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最基本的含義大約就是成年男子。故士、女每可並稱。
對於“士”字之構字初義，學者聚訟紛紜。或謂士字從十從一，推十合一為上，如許慎；或謂士字為牡字之所從，牡為雄畜而士為男子，如王國維；或謂士象陽物，用以指代男子，如郭沫若；或謂士字象插苗田中之形，士通事，男子以耕作為事，如楊樹達；或謂士字為人端拱面坐之象，士為官長，如徐仲舒；吳其昌考諸字形，以為士、工、王、王數字形近，均為斧鉞之形，又徵諸文獻，指出斧鉞既為戰士之武器，又為王權之象徵，故可以用以表示士、王。
指稱氏族正式男性成員的“士”居然與高高在上的“王”同字或形近，這一點或許會引起疑問。但其實這並不奇怪。以指稱成年男性之詞用作直接稱呼之時，往往有尊人或自尊之意。“士”既然是“男子之大號”，亦即男性與戰士之尊稱，那麼以之為氏族首領之稱，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這一稱呼，意味著他具有高於一般氏族成員的資質，進而就意味著他擁有統轄其他氏族成員的資格。
古之官稱時或以所掌之人命名。如掌工匠之官稱“工”，掌射手之官稱“射”，掌諸子之官稱“諸子”，掌公族之官稱“公族”之類。 准以此例掌士（戰士）之官亦稱“士”。氏族之中兵民不分，成年男子皆是戰士，氏族首領同時也是軍事統帥；而古稱“士”之官，如 “士”、“司士”、“大士”之類，皆與“刑”有關。
古兵刑不分，刑法生於軍法，廣義說殺伐之事皆屬於“刑”。士、王二字皆斧形，而斧鉞既象徵殺伐征討的權力，又象徵治軍行刑的權力。雖然後世兵、刑漸別， 但士為主刑之“理官”一點，仍然反映了稱士的那些官職最初的軍事首領性質。“王”是戰士的首領，諸士之長，因此士、王初本字或形近，也在於“士”是戰士的尊稱。
士階層源於分封制的原因
“士”的基本意義既然為成年男子，那麼這就是一個很寬泛的稱呼，最初它似應包括氏族中的所有男性正式成員。士作為氏族正式成員，其最基本的義務便是勞作與戰鬥了。《禮記·少儀》：“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長”即加冠以後。又《鹽鐵論·未通》：“古者……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冠禮“三加”之一為武弁，這又說明士是正式戰士。
但是社會成員之間的平等合作，大約只存在於非常古老的時期。無論如何，隨著社會進化、社會內部發生分化，王之含義便不能不因之而複雜化這種分化最初所採取的形式，看上去頗類似於社會科學所謂“等級分層”的過程；而這個程序伴隨分封制度日趨完善。分化的最初結果，則是一個士階層的產生。
至少對商周歷史的研究顯示，中國早期國家的基礎，是建立在各個氏族的聯盟、臣屬、征服和敵對關係之上的。當社會規模擴大、內部複雜化，足以把臣服氏族也納入本氏族之內時，共同體的結構就要發生變化；在其中，臣服氏族的成員，當然不可能擁有與統治氏族成員同等的權利義務。周代社會已經有了“鄉、遂”或“國、野”的分化了。以城邑為中心的鄉居者，為擁有基本權利義務的國人，他們兼事耕戰，多為周王或諸侯的同族同姓，可稱“國士”。而郊外的遂人或野人則為臣服部族，負擔貢賦勞役而不能成為正式戰士或主力戰士，且是不舉行士冠禮的。
儘管對《周禮》等書所記載的鄉遂制度的結構和嚴整程度，也不無質疑者，但鄉、遂或國、野的大致區分，仍然是可信的。相對於國人、遂人或野人又不被視之為“士”了，他們不是擁有完整權利義務的社會成員，即使他們是“成年男子”。
《左傳》閔公二年：“狄人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此“國人受甲者”即是國士。由於國人是戰鬥主力、而“執干戈而衛社稷”是國人的義務、榮譽和特權，所以“士”經常特指甲士、軍士或武士。
在這一意義上，所謂“士”的範圍就有了相當之縮小，只限於統治部族的成員了。
而且沿著另一方向，在統治部族共同體內部，也早已有了貴族和平民的階級分化，從而使“士”這個稱謂進一步限定於擁有官爵的貴族之內。《禮記·郊特牲》鄭玄注：“周制爵及命士。”孔穎達疏“命即爵也。”周制，封建領主之封爵授官皆經“冊命”，有命則有爵。
《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大、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穎達疏：“周則士亦有爵，故鄭注：周制以士為爵。”有爵命士以上，由封建制、世官制而形成了貴族階級。
