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伯克段於鄢”是家喻戶曉的《春秋》名篇，寥寥數字拉開了春秋君臣互相攻伐的大戲，左丘明在《左傳》中講述了鄭莊公與弟弟共叔段長達22年的博弈過程，可謂驚險刺激；隨著《春秋》的傳播，鄭莊公幾乎被公認為古往今來的大陰謀家。
鄭莊公影視形象
首先，稱“鄭伯”譏鄭莊公失教，不能及時阻止弟弟越陷越深；其次，不著明共叔段最後逃亡衛國，說明鄭伯存有必殺之心，“不言出奔，難之也”；第三，放任弟弟逐步強大，以得到政治擁護，所謂“攻之以謀不以兵”。以上三點是孔子在著《春秋》時所賦予的新的意義，可謂字字珠璣，鄭莊公永遠被釘在了儒家的“五常”的恥辱柱上，“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文字的力量堪比刀鋒。
《左傳》稱共叔段實力強大，到底強大到何種地步呢？鄭莊公剛繼位時，母親武姜偏愛弟弟請莊公把制邑封給他，結果遭到了鄭莊公的強烈反對，制邑即虎牢關一帶，地處鄭國最北端，北依黃河 ，岸如絕壁，控此一地可制鄭國全境；另外，虎牢關又是東方諸侯通向周王朝首都洛邑的必經之地，是鄭國商業發展的重要關口，因此莊公婉拒了這對心懷鬼胎的母子的無理要求。
莊公與母武姜
武姜退而求其次請封京邑，即今滎陽縣東南二十餘里處，是一座建於丘陵上的高大都城，其規模之大已經超出一般都城的建制，正如大夫祭仲所說“今京不度，非制也”，鄭莊公卻毅然把京邑封給了弟弟，共叔段段也因此被稱為京城大叔。遠離國都的共叔段可謂如魚得水，從得到封地到兄弟兵刃相見近22年的時間裡，其勢力發展之快、之強大讓人觸目驚心。
《左傳》寥寥數語顯示當時鄭國土地已經被共叔段蠶食近半，共叔段“
命西鄙、北鄙貳於己
”，“鄙”是春秋時期邊邑的稱呼，《說文解字》雲：“
五酇為鄙，百家為酇
”，因此一鄙約為五百家，另據《周禮》記載，都鄙是王公子弟、卿大夫的采地，既然是采地就存在耕地、糧倉等重要物資，這為擴充軍隊和建設城防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於西鄙、北鄙之民攜貳之心日盛，公子呂才質問鄭莊公：“
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
”若再不採取措施，“
臣請事之
”；弟弟得寸進尺，鄭莊公仍保持緘默，不久共叔段勢力越發強大，北到廩延、南至鄢陵都成為他的屬地。
廩延即今日的延津，是古黃河邊上的重要的渡口，跨過黃河向北即到達衛國，其作用不言而喻；鄢陵即今日許昌鄢陵縣西北約20裡處，再往北就到鄭國首都新鄭，共叔段的企圖如司馬昭之心；除了納邊鄙以擴充實力外，地域上以京邑、鄢陵形成對新鄭的軍事包圍，逐步蠶食鄭國土地，伺機發動最後一擊，再加上母親武姜做內應，這場政變幾乎穩操勝券，即使失敗共叔段可以向北透過廩延渡口逃向衛國；整個攻防體系進可攻退可守、思路清晰，因此稱共叔段為軍事家也不為過。
魯隱公元年，共叔段終於完成軍事部署，《左傳》稱“
繕甲兵，具卒乘
”，即有步兵、也有戰車，實力不可謂不強大；然而這一切都沒逃過鄭莊公的眼睛，在共叔段大軍還未走出京邑時，子封帥車二百乘已經兵臨城下了；“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二百乘即15000千人，以鄭國當時的實力應該屬於傾國之力，經過一番較量，京邑軍民背叛共叔段，共叔段逃到了鄢陵，隨後鄭莊公親自帶兵討伐鄢陵，共叔再敗逃亡衛國共邑。
從討伐過程來看，共叔段的實力足以與鄭莊公分庭抗禮，兵敗後共叔段首先逃向鄭國南面的鄢陵，這說明他有足夠的自信據鄢陵再與哥哥較量一番，同時也說明共叔段在國內有多人支援，不然是無法發動如此大規模的叛逆行動。
“鄭伯克段於鄢”這段公案真相到底如何，幾千年來受《公羊傳》、《榖梁傳》的影響，鄭莊公處心積慮謀害弟弟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就連《左傳》也認為鄭莊公對弟弟存必殺之心，認為《春秋》之所以沒記載共叔段逃亡衛國之事實，是因為鄭莊公心存必殺之念；鄭莊公的內心真的如此殘忍嗎？
關於共叔段的不臣行為，祭仲、公子呂等大臣多次提醒鄭莊公要防患於未然，而鄭莊公卻無動於衷，這也是儒家詬病鄭莊公“故先予之，以養成其惡”的主要原因。鄭莊公之所以坐視共叔段逐步強大，從軍事角度講他吃定共叔段了，22年前冊封京城大叔的那一刻起，鄭莊公就已經考慮好如此對付他了。京邑雖大但西面、南面俱是高山，西北不足百里又是虎牢，最重要是鄭莊公的親信祭仲的封地也位於京邑的東北方，再加上南面的新鄭，京邑就處理這三座鄭邑的監視之下，共叔段的一舉一動都鄭莊公都瞭如指掌。
關於鄭莊公是否懷有必殺之心，從軍事角度講可能未必如《左傳》所說，首先京邑丟失後，共叔段南下鄢陵，從地圖上看共叔段的撤退路線正好經過新鄭方向，鄭莊公坐鎮國都完全有能力半路攔截；如果這次漏網屬於僥倖，那二敗鄢陵後，共叔段從鄢陵向北逃亡，經廩延渡口過黃河逃亡衛國共邑（今河南輝縣），這是最快的逃跑路線，鄭莊公除了在新鄭方向攔截共叔段外，還可在從虎牢、京邑、祭仲的采地三處派兵攔截，在三道防線下共叔段除非長了翅膀才能飛出鄭國。
鄭莊公不想殺弟弟，最大的可能是基於對母親的感情，殺掉弟弟就永遠無法面對母親和擺脫世俗的罵名，鄭莊公的孝心在《左傳》中是有明確記載的；另外，將奪權者趕出本國這在春秋諸多國家是有許多案例的；第三，鄭莊公在打下許國時曾有一段自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食其口於四方”，這說明共叔段在衛國共邑活得很好，鄭莊公在統一國內大權後曾先後多次打敗衛國，最後在齊國的調停下兩國才休戰，鄭莊公即使在佔據優勢的情況下也從未向衛國提出引渡共叔段的要求，可見其莊公殺弟之心並非如《左傳》所說。
關於鄭莊公這段公案，歷代都有學者質疑，也有人想為鄭莊公翻案，如清朝大儒毛奇齡讀左傳時也曾說過：“書曰克，勝之也，蓋善其勝之不殺之也。”但攝於《春秋》、《左傳》的權威再加上《公羊傳》和《穀梁傳》的薰陶，使得這些呼聲還未流傳便被根深蒂固的傳統道德所淹沒。
最後，我們不妨再大膽一些猜測，孔子周遊列國求仕無途，返魯後埋頭著述，《春秋》成書時孔子曾感嘆：“知我者春秋也，罪我者春秋也”，這個“罪”字是否有難免冤枉好人的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