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語】怎樣過上幸福的生活？這不僅是我們操心的問題，也是歷代哲學家操心的問題。要過上幸福的生活，需要哪些精神與物質財富？有錢就能幸福嗎？或者說，沒錢就不能幸福嗎？讓我們來看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亞里士多德怎麼說。
（本文選自《認識世界：古代與中世紀哲學》）
道德動物學
教育出一位憑藉窮兵黷武、揮霍無度、兇狠殘忍、暴虐無道且殺人無數而從其同黨中脫穎而出並被寫入史書的王子，這對一位哲學家來說不能算是功績。人們之所以能不計較亞里士多德曾兼任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而仍認為他理應是哲學史上或許最重要的倫理學家，是因為一系列永遠與他的名字密不可分的、格外明智的洞見。
從道德角度觀察世界的人會把世界分為他所尊崇（achtet）的和他所鄙夷（ächtet）的事物。這一區分有相應的規則嗎？我能客觀地認識到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嗎？如果我可以認識好壞，那麼存在一條指導我將認識落實到生活中去的準則嗎？從柏拉圖開始，道德哲學一直致力於解決這些問題。在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那裡，一切“正確的”人類行為都有一個目標：一種成功的、“幸福”的生活！
亞里士多德對道德上善的生活的追求承襲於他的老師。然而，他們的共同點也就僅此而已了。當柏拉圖作為形而上學家著手探討倫理學問題，並在理念世界探察永恆和絕對的規範時，亞里士多德則更像一位行為研究者那般研究倫理學。人是如何行動的？為什麼人們做出如此這般的行為？是什麼推動著他們，是什麼成就了他們的幸福，又存在哪些危險的誘惑？為什麼道德行為如此困難？為什麼儘管所有人都追尋幸福（eudaimonía），卻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償所願？
一直以來，亞里士多德既是倫理學家，也是行為學家。如在動物學研究中那樣，亞里士多德在倫理學研究中也首先是一位細緻的觀察者。遺憾的是，他作為人類學家僅僅較精確地考察了單一的種類：自由人！而奴隸和婦女被他刻畫為有缺陷的生物。他們在他的一切倫理和政治考察中被邊緣化。許多同時代人也有類似看法，但如我們在圍繞柏拉圖的討論中所見，肯定並非所有人都是這樣。在像亞里士多德一樣嚴格從確切經驗和精細觀察出發來發展其哲學的人看來，亞里士多德對於女人和奴隸充滿成見的看法毫無疑問是令人失望的。
亞里士多德在雅典不算公民，而僅僅是一個不受待見、沒有公民權的外邦人。因為這種身份，亞里士多德遠比作為上層貴族的柏拉圖對傳統貴族倫理更具批判性。但他並不拒絕貴族倫理的核心：一種“光榮的”、有德性的以及沉思式的生活理想。亞里士多德反感的是威權、等級制以及伴隨柏拉圖的道德上善的生活的理念而出現的絕對之物。亞里士多德並非要推倒舊貴族倫理，而是要將這種倫理“民主化”，擴大其適用範圍，讓每個公民都能過上這樣的倫理生活，而不僅僅是哲學王或護衛者階層。19 世紀的市民階層在流行時尚、精緻禮俗和宅邸裝潢中模仿貴族的舉止儀態和品味格調，並讓他們最高的政治代表在宮廷中居住，而亞里士多德則極力促成公元前4 世紀的貴族道德“市民化”。
亞里士多德的許多著作中都有關於倫理學的論述。他的三部作品，《歐德謨倫理學》（Eudemische Ethik）、《大倫理學》（Große Ethik） 與《尼各馬可倫理學》詳細討論瞭如何追求正確的生活與共同生活的問題。《尼各馬可倫理學》遠超他的其他倫理學著作，最為著名。它是第一部完全致力於倫理學的學術著作。而它的書名是謎一般的存在，因為我們不知道此書是獻給哪位尼各馬可的，亞里士多德的父親和兒子都叫這名字。
《尼各馬可倫理學》的目標在一開始就被提出。亞里士多德想要指明，一個人為了過上完滿的生活必須具備哪些能力和物質財富。這一目標不僅僅是獲得關於善的理論知識。柏拉圖認為，對善的準確認識足以完成善行的實踐，而亞里士多德則看到生活中有許多不確定因素。跟柏拉圖不同，他由此總結出一個關於必要的和值得追求的靈魂財富與其他財富的完整目錄，對於追求幸福生活的人，這些財富是應該擁有的。
然而倫理學比動物學要困難棘手得多。儘管亞里士多德主張倫理學可以被科學地規定，但是，對善的生活的科學規定並非非黑即白，其中還有許多灰色調的細微漸變。在生活中，認識善是一件事，實踐善的生活則是另一件事。除可精確規定的諸多常量以外，還會出現許多變數。倫理學是探討規律外的例外情況之領域。這是令人信服的洞見。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比柏拉圖“非人性”的倫理學更人性化—也就是說，更符合人類的本性。