各級貴族，可以總名為“士”。《周禮·夏官·司士》：“司士掌群臣之版，……周知邦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士庶子之數”，“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鄭玄注：“國中，城中。”是此國中特指城中；賈公彥說：“謂朝廷之臣及六鄉之臣皆是，所有治功善惡皆掌之，以擬黜陟。此城中士，則卿大大總皆號為士，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類。……又‘作六軍之士是甲士，其餘皆臣之總號耳。”按《司士》下文又曰：“作六軍之士，執披。”賈公彥疏：“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之士也。”在此賈公彥將“士”分析為二，為“甲士”，即由“六鄉之民”組成的“六軍之士”；其餘則為“臣之總號”，即大小城邑之中的“朝廷之臣及六鄉之臣”，包括卿大夫在內“卿大夫總皆號為士”。“司士”一官“掌群臣之版”掌“士治”，並以“周知卿大夫士之數”為務，可見其所“司之“士”實兼群臣卿大夫而言。
“士”之所以成了貴族官員的通稱，至少可以從如下兩個實際是相互重疊的演進中得到理解。首先，“士”作為武士集團，在最初他們可能構成了首領之下的親兵組織，並隨著氏族間征服與聯盟的擴大變成軍官階級，直至逐漸變成貴族階級。
與之同時，“士”之成為貴族官員的通稱，這大約仍然與“士”最初與“王”同為氏族首領之稱有關。古代氏族部落或方國首領，大抵皆可稱王。如王國維言：“古諸侯於境內稱王，與稱君稱公無異。”
“士”與“王“明確地區分開來，並構成了封建國家政務的主要承擔者。被稱為士、王者的上述演化和分化，必定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其開端或可迫溯到相當久遠的時候。前已述及，士、王二字皆源於斧形，早期墓葬之中斧鉞是男性與首領的象徵、標誌物。
這種分化的漫長髮展結果，便是稱“士“的貴族官員階級的產生；並且在周代封建貴族制度之下，不僅受命者本人，而且其宗族子弟、亦因其貴族身份而為“士”，或特稱“士庶子”、“庶子”或“國子”，上述《周禮》所記“掌群臣之版”的司士，不僅要周知“大夫士”之數，而且還要周知“上庶子”之數。
在《左傳》、《國語》等周代文獻之中，我們時時可以看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這種等級序列表述。這表明，統治階級內部也分化為不同層次。當大小不同的眾多同姓、異姓氏族和部落組成了封建國家之時，那些貴族首領們便不能不依權勢高下與宗法原則，而逐漸分化為日趨複雜的不同等級了。鄭武公、鄭莊公、西虢公等位在諸侯，他們供職於王廷之時位為“卿士”；而居於諸侯之下位為大夫者，對天子則只能算是“士”。《禮記·曲禮下》：“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
從“士階層”到士族的演變
到了戰國時期，官僚制度的發展，必然要求任用專門化的行政人員居職任事，許多學者指出，“士”階層在戰國構成了新式官僚的重要來源。
例如當代史家楊寬說：“新興地主階級當取得政權，著手進行政治改革時，就迫切需要從各方面選拔人才來進行改革工作。選拔的物件主要就是士。”戰國時期“士”在列國政治之中異常活躍，這是明確無疑的事實；但與之同時“吏”群體之逐漸脫胎而出，並且與學士日益分途，這一事實同樣不容忽視。
不錯，在戰國時代，“士”、“吏”之間界限區分仍不甚清晰，其間依然存在著大量的過渡或中間性的角色；某種程度上，“士”在當時社會與政壇上的奪目風采遮掩了“吏”群體悄悄成長並日益成為官僚行政的主要承擔者的事實。但是“士”中的文化角色——“學士”與職業文官角色“吏”的分途，發展到秦帝國時就已沙石澄清、塵埃落定了。所謂“秦尊法吏”、“秦任刀筆之吏”，以“明法”為資格的職業員，構成了帝國政府的主要成分。
而儒家文化賦予“士階層”治國、齊家的政治任務。這樣，“士階層”就產生分化。一部分為政府服務的“士”成為官僚集團的一員；而更多的“士階層”依託這些在朝的“士”形成特有的區別於普通百姓的家族——士族。
這樣士不僅涉身於純粹行政事務和純粹文化活動，還承擔了儒家正統文化的維護。正統文化是一種綜合性的觀念體系，以及根據這種觀念體系從事政治的企圖和實踐。
儒家思想對天、地、人之間的眾多事象加之以系統的解釋安排，以此來處理人生問題、家庭問題、教育問題、文化問題、治國平天下問題等等，直到宇宙問題；併力圖以這種無所不包的體系支配帝國政治。帝國官僚深受儒家教育，並有義務在各種情境中奉行、貫徹和維護它。正統文化的無所不包性與士大夫角色的功能混溶性質互為表裡，並使其“士族”的一面與“官僚”的一面充分地一體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