話——一種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視》《地球與人類文化編年：文明通史》《由獨享到共有：西方人的禮儀、習俗及文化》《中國象徵文化圖志》《歐洲文化史》《古羅馬角鬥活動研究》等。
古羅馬時代反映角鬥士的馬賽克壁畫。資料圖片
法國畫家居斯塔夫·庫爾貝創作的《摔跤手》（1853年）。資料圖片
義大利羅馬鬥獸場（2013年攝）。新華社發
羅馬大競技場，又名羅馬鬥獸場、羅馬圓形競技場，可以說是在座各位比較熟悉的世界著名古建築之一。我們今天的講座所討論的，就是曾經以這裡為重要舞臺的角鬥士。
角鬥士也被稱為劍鬥士。古羅馬的角鬥士比賽大致由三個部分組成：人與人之間的角鬥表演，對外國戰俘或奴隸處以戲劇性死刑的“表演”，以及與獸相關的搏鬥（包括人與獸搏鬥或獸與獸之間的廝殺）。角鬥士比賽這項今人看來極端殘酷的活動，在古羅馬歷史中，曾經是令古羅馬人愉悅、狂熱追捧的娛樂活動，前後延續了大約700年。
一段殘酷的歷史記憶
古羅馬的角鬥士比賽，最初的形式是人與人之間的拳鬥，後來逐漸發展成為人與老虎、獅子、熊、豹、野牛等猛獸的肉搏。之後，為了滿足羅馬觀眾對更大刺激的需求，又出現了角鬥士之間的生死相搏：兩個鬥士手持盾牌以及利劍、三叉戟、網套等武器，相互搏殺。
關於羅馬角鬥活動的歷史起源，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比較普遍的認知是，羅馬人的正式角鬥活動，是從埃特魯斯坎人那裡學來的。而埃特魯斯坎人當初舉行這種活動屬於宗教儀式範疇，目的是向死亡的英雄致敬。這種充滿血腥的宗教儀式在當時被視為神聖的、勇敢的行為。公元前264年，也就是第一次布匿戰爭的時候，第一次正式的角鬥比賽在羅馬舉行，當時共有三對角鬥士參加。不久，越來越多的羅馬人開始“投資”這種角鬥比賽，他們舉行這樣的儀式活動主要是為了紀念亡者，同時也是為自身家族增加威望。隨著時間的推移，後一種目的愈顯突出了。羅馬共和國中後期是角鬥活動的逐步發展階段。到了公元前1世紀後期也就是共和國末期及帝國初期，羅馬角鬥活動進入興盛階段。在這個階段，由於羅馬城的自由民越來越狂熱地喜歡這項活動，一些大貴族、執政官紛紛出資舉辦角鬥比賽，以便贏得公民的支援。元老院貴族們還在舉辦角鬥比賽時相互攀比，以獲得更多支援，謀取更大的政治聲譽。羅馬歷史上著名的愷撒也曾經為滿足羅馬公民的喜好而多次舉辦較大規模的角鬥比賽。到了大約公元1世紀的羅馬帝國時代，角鬥活動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宗教意義，演變為古羅馬人的一項重要的公共娛樂活動。這一時期，單獨舉行角鬥比賽，或是在羅馬節慶期間舉辦比賽，或是將角鬥比賽與鬥獸賽、戰車比賽一同進行，已經為古羅馬人所司空見慣了。而羅馬人所喜好的角鬥廝殺娛樂，伴隨著羅馬的擴張、征服逐漸傳播到羅馬文化所能波及的地區，在參加者人數和競技場所規模上都達到令人矚目的高度。
在當時，人與人之間的角鬥比賽還可以細分為多種，其中主要是二人之間的角鬥以及集體角鬥。角鬥比賽中死去的角鬥士一般會被抬往停屍房，停屍房的大門被稱為“死亡女神”之門。在進入停屍房後，死去的角鬥士還會被再執行一次對身體要害處的攻擊，以確保他們是真的死於角鬥比賽而不是裝死。
大規模的鬥獸表演也是角鬥比賽的組成部分。根據記載，在公元前169年，63只非洲獅和獵豹、40只熊以及幾隻大象在一場角鬥表演中被獵殺。由於古羅馬時代野生動物資源較為豐富，滿足角鬥比賽所需也成為當時狩獵活動的重要目的之一，直接導致對稀奇的猛獸活體需求量不斷提高，以至於羅馬統治區域內不少猛獸都被過早地捕光，甚至影響到了當地的生態平衡，於是人們又把狩獵目光轉向他處。而隨著角鬥比賽觀眾需要更新鮮的“刺激”，新的動物品種包括老虎、鱷魚、長頸鹿、山貓、犀牛、鴕鳥、河馬等陸續被引入羅馬競技場，以取悅角鬥比賽觀眾。發展到後來，這種鬥獸規模也越來越大，單獨一場比賽需要400只甚至600只獅子。
