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為什麼15次提及洞頭大門洋?
作者：云云
偏於東海一隅的洞頭大門洋，與高居廟堂頂端的乾隆帝之間，能有什麼關聯呢？
在清皇帝實錄裡，乾隆五十四年六月至十月，乾隆帝連續15次提及“大門洋”。
（一）起因：遊擊張殿魁於大門洋追擊海盜時遇難
張殿魁，乾隆五十三年升補為浙江黃岩標右營遊擊（見兵部題本《為核議張殿魁升補浙江黃岩標右營遊擊事》）。乾隆時期“遊擊”為武職外官，從三品。
一年後，乾隆五十四年閏五月二十九日，遊擊張殿魁在大門洋追擊海盜時遇難。
見《清實錄》卷1333：閏五月十二日，遊擊張殿魁在北洋追拏盜船……又於閏五月二十九日，在溫州大門洋追捕盜船六隻，拏住一隻，內賊匪數十人，出而拒捕，戳傷張殿魁及弁兵數名。
《清實錄》卷1335，對事件有更詳細的敘述：據稱署參將張殿魁乘駕小舟，追拏盜匪，手執腰刀，乘勢過船，速殺三盜，復擒拏殺傷十餘犯，因盜匪有四十餘名，拼命拒捕。張殿魁致被殺傷落海身斃。（因“張殿魁著照參將陣亡例議恤”，這裡稱其為“參將”）
（二）嚴令追捕海盜
張殿魁遇難後，乾隆帝痛斥綠營軍“可見從前巡緝廢馳，以致盜匪駛駕多船敢於拒捕傷人”（見《清實錄》卷1333）。
在《清會典》和《清實錄》裡，涉及“綠營”的條目就有2491條。何謂綠營？綠營，是清朝國家常備兵之一。順治初年，清朝在統一全國過程中將收編的明軍及其它漢兵，以營為基本單位進行組建，以綠旗為標誌，稱為綠營。簡單來說，綠營官兵皆為漢人。
據《乾隆大清會典則例》裡記載，清代乾隆時期全國綠營分為11個軍區、66個鎮、1000多個營，兵員共計64萬人，分佈在內地十八省各城要害，範圍極廣。
乾隆朝劃分的11個軍區分別是：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兩江、閩浙、湖廣、陝甘、四川、兩廣、雲貴。其中，閩浙軍區轄閩浙兩省（即福建、浙江）。
各軍區以下再設立鎮，時閩浙共設13鎮：閩省設8鎮，浙省設5鎮。浙省設立了定海、黃岩、溫州等鎮，張殿魁即隸屬浙省黃岩鎮黃岩標右營的遊擊，事故發生地——大門洋，也就是今天的洞頭大門洋，則隸屬溫州鎮管轄。時清綠營有分時分批在南北洋巡哨會哨制度，張殿魁是在巡哨大門洋時遇難，也有說他是“探聞大門洋有盜船六隻”，追捕到大門洋時遇難。
01
大門洋緝盜一案委派了哪些官員？
先從釐清綠營最高將領開始，綠營軍區的最高首領為總督，省的最高首領為提督（一省綠營職位從高至低分別為提督、總兵、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
六月下，乾隆帝要求“不可不迅速嚴挐，全數弋獲，盡法懲治”，委派了浙江巡撫琅玕馳赴溫州黃岩等處，與新調任提督陳杰會同商辦。琅玕，滿洲正藍旗，乾隆五十一年任浙江巡撫。乾隆帝迅速委派浙江巡撫和一省綠營的最高首領——提督會同查辦，可見對此案的重視。當然，提督雖統領一省綠營，但向來受巡撫制約，由此也可見一斑。
七月下，“前因浙江溫州大門洋地方有盜犯拒捕傷官之案，諭令伍拉納、琅玕、陳杰前赴該處會同督緝”。伍拉納，滿洲正黃旗，乾隆五十四年官閩浙總督。乾隆帝增派了閩浙軍區的最高統帥閩浙總督伍拉納，要求他“親至溫州一帶”、“督率兩省弁兵，分投截捕”，盡法懲治（見《清實錄》卷1334）。
