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立早閒人（白馬晉一原創團隊成員）

潼關，因三國時代曹操、馬超曾在此地交鋒，歷史上是頗為出名的，也有關中平原上“畿內首險”的美稱。《唐書》記錄潼關即為古代的桃林塞。潼關的始建時間，在春秋時期的《春秋左傳》、魏晉朝代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及唐朝初期的《春秋左傳正義》的史料下慢慢被揭開。

《春秋左傳》、《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春秋左傳正義》三部書是一脈相承：《春秋左傳》是以《春秋》為本，是註解《春秋》的明細版本；《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是以《春秋左傳》為本，是現存最早的關於《春秋左傳》的註釋本；《春秋左傳正義》是以《春秋左傳》為本，借鑑《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是最通行的關於《春秋左傳》的註疏本。故《春秋左傳》、《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和《春秋左傳正義》對桃林塞是潼關前身的論斷就不是強（依據）論據而是弱論據，甚至略顯得蒼白無力。

為增強桃林塞是潼關前身的論據，就必須尋找不一樣的史書史料來加以論證。特別是對漢潼關有相關記載的同朝代同時期史書史料加以佐證，就更具有說服力。早期地方誌書代表作《三秦記》正滿足有對桃林塞位置確認的要求。

《三秦記》在“桃林”條目：

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

。此條目的意思：桃林塞的位置是在（漢）長安城以東四百里處。先不判斷《三秦記》對桃林塞定位的準確性，先決條件是必須確定《三秦記》的權威性。

權威性，無非是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的性狀，讓人不對結果產生懷疑。《三秦記》的權威性則在於對桃林塞的定位更具有精確性，更具有說服力，從而被認可、被採用。《三秦記》成書於東漢，是一本有關隴右（又稱隴西，指隴山以西地區，約今甘肅省隴山、六盤山以西，黃河以東一帶）及三秦（項羽將陝西的關中和陝北一分為三：雍（都廢丘，今咸陽以西及甘肅東部地區）、塞（都櫟陽，今咸陽以東地區）、翟（都高奴，今陝北地區））的地理古籍奇書。與隴右及三秦相關的地理書籍，《三秦記》是一本最具有代表性和權威性的奇書。

《三秦記》的代表性和權威性，體現在其三奇之處。

即第一奇：著書作者只知辛氏，有姓無名。史冊上只記載《三秦記》的作者是辛氏，名字和簡歷皆無留世。辛氏（家族）是秦漢至五代十國期間，代代傳承“習武尚文、學有專精、學尚實際、著書立記”的甘肅隴西大姓望族。辛氏（作者）是遊遍隴右和三秦大地，探訪記述“地理形勢、民情民俗、歷史沿革、都邑宮室”的鐘情遊覽飽學之士。

第二奇：面世時期只知東漢，有朝無代。史書上只記錄《三秦記》的朝代是東漢，時間和背景均無留傳。東漢從建武元年六月己未（25年8月5日）劉秀在鄗城（今河北邢臺柏鄉縣固城店鎮）千秋亭即皇帝位始至延康元年十月乙卯（220年11月25日）劉協在許昌繁陽亭禪讓帝位止，前後達196年。《三秦記》問世是東漢初中期，還是後期，就不得而知；而面世是一二世紀，還是三世紀初，更無從考究。現只能確認《三秦記》未涉及到東漢末年三國魏晉時期的地理資料。

第三奇：原書內容只被引用，有句無篇。史籍上雖遺憾地留有《三秦記》到隋唐時期就已逐漸佚失，再無此書；但幸運地被酈道元《水經注》、賈思勰《齊民要術》等各類書籍引用，保留住極少部分，甚至被王謨、張澍等清代學者收錄，彙總到絕大部分。因此，《三秦記》是我國早期地理典籍、地方誌的代表著作，其內容（尤其被後世學者在著述中引用）是絕對準確、權威性的事實論據。

《三秦記》準確地確認桃林塞的具體方位，為桃林塞與漢潼關在同一地點提供了方向。

筆者按：追本，追溯本源。《春秋左傳》及其相關注集（疏）雖將桃林塞與漢潼關的位置等同起來，卻不精確兩者就是在同一位置上。因此，地理書籍《三秦記》的相關記載，為桃林塞與漢潼關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尋找的依據及方向。正所謂：水有源，樹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