根據大致估算，古羅馬人對於角鬥比賽的痴迷持續了大約700年。角鬥比賽也因此在古羅馬社會中產生了重要影響。
西方學者認為，角鬥比賽的發展在事實上刺激了羅馬經濟的發展。不過在羅馬統治時期，角鬥比賽的組織者們，包括元老院貴族和皇帝在內，他們本身並沒有利用角鬥比賽來刺激經濟的主觀意圖，因此即使從某種程度上看，經濟發展確實與角鬥比賽有關，也只不過是一種客觀上的促進。
獲古羅馬人追捧的角鬥比賽，對於失敗者來說是極為殘酷的。但是在角鬥娛樂活動繁榮時期，對當時的羅馬人而言，觀看角鬥比賽是一種“高尚”的娛樂。就連斯多葛學派的代表、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也承認，（角鬥比賽）這種娛樂是一種良好的教育，羅馬人認為它能夠培養沉著、勇敢、視死如歸的精神。西塞羅的這種判斷，與現代文明視野下的判斷大相徑庭，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古羅馬人對角鬥比賽的接受程度之深。
隨著羅馬帝國的逐漸衰落，盛極一時的角鬥比賽也逐漸走到了它的歷史終點。公元325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下令禁止角鬥比賽。雖然對於古羅馬人來說，數百年的慣性不會因為一道命令而徹底終結，但此後數位羅馬皇帝陸續頒佈禁止角鬥比賽的法令。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前，這種血腥的比賽終於被摒棄。公元403年以後，羅馬的圓形競技場不再舉行角鬥比賽。
在觀眾注視下死去的角鬥士
作為這項殘酷比賽的主角，角鬥士們主要由戰俘、囚犯和專門訓練的奴隸構成。他們手持盾牌以及短劍之類的武器在角鬥場上廝殺，以取悅在場的觀眾。
在角鬥比賽中，死刑犯及各種囚徒進入角鬥場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真正的角鬥比賽，二是將他們扔給猛獸。前者並不一定就是死路一條，後者則必死無疑。早在共和國時期羅馬法律就曾規定，經過法庭審訊被判處死刑的犯人一般都要交給競技場讓野獸“飽餐一頓”，且這個過程有觀眾“欣賞”。那些犯了重罪的犯人不僅要被送進角鬥學校，而且還被稱為“刀下鬼”或者“獸中餐”，他們或成為全副武裝的角鬥士的靶子而遭到屠戮，或被成批地投給飢餓的野獸。
奴隸也是角鬥士的主要構成，他們被稱為“角鬥奴”。之前我們提到的公元前264年羅馬人舉行的第一場角鬥比賽，其中的角鬥士就是奴隸。在羅馬共和國後期到帝國時期，專門的角鬥學校裡絕大部分學生是奴隸。奴隸的來源則更復雜一些：他們有的是戰俘成為奴隸，羅馬圓形競技場中的角鬥比賽犧牲者裡，就有與羅馬交戰失敗的迦太基等勢力的戰俘；有的是被拐騙或被綁架而成為奴隸；還有些是被海盜劫掠來的；另外一些則是被他們的主人出售的——後來的羅馬皇帝哈德良曾經針對這種情況頒佈法令，限制這些被出售的奴隸進入角鬥學校，除非奴隸自己同意或者因罪進入。
羅馬人，包括自由民、貴族乃至皇帝都時常直接參與這項狂歡式的競技娛樂。在共和國後期，羅馬人的角鬥娛樂活動逐步走向興盛，角鬥士中已出現並非被迫而是自願走進角鬥場的成員。根據學者喬治·維爾的研究，該時期“大多數角鬥士都是為了利益驅使而走向角鬥場”。許多羅馬自由民自賣為角鬥士，他們的目的是獲得不菲的獎金，以及令人稱羨的群體尊重、崇拜等。當然其中也有一些人是出於瘋狂，提比略時代的一位詩人曾說，那些自己賣身去角鬥場送死的人，即使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也使自己成為自己的敵人。資料顯示，羅馬皇帝卡里古拉最初受到擁護，以至於“他生病時，人們接連幾夜群集於宮殿周圍，甚至有些人發誓願意充當角鬥士參加角鬥表演”。羅馬歷史上的兩個著名暴君——尼祿和康茂德，也多次走上角鬥場。羅馬皇帝康茂德在圓形競技場裡進行過多次角鬥，並總是“勝利者”。雖然據說康茂德在正式公開的比賽中會手下留情，但按照同時代史學家卡西烏斯記載，在家中進行私下較量時，康茂德常常是劍下見血，殺死或打殘了不少對手。