後又恐盜匪竄至江南上海崇明一帶，乾隆帝傳諭兩江總督書麟、江蘇巡撫閔鄂元，選派明智幹練的文武官員，分投堵緝盜匪，以清洋麵。（見《清實錄》卷1335）
在溫州大門洋緝盜一案中，因吏治日趨腐敗，被委派的這些官員，後來大多結局淒涼。江蘇巡撫閔鄂元原本清廉正直，因其弟閔鵷元貪汙案，被乾隆帝罰銀，“閔鄂元在這種境況下選擇搜刮民脂民膏，”“籌集”了近30萬兩“議罪銀”上交內務府，後因貪腐案削職為民。閩浙總督伍拉納，乾隆六十年，因福建省庫虧空250萬兩被查，與其有姻親關係的和珅意欲拖延審查，大事化小，乾隆帝密派侍衛提審犯人至豐澤園親審，伍拉納等涉案的四位高階官員以及一大批福建中下層官員悉數被斬。浙江巡撫琅玕，也曾因“坐審擬海盜失當，吏議當革職，詔寬免，自請罰銀三萬兩”。
乾隆末年，潛藏在盛世錦衣下的瘡疤已經顯現。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來訪的英國使團——馬戛爾尼使團，成員巴羅觸目所及的，只有普遍的貧窮。他寫道：“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裡，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或者稱得上舒適的農舍……事實上，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時中國人的平均年收入為351美元，“徘徊在國際‘最低生存線’（350~400美元）左右”。乾隆盛世下，“絕大多數普通人仍然不過是一群過著赤貧生活的盛世螻蟻”（摘自作者“誰佐清歡”）。
乾隆末年，多數民眾貧苦，“閉關鎖國”政策下，天災頻發、吏治敗壞、貧富不均，海盜逐漸成勢，這也是乾隆帝對大門洋盜匪一案一再要求嚴查、“恐成海寇”的深層原因。
02
溫州大門洋緝盜遭遇暴風雨
據《中國氣象災害大典》，乾隆五十四年五月至七月，浙江洋麵氣候惡劣，“五月，寧海大水，同月初七日永嘉、瑞安、平陽皆大水”，“象山六月颶風發……七月，海溢”。這也為溫州大門洋緝盜一案的追捕增添了許多難度。
見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上（《清實錄》卷1334）：又據陳杰奏，由寧波至溫州，水程遙遠，現值頂風，不能迅往，現由陸路兼程前往……
“哨船在洋遭風一摺，內稱黃岩鎮標汛弁兵趙存高雙蓬船一隻，兵丁三十三人，出洋巡哨，於七月初九日夜在主山洋麵猝遇暴風，收駕不住，被風飄刮不知去向（見《清實錄》卷1340）”。
“伍拉納等奏，守備董秉玉緝捕洋盜生獲傷斃多名，因見餘盜漂浮水面，復坐小船追捕，致被覆溺等……”（見《清實錄》卷1340），守備董秉玉因大風覆溺小船而遇難。
03
乾隆帝的質疑
質疑一：盜匪的實際人數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上，遊擊董秉玉抓獲了盜犯林飛、王五二名，訊據供稱，“同夥盜船共有七隻，盜犯百有餘名”，乾隆帝認為“此言不可信，又系綠營化大為小惡習……至大門洋盜船六隻，一隻之內即有百數十人，則合之其餘五船，豈不竟有七八百人”（見《清實錄》卷1334）。