行為研究者的“動物學”視角總歸還是在倫理學中看到了一個所有人共同的目標。因為人類出於本性不僅僅生物性地追求著諸多目標。正如植物朝向陽光，人類也追求那些對生活有益的東西。人類是具有理性靈魂的生物，這一追求伴隨著怎樣才是特別有益的和能實現的這樣的考慮。因此，在人類生活中，重要的不僅僅是成功，而更是幸福。因此，幸福生活（eudaimonía）是能夠反思並最終改變其行為的生物之理性目標。在此意義上，亞里士多德認為，對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我們因此做出的許多行動決策，都是人具有的人類學基本特徵之一。
人類天性向善。如果我們做好事，我們就過得好。憑藉這個定義亞里士多德給人類設定了目標，而並沒有讓一種世界靈魂或人類世界之外的理念在此發揮作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也是一種自然法倫理學。而並不依賴於超驗的善之理念，亞里士多德指出人在本性上是理性的生物。好的行動合乎一種更高形式的意圖。它將人類的追求導向其目標。
不過到底什麼是好的行為呢？對於柏拉圖來說，如果行為的意圖是好的，那麼行為便是好的。行為以這種方式分有善的理念。柏拉圖的倫理學是一種意向倫理學（Gesinnungsethik）。對於亞里士多德來說，只有行為的好的意圖得以實現，它才是好的行為。也即是說，意圖與其成功實現不能分離，二者必須同時被考慮到。出於好意的行為若是沒有成功，那麼其目標就沒有實現，行為便也不是好的。比如我想勇敢，但在特定的情況下，因為有太多的畏懼，我就是做不到。意志薄弱者、優柔寡斷者以及失控者經常就這樣失敗了，儘管其意圖是好的。
柏拉圖沒有考慮到這種情況。而後來的哲學家將對行為的評斷進一步推至結果，且僅僅評價結果，也即行為的後果。據此，如果行為的後果是好的，那麼它就是好的（後果主義）。然而，亞里士多德並沒有走那麼遠。正如對他而言，生命不能被割裂為行為與行為的實現，倫理行為也由意圖與結果之不可分割的共同體構成。誰實現了“行善”之目標，他便達成了善。正如實現了勇敢之目標的人是“勇敢”的，即使後來證明這種勇敢是不必要和魯莽的。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也是意向倫理學家，而非後果主義者；當然，他承認，我們的意志是薄弱的，而我們的意圖有時並不堅定。出於好意的行為因此往往難以成功。道德行為因而不僅僅如柏拉圖所主張的那樣以理性洞見為前提，而是同樣以相應的穩定的品性（Charakter）為條件。那麼我要如何獲得穩定的品性呢？
德性
我們行為的目的是幸福生活，這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是毫無疑問的。亞里士多德不考慮這一點，即一些人有意作惡。這一想法在他形而上學式的生物學中也是不適合的，在他看來，所有人從本性上都是追求善的。人類究竟如何達到完滿的生活，這種生活具體存在於何處，對此人們往往爭論不休，“大眾與思想家的答案是不同的”［93］。在此我們還要補充一點，即這種狀況至今並沒有改變多少。因為人們對思想和更高價值的需求顯然是十分不同的。很多人將諸如性、有吸引力的伴侶、華衣美食、社會地位以及金錢等快樂的需求的充分滿足視為完美生活，而迄今為止幾乎沒有哪位哲學家完全贊同這一點。
對亞里士多德來說，好的品性是獲得幸福生活最重要的前提。當具備儘可能多的德性（areté）時，一個人才擁有好的品性。德性有助於我們過上以幸福為目標的生活。而什麼是正當的德性呢？對於有些文化來說，比如人們可以想到的斯巴達或者第三帝國，對非我族類和其心必異者的強硬與殘酷曾是重要的德性。甚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倫理學也認可這種德性。相反，許多文化則恰恰認為仁慈和寬容才是重要的德性。所有人生來應該追求幸福的生活，這一點對於這些文化而言是無價值的，並不與某種德性相關。
亞里士多德對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對他而言，在什麼是善以及哪些德性屬於善這個問題中，不存在自由選擇。儘管善不存在於宇宙空間之內，而是存在於每個個體的好的行為中，他依然相信一種對所有人同等有效的普遍預設。正如關於正當手段的論題，關於一個成功的人生是致力於善的，這一點在亞里士多德那裡同樣無須討論。我們有向善的自然傾向。並且我們必須透過促進我們的德性來培養這種傾向。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認為，關於德性的清單不是他發明出來，而是他發現出來的。缺少某些德性的人，絕對無法達成更高的生活目標。