關於歷史上是否存在著女角鬥士，曾經引起過很多討論。如今透過考古及文獻考察，我們可以確認，女性角鬥士是存在過的。歷史上的女角鬥士出現時間較晚。在羅馬帝國時期，女角鬥士之間、女角鬥士與其他人之間進行過角鬥比賽。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不止一次地記載了這方面的資料；尼祿、圖密善兩位羅馬皇帝曾舉行過有女子參加的角鬥賽。考古資料的來源之一是土耳其哈利卡納蘇斯出土的古羅馬女性角鬥士文物。不過由於當時認知和習俗的關係，女角鬥士還是在許多時候受到禁止，比如在公元200年，羅馬皇帝塞維魯就曾下令禁止婦女參加角鬥比賽。
隨著角鬥比賽日益受到羅馬人的追捧，具有魅力的某些角鬥士成為羅馬人眼中的英雄。古羅馬人崇拜勇士，他們對那些展示出巨大勇氣的角鬥士表示出了敬意。古羅馬龐貝遺址的相關雕刻就記錄了當時一位受到追捧的角鬥士：“塞拉杜斯，三次獲勝者，三次冠軍，年輕女孩心目中的白馬王子。”甚至在當時還出現了一個習俗——如果一個羅馬新娘要用一支矛把頭髮分開，她最好是用一支曾經浸潤了失敗被殺的角鬥士的鮮血的矛。
根據研究者們的估計，羅馬角鬥比賽盛行的數百年間，大約有70萬人在鬥獸場上喪生，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平均年齡18到25歲的年輕人。他們是在角鬥比賽觀眾的注視下死去的，他們的屍體透過羅馬帝國最宏偉的角鬥場大門被抬出去，只是為了讓觀眾開心。
角鬥比賽盛行的背後
古羅馬人舉辦的角鬥活動，帶給我們的不僅是一段殘酷的歷史記憶，而且帶給我們許多啟示。我們可以嘗試從更多角度去挖掘並認識這一問題——羅馬人何以如此狂熱地愛上這一娛樂專案。
為了解釋這個問題，需要重視羅馬時代的經濟、社會、文化背景等各種相關因素。
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對這種毫無人道可言的角鬥娛樂進行了譴責，他稱其為“一種被羅馬的法律和習俗公正地斥為最可鄙的職業”。英國詩人拜倫對角鬥比賽的譴責尤其著名，拜倫無法容忍從這種流血死亡的遊戲中尋找快慰的古羅馬人，他憤怒地喊道：“趕來吧！哥特人，宣洩你們的憤怒！”當代羅馬角鬥士的研究專家則把角鬥士比賽的興衰與羅馬帝國的最終滅亡聯絡起來。學者羅蘭·奧古埃特認為，羅馬人早已習慣了奴隸制，奴隸毫無尊嚴可言，“羅馬人認可這些奇怪的道德規範，這自然是我們所強烈譴責的……因為這個，羅馬的敗落……似乎比死亡本身更加可怕”。
也有觀點認為，這是當時羅馬擴張時期的一種精神折射。對於古羅馬人來說，他們的生活始終與征服的歷程相連，這讓角鬥比賽此類娛樂自然地產生了。角鬥比賽娛樂在古羅馬是如此時尚，它很快在帝國擴散開來。根據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的記載，著名的羅馬暴君尼祿統治時期，角鬥表演就時常舉行，以他名字命名的“尼祿尼亞”賽會就包括這類活動。羅馬文化史研究者奧托·基弗的總結，也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何當時羅馬人並沒有反對角鬥娛樂的聲音——即使是“許多高雅豁達的哲人，如西塞羅、塔西佗和塞內加（也沒有反對）……當年羅馬皇帝的統治下，整個社會對角鬥有興趣”。