七月下，抓獲的盜犯陳三三供稱：“共有六船，每船夥黨三四十人及二三十人不等”（見《清實錄》卷1335），如盜匪所供屬實，按每船30人均計，則大門洋一案中，張殿魁追擊的六隻盜船裡，至少有海盜180餘人。
至九月上，伍拉納等覆奏，“洋刦盜犯先後已獲一百二十餘名”（卷1338）。此時，殺傷張殿魁的首犯陳禮禮、盜首林明灼等人，都還尚未追獲。
乾隆帝在盜匪人數上的質疑，主要還源於“如此糾眾逞兇，肆行刦掠，若不及早嚴辦，將愈聚愈多，勢必釀成海寇”的擔憂（見《清實錄》卷1334）。
質疑二：綠營怯懦之惡習
乾隆帝對綠營怯懦等惡習深惡痛絕。
張殿魁於大門洋遇害，遊擊董步雲等人辯稱，因洋麵有頂風，難以及時前往救護。乾隆帝直接批示：“試思張殿魁雖乘坐小船輕快，豈獨不為頂風所阻，何以又能駛往追趕盜船？”（卷1335）
隨著查辦的深入，張殿魁帶兵巡至大門外洋時，遠遠看到六隻盜船，因畏懼盜匪戰力，故意先行放炮示警，導致五隻盜船逃遁，一隻盜船因近山折回時，與張殿魁相遇，張殿魁在擊殺過程中遇害的內情被揭露。乾隆帝下旨飭查，“此總綠營畏葨陋習最為可惡”（見《清實錄》卷1334）。
在乾隆帝看來，“海洋捕緝盜匪，全在密速追擒，設或因兵少盜多，實在不能拘獲，何妨收回哨船，再行稟報該營旗將，添兵前往趕捕”，打不過可以先跑，添足兵力再行追捕，但是先行放炮示警，才是導致“此案盜犯知所防備得以肆兇抗拒”的主要原因，“雖張殿魁已傷身死，不加追究，該督撫等仍當遵照前旨。通飭各營，勿再蹈從前怯懦惡習。”
乾隆、嘉慶兩朝，綠營總兵六十餘萬，已逐漸成為軍事主力。然而由於太平已久，綠營本身隨著種種弊端而逐漸腐化。乾隆帝閱兵時，所見已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 。1796年（嘉慶元年）川楚教亂時，綠營已無力對付擅長游擊戰的白蓮教徒。此案中，不論是盜匪人數（至少180餘人，據《玉環廳志》，綠營參將、把總等在日常巡防、專防時配水戰守兵在40-50人左右）、武器（盜船配備有叉刀槍炮），還是精神面貌，綠營與海盜對抗，都處於弱勢。
質疑三：首犯是否已在海上身亡
乾隆五十四八月下，據奏報，殺害參將張殿魁的首犯陳禮禮，已於“七月初四日船至梨洋地方遭風打翻，落海被浪衝溺”，乾隆帝認為，各盜犯的供稱“系一面之詞，不足為據，且屍身並未撈獲，其是否溺斃殊難憑信，仍須上緊根究，務得確實情節，毋致要犯倖逃顯戮”。
兩個月後，乾隆五十四年十月，陳禮禮被抓獲，乾隆帝自言：“今該犯實未身死，現經就獲，果不出朕之所料。”（見《清實錄》卷1341）
04
盜匪的來歷
大門洋張殿魁遇害一案涉及的盜匪，來自福建泉州府晉江縣等地。見《清實錄》卷1334：七月上，據陳杰奏，拏獲健跳營一案盜犯林飛、王五二名，供系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琅玕亦奏稱，訪聞洋麵盜犯晉江惠安等縣民人居多。
這批盜匪，原來一向在福建省洋麵行害，見《清實錄》卷1335，七月下，盜匪陳三三供稱，“向在閩浙一帶洋麵行刦，因閩省查拏嚴禁，逃至浙省等……”。
福建貧苦民眾、流民等是閩浙海盜的主要來源，與乾隆後期“閉關鎖國”、限制了福建作為海洋大省的發展，以及福建天災頻發、乾隆六十年震動全國的福建貪汙案導致省庫空虛等都有關係，這些因素都導致了福建部分漁民的“出洋為匪”。
05
