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蘇四十三和韓二個率領農民起義，起義軍作戰英勇，一路勢如破竹，攻入老教區後，不僅擊潰了陝甘總督勒爾錦，還將哈爾戶長韓三十八斬殺了。訊息傳至清廷，朝野震動，乾隆立刻派兵前往鎮壓。
乾隆此次派往甘肅鎮壓起義軍的清兵，由阿桂與和珅兩位清朝重臣親自率領，足可見乾隆對此次平反的重視程度。
阿桂與和珅率大軍向甘肅開進，一路上將行軍情況按照規定及時向朝廷上報。大軍進入甘肅境內後，遭遇了一場大暴雨，此後連陰密雨不斷，給行軍造成了極大的困難。阿桂與和珅如實將該情況像往常一樣上報，並未對此事特別在意。
令人沒想到的是，乾隆得知這個情況後卻勃然大怒。很快，阿桂和新任陝甘總督不久的李侍堯就接到了聖旨。乾隆在聖旨中明確指出，命他們二人徹查甘肅官場！從聖旨的內容就可以看出乾隆的震怒，他在聖旨中寫道：“根求到底，務令水落石出。”
阿桂和李侍堯從聖旨中的這句話，明白了乾隆對徹查甘肅官場的堅定態度，瞭解聖意的二人，立刻對甘肅的官場展開深入調查，最終的結果令人瞠目結舌，數百官員因此落馬，百餘官員死刑，50餘官員被斬首示眾。
一場遭遇暴雨的行軍報告，為了引起乾隆的盛怒？甘肅官員又犯下了什麼樣的罪行，令這場徹查幾乎席捲了整個甘肅的官員？這一切，還要從兩年前于敏中的死說起。
乾隆四十四年，軍機大臣兼文華殿大學士于敏中病故。于敏中為官數十載，身居高位，雖然並非首輔，手中權力卻實實在在，可謂權傾一時。于敏中死後，備極哀榮，乾隆專門下詔賜卹，以示榮寵。
乾隆為何對於敏中如此看重呢？因為于敏中在他的眼中，是“廉直”的典範。但緊接著發生的一件事，卻讓乾隆大吃一驚，原來他對於敏中，看走了眼。
于敏中死後半年左右，于敏中的孫子於德裕用一紙訴狀將親叔叔於時和給告上了公堂。理由是，叔叔霸佔了他祖父于敏中在京城的資產。原本此事已經塵埃落定，此時因為這場官司波瀾再起，引起了乾隆的注意。
因為案情涉及到于敏中，乾隆十分重視，派了大學士阿桂親自督辦此案。經過一番排查後，于敏中在京城和老家的資產很快就被查明，結果顯示，一直被乾隆視作“廉直”之人的于敏中，家資總共價值200萬兩白銀。
這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即便是乾隆，聽聞到這個數字後也極受震撼。他是聰明人，立刻就意識到自己這麼多年來被于敏中給欺騙了。他不僅不“廉直”，而且還是一個鉅貪。這個事實引得乾隆怒火中燒，恨恨地說道：
“聯任敏中數十年，知其為廉直，安得有如許巨資？”
此時的乾隆，對於敏中的鉅額資產乃“非得之以正者”心知肚明，但他卻並未治罪于敏中，理由是欲保全于敏中的名節，並專門下了口諭給辦案大臣，明確告訴他們，不要追究于敏中生前之罪。
乾隆此舉表面上是保全于敏中的名節，又何嘗不是在保全自己的名節，畢竟，被于敏中欺騙數十年，不僅沒有發現，反而讓于敏中博得了“廉直”之名，屬實是丟人。最終，此案只是將於時和入罪，發配到伊犁了事。
至於於時和侵佔于敏中的部分遺資，大部分都充公了，只留三萬兩白銀給於德裕，算是恩典了。此事撫平以後，于敏中貪腐的事情其實還有暴露之處，例如章攀桂出資為于敏中修花園的事，就浮出了水面，但乾隆的處理方式依然偏向於息事寧人，只是將蘇松糧道章攀桂革職處理，便不再深究了。