在各種直接的原因之外，羅馬貴族以及皇帝頻繁舉辦角鬥比賽，無疑也是一種政治需要，例如透過吸引羅馬公民觀賽來贏得更多支援，羅馬皇帝也以此來籠絡和控制羅馬民眾。誠如美國學者埃裡森·福特萊爾所言：“競技場奠定了一塊複雜的政治儀式基石，與其說它意味著用糖衣來掩飾強制力，還不如說是羅馬統治者自身正在進行逼真的表演。競技場上的儀式是皇帝透過直接的個人態度變化來控制的方式，以此來造就和操控大眾情感的反應，重新規範地構建統治階層的命令。”
還有一些心理學觀點，試圖從人性論角度去闡釋這一問題。比如，古羅馬人對英雄的追慕也成為追捧角鬥比賽的精神助力。大量的記載說明，即便在當年羅馬角鬥場上那樣血腥、殘忍的環境中，也有類似今日“追星族”的出現。當時的角鬥士為提高知名度，會有自己的“藝名”，比如“好鬥者”“猛虎”等。痴迷的古羅馬觀眾熱切期待在比賽中看到自己支援的明星戰士出場。在羅馬最大的競技場——“圓形競技場”，許多角鬥迷們可以站著，或是從俯瞰大競技場的山丘上觀看比賽。當時為了能擁有一個座位，許多羅馬人在天亮之前就來到這裡。在留存下來的羅馬鑲嵌畫中，也有年輕女子向擁有象徵勝利的棕櫚枝、頭戴花環的角鬥明星表達崇敬的情節描述。又比如，古羅馬人對角鬥比賽的狂熱，是否來自人性對暴力刺激的某種潛意識的接受？現代行為學的某些觀點認為，好鬥、尋求刺激、追求快感也是人的本性組成部分，而現代的社會機制、法律體系、道德習慣等都是在有效地控制和分散人的這些本性。反之可以推論，在這些機制建立健全之前的羅馬時代，這些負面的部分自然等來了爆發的缺口，最終演變為羅馬時代人們對角鬥比賽的狂熱。
以歷史的觀點審視，每個時代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古羅馬人對角鬥士的狂熱，並不能完全用如今的道德標準去衡量評判。當然，不去苛責古人並不意味著可以縱容今人，殘酷的角鬥比賽的消亡，本身就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座標，它給現代人最大的啟示，就是對不同時代的流行娛樂中隱含的某些殘酷要素必須時刻警醒。
國人對古羅馬角鬥競技的認知與研究
縱觀歷史、縱覽研究歷程，國人關於古代羅馬角鬥的認知，經歷了“點·線·面”式的接受與傳播過程，這一過程歷經了數百年。
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在華傳教士南懷仁著《坤輿圖說》，其中提到了羅馬鬥獸場並繪圖說明，他稱其為“羅馬公樂場”，而《坤輿圖說》中對羅馬鬥獸場的記述自然伴隨了對角鬥士的認知：“歐邏巴洲意大理亞國羅瑪府營建公樂場一埏，體勢橢圓形，周圍樓房，異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俱用美石築成。空場之徑七十六丈，樓房下有畜養諸種猛獸多穴。於公樂之時即放出猛獸在場相鬥，觀看者坐圍圓臺級，層層相接，高出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逼礙。此場自一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坤輿圖說》問世後，在當時影響很大，被收入清朝官修的《古今圖書整合》。羅馬鬥獸場和角鬥士之史實逐步進入國人視野。
此後，山西人樊守義於康熙年間旅歐，留下了一部遊記《身見錄》，其中也記載了他對角鬥士曾經的舞臺——羅馬鬥獸場的遊覽觀感。他記述當時羅馬城中“有一所，非宮非殿，其房如塔，形圓，上下五層相連，有萬餘間，周圍窗戶層層便看，乃古時養獅處，今已坍毀其半矣”。
在南懷仁及樊守義筆下，羅馬鬥獸場當年的主要功用是畜養猛獸，因此或可推斷，他們對歷史上的角鬥比賽的關注，也更多集中在猛獸搏鬥之上。國人對角鬥比賽的這種認知傾向，一直延續到了晚清。清朝咸豐年間湖北人郭連城曾遊歷羅馬，在其所著《西遊筆略》中記錄了他參觀羅馬鬥獸場的經過，其中也提到鬥獸場在古羅馬時代的用途是“獸圈”。