乾隆五十四年大門洋緝盜時間線索表
大門洋緝盜一案的查辦，從乾隆五十四年六月至十月，歷時五個月。
閏五月，黃岩遊擊張殿魁大門洋追捕盜匪遇難。
六月，乾隆委派琅玕馳赴溫州黃岩等處，與新調任提督陳杰會同商辦。
七月，“諭令伍拉納、琅玕、陳杰前赴該處會同督緝”，又傳諭兩江總督書麟、江蘇巡撫閔鶚元分投堵緝。七月上，遊擊董秉玉抓獲盜犯林飛、王五二名，七月下，抓獲盜犯陳三三。
八月上，帶領兵丁柴日茂作為眼目，赴泉州一帶及各海叉口分投緝拏。各鎮將道府等，加密分投於水陸地方，並從戶籍處入手追蹤。（見《清實錄》卷1336）
八月下：得奏報首犯陳禮禮已被浪衝溺，乾隆帝認為系一面之詞，仍須嚴查陳禮禮行蹤。
九月上，乾隆帝一再嚴令追查陳禮禮行蹤，年底前必須奏聞；至九月，大門洋刦盜犯 “先後已獲一百二十餘名”（卷1338）。
九月下，江省“飭員於各海口堵截擒拏”（卷1339）。
十月上，奏報董秉玉在追捕餘盜時遭風沉溺；副將徐景超抓獲盜首林明灼並夥盜五名。乾隆帝下旨：“林明灼一犯系屢在洋麵糾夥肆刦，並在大門洋拒捕戕官，實為洋盜巨魁，情罪最為可惡。既經拏獲，即當解京嚴辦。”
十月下，總兵丁朝雄、參將海亮在長樂縣下目洋擒獲殺害張殿魁的首犯陳禮禮。乾隆帝龍心大悅，誇讚“所辦好”。又言，“陳禮禮，系在大門洋戕害參將張殿魁首犯，今既就獲，自應解京，盡法處置，以彰國寧而快人心。”“與林明灼一併隔別隨京嚴辦”（卷1341）。
（三）議恤、議處與恩賞
清時，在優待八旗的同時，也注重對綠營軍進行恤賞。對陣亡者的撫卹和軍功賞賜最優厚，並推行速行議敘，即及時恤賞綠營官兵。
01
議恤：張殿魁與董秉玉的議恤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就對張殿魁等人下了賞恤（見《清實錄》卷1335）：“張殿魁著照參將陣亡例議恤，其餘被害受傷兵丁，著分別賞恤。”（遊擊為從三品，參將為正三品）
後因查明，張殿魁先放炮致盜匪防備行兇，因其受傷身死不加追究。要求“通飭各營，勿再蹈從前怯懦惡習”。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下（卷1340）：“董秉玉生擒洋盜並傷斃多名，殊為奮勇，復因追捕餘盜遭風沉溺，深堪憫惻。董秉玉著交該部照例議恤。”
據康熙十三年以後就確立的統一的撫卹制度，綠營陣亡將士的撫卹銀分別為：提督800兩，總兵700兩，副將600兩，參將500兩，遊擊400兩……步兵50兩。
官階等級決定了撫卹銀的金額，張殿魁若照參將議恤，則能得撫卹銀500兩，董秉玉撫卹銀400兩，其餘兵丁撫卹銀在50兩及以上不等。另外如嘉慶十三年在追擊“蔡牽之亂”中犧牲的閩浙水師統領李長庚，“著加恩追封伯爵，賞銀一千兩”（見《清會典》卷517）。
02
議處
對張殿魁遇害一案中救援不力者的處分：
見《清實錄》卷1334：“再大門洋地方是否系溫州鎮所轄，該鎮有無處分。著將陳莊本日奏到之”（卷1334）