自古以來便有“京官窮”的說法，因為京官的俸祿往往少得可憐，那于敏中作為“京官”為何如此有錢呢？其實箇中緣由，從章攀桂給他修花園的事件就能看出端倪。京官雖然沒有地方官斂財的機會多，但京官手中掌握的權力卻是地方官無法擁有的。
如此一來，斂財有道的外吏，便成了一些京官的“財神爺”。封疆大吏們雖然是一方霸主，但想從國庫拿銀子，中飽私囊，卻免不了要與一些身居要職的京官打交道。外吏想賺這些錢，自然要打通京城裡的關係，尤其是在皇上面前有話語權的朝中大員。
“京官專以咀嚼外吏為事”，這並不是什麼秘密，就連乾隆本人，對這種事情也再清楚不過。只要做得不過分，他也懂得水至清則無魚的道理。只是他沒想到的是，一直被他視作廉直典範的于敏中，竟然斂財高達200萬兩白銀之巨，著實讓他吃驚不小。
外吏雖然生財之道多，但也並非肆意妄為，即便會拿出錢疏通於敏中，又怎麼會拿出這麼多錢來？于敏中的錢是誰給的，他又替誰辦了什麼事，才會得到如此鉅額的好處？由此看來，在這200萬兩資產的背後，應該還隱藏著一個斂財數額更加巨大的外吏才對。
這個人是誰？乾隆也不清楚，想要弄清楚這個人的身份，既需要時間，也需要一個機會。這個人隱藏得很深，在於敏中死後接近兩年時間裡，乾隆都沒能讓他浮出水面。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沒想到這個鉅貪不在富庶之地，反而是出自貧困大省甘肅。
阿桂率兵進甘肅平反，遭遇一場暴雨，以及陰雨連綿的天氣。乾隆收到這個訊息後，立刻勃然大怒，下旨給阿桂，命他徹查甘肅。一場暴雨為何會引發乾隆的雷霆之怒？因為甘肅此前一直上報朝廷的情況是“連年大旱”，與阿桂遇到的真實情況完全不符。
甘肅是貧瘠之地，又連年遭災，百姓的日子很苦。為了緩解甘肅的壓力，戶部每年都要撥鉅額錢糧給甘肅，用於賑恤災民。如果災情有假，那麼戶部每年撥去的“捐監糧”去了哪裡？數以百萬石的“捐監糧”不是小數目，在捐監糧的背後極有可能隱藏著一個鉅貪。如果甘肅災情是假的，相當於乾隆又被人矇騙了，他知道後怎麼能不震怒呢？
阿桂和李侍堯接旨後，立刻在甘肅展開了徹查，由於二人的能力出眾，他們將甘肅按察使福 寧定為首要審查的目標，很快就將甘肅的貪腐黑幕揭開，王亶望這個隱藏極深，牽連甚廣的鉅貪，也隨之浮出水面。
王亶望，出生于山西臨汾，善於讀書，成為乾隆時期的舉人。有了這個身份以後，王亶望就有了邁入仕途的敲門磚，開始了他的崛起之路。
王亶望成為舉人後，憑藉捐納當上了知縣，此後除知府、累遷布政使、暫署巡撫，可謂是平步青雲。縱觀他的升遷之路，基本上都離不開“錢”字，靠著黃白之物開路，打通晉升之道，已然成了王亶望升官發財的“秘訣”。
王亶望善於斂財，更善於偽裝，加上拿了他好處的人不在少數，自然在皇帝面前替他說好話的人也就多了起來。久而久之，乾隆誤聽誤信，錯把這麼一位貪官，當成了有識之士。更是在乾隆三十九年，乾隆遇到棘手問題的時候，把他當成了救命稻草，讓他出任甘肅布政使，為自己排憂解難。
前文已經說到，甘肅乃貧瘠多災之地，常年需要朝廷從國庫撥鉅款賑恤。乾隆本來就是花錢如流水的皇帝，再加上每年如此巨大的開銷，國庫的壓力極大。為了緩解國庫的開支壓力，乾隆二十五年時，清朝廷想到了一個辦法，特准甘肅開放繳糧捐納監生。