新中國建立後，學者們對羅馬角鬥士的瞭解更加廣泛，對角鬥比賽的關注點開始更多傾向於比賽的殘酷性。在20世紀70年代，由於當時學界對斯巴達克（後譯作斯巴達克斯）起義的關注，羅馬角鬥比賽的殘酷性特別是角鬥奴的悲慘遭遇，在當時得到了進一步的認知與傳播，並出現了兩部通俗類、介紹性的書籍《斯巴達克》《斯巴達克的故事》。
而商務印書館“漢譯學術名著”系列中關於古羅馬歷史及人物的翻譯著述，對後來的研究亦產生了影響，諸如羅馬史學家塔西佗的《編年史》《歷史》《阿古利可拉傳》，李維的《建城以來史》，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蘇維託尼烏斯的《羅馬十二帝王傳》等，均呈現了部分古羅馬娛樂活動、體育競技包括角鬥比賽的內容，成為近現代以來國內外研究者主要引用的原始文獻。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角鬥士相關史實的線式傳播和系統性介紹乃至研究逐漸出現。這一時期關於羅馬的歷史研究專著相繼問世，包括朱龍華的《羅馬文化與古典傳統》，楊共樂的《羅馬史綱要》，李雅書、楊共樂的《古代羅馬史》，楊共樂的《羅馬社會經濟研究》等。
進入21世紀，關於角鬥士研究的國內專著也出現了，比如我與侯洪穎合著的《角鬥士：一段殘酷歷史的記憶》等。隨著世界史專題研究的不斷擴充套件和深入，關於羅馬歷史的譯介工作也在快速推進中，與角鬥活動相關的歷史人物研究譯著增加，包括戴維·肖特的《提比留》和漢斯·波爾桑德爾的《君士坦丁大帝》（均為許綬南譯，2001）、阿瑟·韋戈爾的《羅馬皇帝尼祿》（王以鑄譯，2003）、戴維·肖特的《尼祿》（李丹、趙蓓蓓譯，2003）、謝·勒·烏特琴柯的《愷撒評傳》（王以鑄譯，2010）、約翰·威廉斯的《奧古斯都》（鄭遠濤譯，2018）等等。關於角鬥士及其活動的專著及文論譯介也相繼出現，諸如［荷］菲克·梅傑的《角鬥士：歷史上最致命的遊戲》（李小均譯，2009）、［英］約翰·馬拉馬的《角鬥士：古羅馬的興衰》（肖歡譯，2003）、［美］大衛·波特的《勝者王冠：從荷馬到拜占庭時代的競技史》（曹正東譯，2017）、［英］菲利普·馬蒂塞克的《角鬥士》（曹寧譯，2021）等。據不完全統計，21世紀以來有關羅馬史及其專題的內容，譯著不下50部。
國內研究在最近十幾年碩果累累，呈現出“平面型”的系列成果。學術研究和公眾興趣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文化史的研究普及，加之21世紀以來網路的發展，也使角鬥士相關專題的公眾影響力得到了提升，進而推動了對這一議題的進一步學術挖掘。諸如“女性是否參加了角鬥”“角鬥活動的消費者”“角鬥娛樂是如何走向地中海區域各行省的”等一系列細分內容的研究相繼出現。
不過，比較國內外的諸多專題論文、相關專著，相對於歷史上持續七個世紀之久的角鬥活動而言，研究上由於原始資料的缺乏而存在一些短板。比如，某些具體的專題尚待深入探究，區域性橫向比較研究較為少見，來自不同學科及時代視角的評價較少等。具體表現在，一是關於角鬥士地位變遷的原因分析、角鬥活動興衰本質原因的深入探索、羅馬帝國時期大環境的分析等均有缺陷和不足；二是關於角鬥活動不同視角以及古今視角的評價較為欠缺。
就研究趨勢而言，在新的考古資料（包括銘文資料）不斷被髮掘和研究的基礎上，目前國外（以美國、義大利、德國、法國、英國等為主）學者相對集中於文化史領域的細微之處，譬如與角鬥活動有關的銘文、燈具等文物成為專題研究的重要旁證。而隨著研究的深入，尤其是伴隨著新的銘文資料的發現和整理，關於角鬥士的全新專題及細節內容成為研究熱點，這方面內容在我國目前大多還處於介紹階段，有待進一步細化和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