過一種道德的生活，因此意味著一項持續致力於自身的工作，意味著對一個道德總體藝術品的塑造。最終，一個人有德性地行動，是因為他純然是有德性的。他的品性德性，諸如勇敢、謹慎、慷慨、大度，和他的理智德性，諸如機敏、智慧、正義，得以充分發展並且彼此協調一致。他的理性判斷力經過知識與經驗的磨鍊而變得敏銳，如此他便能實現善與公正的行為。人們瞭解生活，也瞭解自己。在這種充足經驗的基礎上，就能過上一種正確的倫理生活。
人儘管不是天生就具有德性，但卻可以透過學習、思慮、練習和自我修養而成為有德性的人。倫理上的（自我）教育便是長期的判斷力訓練。人不是為了做出有用的正確決定而變得格外聰明和機智。而是，人們更應該出於正確的理由做正確的事，同時伴隨著日益漸增的智慧。亞里士多德認為，這樣的生活給人自己與世界帶來快樂。至高的目標不是快樂本身。快樂僅僅是一種行為的心理回報，這種行為出於善本身（德性）而追求善（目的）。
至此，一切都是可理解的。然而，我需要哪些德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這些德性又應該彼此處於何種比例關係？怎麼評價這種理想的混合比例？與柏拉圖不同，亞里士多德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而是給出了為什麼他不能確切回答這些問題的原因。因為不能在人類之外的領域對善的理念和德性予以實在的把握，我們最終也不能對其進行整理與等級劃分。德性“本身”並不存在，而是僅僅存在於有德性地生活著的人之中。因此，也不能對其進行完備的描述。
德性從來不是絕對的，而總是可變的。這意味著人的慷慨、謹慎、勇敢都是可多可少的。善的理念對柏拉圖來說就如凌駕於一切星辰之上的太陽或北極星，在他看到唯一的善之理念的地方，亞里士多德看到的則是善之多元性。人們勇敢的時候，人們為善；人們智慧的時候，人們為善。儘管二者皆“善”，但卻是不一樣的。有時候，善也會完全陷入互相沖突之中。在某些場合，當勇敢無用且僅僅是無謂的自我犧牲時，不勇敢倒更是明智之舉。慷慨毫無疑問是一件好事，但太過於慷慨則使人成為輕率揮霍之徒。在這裡，有限度地幫助他人，同樣更明智些。慷慨從何處起是錯誤的，界限在哪裡，這隻能在生活實踐中定奪。
在某些情況下，那些基本上好的事物，偶爾也會是錯誤的，或者招致令人不悅的後果。理論上一直認定為“好”的東西，最終在實踐中卻也總得視情況而定。講真話在理論上固然是對的。然而在生活中總有諸多情形，例如為了在不公正和危險面前保護心愛之人，說謊才是可取的。人們當然不應該殺人，但在自衛和戰爭的情況下為了救人則可以例外。
亞里士多德不僅瞭解價值與規範，而且知曉人性的和太人性的狀況及弱點。因而倫理學一方面告知人們什麼是“正確的”，另一方面也在什麼是“合適的”這個問題上給出提示。在此，價值和規範要比道德機巧更為重要。一個人如果一生始終盡其所能、精明機巧地迴避困難，他的生活肯定是不正確的。一種道德上好的生活對於亞里士多德來說毫無疑問不是投機取巧，而在於意欲去踐行一種道德上好的生活。
因此對德性而言，重要的在於恰當的尺度。因為高貴的與不那麼高貴的品格特性僅僅是相對的存在。慷慨位於吝嗇與揮霍這些惡習之間的中道（mesotes）。勇敢存在於魯莽和怯懦之間的某處。德性不是極端，而是中間值。正是因為如此，人們必須在生活中不斷歷練道德判斷力，並試圖在生活中變得明智。
生活智慧（實踐智慧，phronêsis）是所有德性中最重要的。因為我何時以及如何踐行德性，最終必須由它來定奪。亞里士多德並未發明實踐智慧這個概念。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在《斐多篇》中就已經指出，沒有實踐智慧的話，勇敢、正義和審慎將不能得以適當地運用。柏拉圖在舊有的貴族倫理中已經發現了這個概念。當一個貴族人士瞭解自己以及他在生活中應當得到的財富與尊重時，他便擁有了實踐智慧。以這種自信的方式成為自我確信之人，是值得稱讚的品性。
為了心理上的自我確信與自我肯定，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排除了物質上的自信，或者說，對社會地位的注重。擁有實踐智慧意味著，自信且明智地掌控生活。這種生活智慧是一種非常模糊的概念。就連為食物或冬眠操心的動物，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也具有前瞻性，並因此是具有實踐智慧的。另一方面，他不把智慧看成一種人的本能，而是當作透過經驗與知識的積累而逐漸成熟的理智德性，當作我在生活中併為了生活而培養的一種習性（habitus）。擁有實踐智慧之人管理自己的生活，瞭解自己的願望，反思自己的判斷，繼而在任何個別情況下，著眼於全域性與整體上儘可能好的生活而做出決斷。
生活智慧首先要面臨兩個不同的挑戰。人的幸福由這個問題決定：我能否在與他人的共處中實現幸福。我的社會生活幸福嗎？另一個問題是，我自己本身是否幸福。因為很有可能一個人儘管很有名望且受歡迎，自己卻是不幸福的。在這裡，只有籠統的建議和明智的原則還不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