所謂“監生”，是國子監生員的簡稱，也就是說，成為監生，就獲得了國子監讀書的資格。想要成為監生，途經一般有兩種，一種是靠父母地位或者皇帝恩准取得監生身份，例如“廕監生”就是這種情況。還有一種情況，是透過全國各地進行選拔，擇優錄取，例如“貢監生”。
無論這兩種哪一種情況來看，都不容易，畢竟父母是三品以上京官的孩子不多，得到皇帝恩准的人更少，至於外國留學生這種特例，在清朝也並不常見。至於憑實力選拔，這確實是寒門出貴子的一個渠道，但寒窗苦讀的人多，真能一朝中舉的人何其少？這一點從《范進中舉》一文就可以窺得一二。
所以，當乾隆批准了甘肅繳糧捐納監生後，全國各地的有錢富商和百姓趨之若鶩，這對他們而言，幾乎是一次可以改變命運的機會。讓兒子進入國子監，並可以不用遠赴京城讀書肄業，卻依然可以享受秀才同等權力的誘惑太大了。
只要繳糧捐納成為監生，這些人就可以直接參加鄉試，去博一下進入官場的機會，如果成功，自然就成了家族裡光耀門楣的英雄。或者，家裡壓根就不缺錢的人，給兒子爭取到監生的身份後，就可以再拿錢，直接給兒子加捐官職。富庶之家不缺金銀，卻缺少行商的庇護，若能拿錢讓兒子當官，這是一筆“包賺不賠”的買賣。
甘肅的繳糧捐納監生開始後，省內和外省的富裕商民全都積極參與，使清朝國庫壓力頓時減小，甘肅缺糧的問題也在短時間內迎刃而解。
但這種近乎飲鴆止渴的方式，真的能夠長期推行嗎？經過數年的推行後，事實證明，這種做法並非是解決甘肅貧瘠多災而缺糧的良方，反而諸多弊端因此叢生，令甘肅的問題更加嚴重。為何會如此呢？究其根本，還是一個“貪”字給鬧的。
甘肅實施繳糧捐納監生以後，隨著全國湧來的富裕商民參與，甘肅的糧食雖然多了，但地方官的貪慾也因此被激發出來，素來貧瘠的轄區，突然湧入如此多的錢糧，令一些地方官被貪慾控制，趁機中飽私囊，全無顧忌。
捐監糧有的被挪用，有的進了地方官的私人倉庫，更有甚者，直接不收捐監糧，直接收取折換成等價的白銀。短短几年間，甘肅因為繳糧捐納監生一事，引發無數弊端，令清朝廷焦頭爛額。無奈之下，只好快刀斬亂麻，將甘肅繳糧捐納監生給叫停了。
繳糧捐納監生一事叫停後，甘肅缺糧的情況立刻又凸顯出來，清朝廷只能又像以前一樣，每年拿出大筆的白銀撥給甘肅，賑恤災民。正所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甘肅官員原本已經習慣了貧苦的環境，對此怨言不多，但經過開放繳糧捐納監生的幾年後，再讓他們回到以前的生活，頓時覺得吃不消。甘肅上下的官員們，無不叫苦連天，一邊拿著朝廷的補貼，一邊向朝廷叫苦，稱甘肅糧食短缺嚴重。
時隔數年，甘肅缺糧的問題，繞了一個大圈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大有雪上加霜之勢。乾隆三十九年，陝甘總督勒爾錦舊事重提，申請恢復甘肅捐監舊例。乾隆將此事交給戶部研究，戶部研究的結果是，“以為可行”。
捐監之事弊端諸多，早已有事實證明，怎麼此刻戶部又“以為可行”了呢？其一，國庫的壓力太大，捐監雖為飲鴆止渴之舉，但確實能起到緩解國庫壓力的作用；其二，戶部有人得了此事的好處，自然願意順水推舟；其三，乾隆覺得只要找一個得力之人前往甘肅，出任甘肅布政使，就能夠摒除弊端，處理好捐監之事。