大門洋時隸屬溫州鎮中營管轄，時溫州鎮總兵為陳莊（總兵，一鎮綠營的最高首領）。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對溫州鎮等綠營一應官兵做出了處分的要求：“董步雲等究屬救援不力，遊擊董步雲、千總戴得勝、鄭殿魁、把總張獻麟、王良貴、趙大勇，外委陳學明、何啟高、池以忠、王得龍等，現在仍令其照舊供職外，俱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總兵陳莊於盜船逃至境內，漫無覺察，殊為疎懈，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見《清實錄》卷1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大學士管理兵部事務就提交了《為核議浙江溫州鎮標遊擊董步雲等員不實力擒拿盜賊題請參處事》的題本。
溫州鎮總兵陳莊此後主動請戰，追捕盜匪。據《政治人物 將領傳》：“乾隆五十四年，陳莊年愈花甲，調任浙江溫州總兵，正值大門洋海盜猖獗，黃岩參將張殿鰲出師征剿負傷。陳莊披甲請戰，率領舟師八百餘艘，飛越大門洋，來到福建南北圯。時海盜集股聯宗頑強抗拒，陳莊橫刀船頭，奮勇督戰。”
對道府州縣地方官員“意存膜視”的批評：
“毋得因匪徒在洋麵行刦之案，概諉之水師營伍。意存膜視。”（見《清實錄》卷1340）
對諱稱陳禮禮遭風“溺斃”的查辦：
“陳禮禮遭風溺斃之語，從前若系地方文武稟報，則是不肯上緊搜捕，有意消彌。如出於夥犯供稱，明系捏詞開脫，希圖陳禮禮漏網，二者必居一。於此，不可不徹底根訊。著傳諭伍拉納、琅玕據實查明覆奏，勿得稍有迥護。”（見《清實錄》卷1341）
03
恩賞
清時對綠營的恩賞，注重戰功，乾隆帝在核實戰功上十分謹慎。在拏獲林明灼、陳禮禮一役中立下戰功的還有上文提到的李長庚，此役後，他重新以“遊擊”起用，乾隆五十五年署福建銅山營參將，到嘉慶朝時一躍成為“海上戰神”。
大門洋緝盜一案中，乾隆帝著有功人等一併“送部引見”，清朝銓敘任職文武官員，一般須經皇帝引見。乾隆朝引見浙省綠營官員共計84人，閩省216人，此案就計多人，因盜犯逃竄回閩省大洋，此案立功引見者皆為閩省綠營官員。
對拏獲盜首林明灼並夥盜五名的恩賞：
除閩省副將徐景超外，乾隆帝又“著伍拉納查明擒獲林明灼時，若尚有都守等出力拏獲，即行指名奏聞，與徐景超一併送部引見……如實系該副將一人拏獲，即據實陳明，毋庸迴護。”
對拏獲陳禮禮的恩賞：
除奏報的閩省“總兵丁朝雄、參將海亮”外，乾隆帝認為，“雖據稱系總兵參將等在下洋目截拏，但必有弁員等幫同下手，並著伍拉納查明，如系兵丁首先拏獲即酌加獎賞。若系都守等所獲，著即送部引見。”（見《清實錄》卷1341）
在大門洋緝盜一案相關內容的《清實錄》中，“全數弋獲”、“肅清洋麵”等詞頻繁出現，一方面，大門洋作為“溫臺洋麵”、“海疆要地”之屬（雍正六年，雍正帝將洞頭大門等地劃歸玉環，言玉環為“海疆要地”），商船、漁船往來頻繁，海上肅盜至關重要。另一方面， 從實情而言，對於閩浙海盜，“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也都頒諭採取過一些措施，但由於海盜勢力沒有達到不可控制的程度，故採取的措施力度都不大，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到了嘉慶時期，海盜肆虐不可收拾，嘉慶皇帝不得不高度重視水師建設問題，以亡羊補牢的心態採取了一些辦法”（馬駿傑《海上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