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更為方便地去認識一段歷史，我們通常會選擇一個角度去觀察。那麼，要認識東漢之後的政治文化變化，士家的形成、發展、衰落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角度。

在東漢的政治舞臺上活躍著皇權（及其附屬物外戚與宦官）、士大夫、士族與豪族多種政治力量，這些政治力量維持著一種政治平衡，使得皇權較為強大，各種勢力平衡發展，政治文化偏離甚微。但是隨著黃巾起義的發生，這種力量結構在今後一個世紀急速演進。

東漢年間，宦官與外戚、士大夫爭鬥不止，釀成兩次黨錮之禍，朝廷日益腐敗，又逢全國大旱，顆粒不收而賦稅不減，漢靈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在鉅鹿人張角的號令下，高喊“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黃巾起義爆發。鬥爭不斷的東漢朝廷面對全國性的起義顯得無力，又，光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罷都尉、廢秋式，使地方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喪失。為了鎮壓起義，東漢朝廷又允許地方自行招募兵俑，派兵鎮壓，使這場起義八個月就平定下去。

但是，黃巾起義改變了東漢的政治格局，東漢讓地方自募兵俑的措施，使地方豪族如董卓、孫堅等崛起，靈帝中平五年（188年），劉焉謂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權輕。遂改部分刺史為州牧，這使得地方豪族進一步壯大。漢靈帝死後，大將軍何進為了誅宦官，引外藩董卓進京，因機事不密，何進為張讓等所殺，袁紹、曹操盡除宦官，董卓入京後，廢少帝而立劉協為帝，史稱漢獻帝，董卓得專朝政。至此，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的外戚與宦官的鬥爭結束，外藩軍閥得專朝權，皇權衰微，東漢原本活躍著的皇權（及其附屬物外戚與宦官）、士大夫、士族與豪族多種政治力量，只剩下士族與豪族。

群雄討董後，形成了幾個地方勢力集團，開始了群雄逐鹿。曹操的勢力本不及袁紹，而終能克紹，與曹操與袁紹對待士族與豪族的政策不同不無關係。曹操出身不及袁紹，曹氏本地方豪族，趁黃巾而起勢，故用人施政不拘一格，清人趙翼說：“蓋操當初起時，方欲藉眾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楊阜所謂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乃其削平群雄，勢位已定，則孔融、許攸、婁圭等皆以嫌忌殺之。荀彧素為操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甚至楊修素為操所賞拔者，以厚於陳思王而殺之。崔琰素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殺之。然後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從前之度外用人，特出於矯偽以濟一時之用，所謂以權術相馭也。”因此，在曹操集團中，有以曹氏、夏侯氏為代表的宗族集團（其亦屬豪族）、以荀彧、鍾繇為代表計程車族集團、以郭嘉、于禁為代表的寒門集團，是故曹氏之為政，必慮諸者而後行之。這使得曹氏集團在東漢末年士族、豪族、士大夫、寒門各方都具有活力的條件下得以整合各方為其所用。反觀袁紹，本士族出身，四世三公，所用之人皆為河北士族，故所行之政多以士族為重，失去了其他勢力的支援。

但是，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士族處於上升期，這是一股有活力的政治集團。同時，黃巾起義後的群雄割據也使得士族更加具有地域性，在北方，曹操依靠士庶混合集團統一了北方。在江東，孫氏依靠淮北士族與江左士族的聯合建立了割據政權，這一聯合計程車族群體具有很強的排外性，他們以江左士族為本位，深深的影響著今後一段時期內的歷史發展。劉備也在荊州士族與蜀中士族聯合的基礎上建立了西蜀政權。正是這些地域性計程車族構成了三足鼎立的一個動力，曹操在官渡之戰中以弱勝強，而赤壁之戰中以強不能制弱者，蓋亦有士族之力也。正是南北士族之間的一系列差異構成了南北不能快速統一的因素。

赤壁之戰後，曹操認識到了這一因素，開始內部的進一步整合。當時，士族正處於上升期，掌握著大量的經濟、思想文化與人才資源，曹操以外番強臣“挾天子以令諸侯”，在人才上與思想上都必須取得士家大族的支援。然而，曹操也看到了只依靠世家大族的弊端，故而釋出求賢令，說“‘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這其中包括明顯計程車庶並用的思想。

曹操逝世後，子曹丕即魏王位，丕故為雄才大略之主，然其威望與才略不可比於曹操，加之其篡漢自立的野心需要士族的支援。這時期不得不改變曹操時對士族即打又用的政策，開始懷柔、優渥士族，篡漢自立後，用吏部尚書陳群之言，設立九品中正制：

以品第之法選拔官吏，州設州都，郡設為中正。“……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由此可見，郡中正由各郡長官推選，而且是現任官兼。《晉陽秋》：“陳群為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於中正。考之簿世，然後授任。”表明魏時已重家世，但還不是完整的標準。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學。如《宋書·恩幸傳序》：“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但無論如何，九品中正制的設立，改變了曹魏政權的結構，使士族崛起，庶族地位下降，士族在東漢以來計程車庶鬥爭中取得更大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