所以，乾隆允准此事後，便開始物色足以承擔甘肅布政使的人選。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那個一路靠真金白銀開道的王亶望，進入了乾隆的視野。王亶望極其善於偽裝，但同時又善於理財，給人一種很精明的感覺，被乾隆誤認為是甘肅布政使的最佳人選，命他到甘肅專責辦理收捐監糧之事。
彼時的王亶望，身為浙江布政使，並暫代浙江巡撫，在浙江的地位極高。而且，浙江是富省，與甘肅這種經濟墊底的省份相比，有著雲泥之別。在這種情況下，乾隆調王亶望去甘肅出任布政使，對王亶望來說，既是乾隆對他的信任，也是對他的一場考驗。萬一辦事不力，可能就再也沒機會回浙江，仕途都有可能就此斷在甘肅的貧瘠之地。
王亶望究竟官場，對這些利弊自然心知肚明，但他並未表現出任何的不情願，反而在上任之初，便向乾隆堅定表態，自己抵達甘肅後，定會“隨時隨處，實心實力，務期顆粒均歸實在。”
王亶望的態度令乾隆十分滿意，從此對他信任有加，將甘肅捐監糧的大小事務，全權交給王亶望去辦。王亶望將陽奉陰違演繹地淋漓盡致，他一邊向乾隆表忠心，一邊與總督勒爾錦蛇鼠一窩，直接將全省的繳糧變為銀兩收捐，將這些銀兩全部彙集到王亶望和蘭州知府蔣全迪處。
在甘肅的賬本上，捐監糧每日持續進賬，但倉庫內的實際情況卻是空空如也，顆粒無收。如此巨大的糧食虧空，一旦有人來查，豈不是隻要開啟糧倉大門看一眼，就能夠輕易識破王亶望和勒爾錦、蔣全迪等人的貪腐行為嗎？
對於這個問題，王亶望早有準備，他與蔣全迪每年都會根據捐監糧的數量進行核算，再以無災報有災，小災報大災的方式，將這些數額分配到甘肅的各個州縣，在每年夏天和秋天，分兩次將這些賑災數量下發到各個州縣，命他們按照這個數量來消減各自賬面上的“捐監糧”。
就這樣，原本就子虛烏有的捐監糧，透過無中生有的“賑災”平賬，王亶望等人則從中撈取鉅額白銀，手段之惡劣，令人咋舌。
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有勒爾錦這樣的總督和王亶望這樣的布政使，甘肅上下官員開始依樣畫葫蘆，紛紛效仿他們的做法，在各個州縣都開始利用捐監糧做文章，從中牟取暴利。例如平番縣的知縣何汝南，侵吞白銀五萬餘兩；狄道州知州陳常，斂財4萬餘兩白銀，真是沒有辜負那句“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啊！
諸如此類的案例，在甘肅可謂是比比皆是，從乾隆三十九年開捐，到案發的七年時間裡，甘肅歷任官員幾乎沒有不貪的。這些官員利用捐監糧斂財後，一層一層地行賄上司，少則數千兩，多則上萬兩不等。
有一個叫麥桓的人，甚至幹出了“行賄賒賬”的勾當，簡直令人匪夷所思。麥桓被分配到甘肅時，屬於候補知縣，如果按照耐心等待，定然會有補缺的機會。不過，麥桓卻一刻也等不急了，因為甘肅當時正在包辦夏季災情，如果此時上任知縣，可以撈取巨大的油水。
於是，麥桓找到王亶望和蔣全迪，希望他們幫助自己立刻上任，如果這件事能辦成，他將會給王亶望和蔣全迪每人八千兩白銀作為酬謝。他一個讀書人，又不是商賈出身，自然無法拿出一萬六千兩白銀的巨資。
他的說法是，這些白銀就當是他欠二人的債務，等自己上任後，利用冒災銷糧的手段獲得白銀後，再用這筆錢兌現自己的承諾。如此荒誕之事，就這樣發生在清朝了，最有趣的是，王亶望和蔣全迪最後真的答應了他，將他保舉為靖遠知縣。麥桓為了還這筆虧欠的銀兩，到任後什麼事都不管，直接搞起了“捐監賑災”，抓緊斂財。
麥桓的做法雖然荒唐，但他就像是整個甘肅官員的一個縮影。最不可思議的是，由於甘肅的官員全都參與了貪腐，反而因此達成了某種奇怪的平衡，在甘肅官員上下相蒙的情況下，作弊貪錢之事，竟然隱瞞了多年。
不僅如此，由於開捐以後的數年間，甘肅並未再向朝廷要一分錢，即便災情四起，卻總能處理得當。乾隆看了甘肅的賬面，還以為甘肅的糧食充裕。乾隆四十二年，在甘肅斂財無數的王亶望，不僅沒有東窗事發，反而在任期的表現令乾隆十分滿意，被升為浙江巡撫。
王亶望貪婪無度，攬獲巨資，最終不僅沒事，反而帶著錢回到浙江，還升為巡撫。這樣的結果顯然給甘肅的其他官員立了一個不好的榜樣。在王亶望離開以後，其他官員的膽子更大，如他這般在任期談錢，任期滿後離開甘肅升官的人不在少數。
繼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贊，得知王亶望的做法後如獲至寶。在如法炮製的情況下，又巧立名目，收取的費用比以前更高。那些捐監的富裕商民，自然也不會因為多收幾兩銀子而放棄機會，使得王廷贊斂財速度更快。
若不是乾隆四十四年，阿桂與和珅遇到那場暴雨，乾隆可能還被矇在鼓裡。難道甘肅的貪官們，就真的做到了滴水不漏嗎？當然不是，紙包不住火，王亶望等人自然也不可能掩蓋住所有的耳目。
對於甘肅的情況，其實當時的一些戶部京官都知情，只不過他們收了鉅額的賄賂，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包括其他地方的官員，也對甘肅的情況有耳聞的人，例如巡撫閔鶚元，就曾警告過自己在甘肅做知縣的弟弟，要收斂一些。
隨著阿桂將此案查清，諸多涉案官員紛紛入獄。王亶望被當成首犯處斬，勒爾錦也被治了死罪，只不過不是處斬，而是“從寬賜令自盡”，其他官員入獄者多達百餘人。
隨著審查的深入，更多的罪犯和新的罪行隨之出現，入獄的人更多。乾隆處理該案的態度，主要以“從寬”為主，如果從嚴處置，甘肅省的官員恐怕極少能有逃過一死的人。即便如此，被處斬者仍然達到了57人的恐怖數字。至於其他判處徒刑、流行和革職的人，就不逐一詳述了。
王亶望真是此案的首犯嗎？當然不是，憑他的身份和地位，想要主導這麼大一場貪案，恐怕很難實現。乾隆此前給阿桂和李侍堯的旨意明明是“根求到底”，此時為何又如此快速地斬殺了王亶望，以求儘快結束此案呢？
說到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提到前文所說的于敏中。隨著甘肅捐監糧案件的調查深入，乾隆也逐漸明白了于敏中手中的巨資從何而來。如果只有于敏中一人拿了甘肅官員的錢，自然很好處理，但究竟有多少人拿了王亶望的錢，乾隆並不清楚，這才是他不敢貿然“根求到底”的真正原因。
乾隆五十一年，乾隆談及明朝的大奸臣嚴嵩，從而聯想到于敏中，他說出這樣一句話：
“于敏中擁有厚資，亦必系王亶望等賄求賂謝。”
只可惜，乾隆不知道的是，遠比王亶望、于敏中更加貪婪的和珅，在他的培養下，正在逐步走上仕途的巔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