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南門裡有一座寶慶寺塔，又叫花塔、華塔。塔前的文物保護碑上說：寶慶寺“初建於隋文帝仁壽年間，寺址原在唐城安仁坊，與小雁塔同在一坊。至唐文宗太和、開成年間，以五色磚作塔，故又稱花塔寺。唐末寺毀於兵火。明景泰年間始重建於今址。”

■ 1906年的寶慶寺塔，關野貞攝影。圖片出自常盤大定、關野貞《支那文化史蹟·圖版》第九輯，日文原版第39頁

我要說的是，這些話是有問題的。

肯定會有人反駁：這些說法可都是來自——歷代官方誌書的記載：

明嘉靖《陝西通志》（1542年成書）卷三十六載：“寶慶寺，在永寧門東，俗名花塔。隋文帝、唐中宗嘗臨幸焉。”

明萬曆《陝西通志》（1611年成書）卷十七稱：“寶慶寺，在府治東南。……（此處略去與前朝志書重複的內容）文宗感蛤蜊觀音像，建五色塔。五代殿宇兵燹，惟塔存。”

這兩部明代《陝西通志》說，隋文帝時就有寶慶寺，唐文宗時建塔，寺、塔就在今址。到了清朝，才說寺、塔原在安仁坊。

清康熙《陝西通志》卷二十九曰：“寶慶寺，在咸寧安仁四坊（筆者按：此處表述有誤。唐長安有萬年縣無咸寧縣，安仁坊在萬年縣；清咸寧縣無安仁坊，寶慶寺所在地叫永寧南坊），俗名華塔，隋仁壽初建。明天順年（1457～1464）重修。萬曆間，馮恭定講學於中。”

清雍正《陝西通志》卷二十八說：“寶慶寺，在安仁坊，……（此處略去與前朝志書重複的內容）明景泰二年（1451）重修，有碑記。本朝雍正元年，住僧文天重修寺閣。”

此後，乾隆朝的《西安府志》和《關中勝蹟圖志》寫到寶慶寺時，都是照抄前志，沒有任何新內容。不同的是嘉慶《咸寧縣誌》，它照抄了以上所有內容後，又加了一段按語，說這些說法“失之甚矣”，錯得沒眉眼了：

今花塔寺為隋唐皇城內太廟地，不得有寺，塔蓋後人所移建者。如府學本由唐國子監移建，開元寺亦從城外移入。而諸志皆以為即唐時故址，失之甚矣！凡諸寺沿革，多不可憑。今姑校舊文錄之，不可勝辨也。（嘉慶《咸寧縣誌》卷十二）

當代人修志，寫到寶慶寺時，基本上還是照抄前志。對於嘉慶《咸寧縣誌》中指出的疑點，各志給出了不同的解釋。

《陝西省西安市地名志》稱：“明景泰年間將塔遷建今址。”

《碑林區志》和《陝西省志·旅遊志》說法一致：“明景泰二年（1451）移塔建寺於今址。”依據是此塔東側有“明景泰二年《重修寶慶寺記》石碑一通。”但如今塔下並無此碑，不知被移往何處。

《西安市志 第六卷》則說，寶慶寺“可能是唐天祐元年韓建縮建長安城時，遷建今址”，華塔是“明景泰年間所建”。

時至今日，關於寶慶寺、塔的歷史，就有了以下兩點基本認識：

一、寶慶寺建於隋，在長安城安仁坊；

二、唐文宗時在寶慶寺內建五色塔。

下來，就讓我們研究一下這兩個問題。

史書裡查不出安仁坊寶慶寺

唐長安城安仁坊所在地，如今屬於西安市碑林區。2003年版《碑林區志》第669頁說：“寶慶寺修建於隋文帝仁壽年間，原址在隋大興城安仁坊（筆者按：此處表述有誤，安仁坊本名安民坊，唐高宗永徽元年才改為安仁坊）。”再往後翻幾頁，681～684頁的《碑林地區隋唐寺觀一覽表》裡，卻沒有寶慶寺。官修志書，前後如此矛盾，叫人無語。

日本學者足立喜六在其《長安史蹟研究》一書中，引用唐代詩人司空曙（約720～790）的《經廢寶慶寺》，作為寶慶寺存在的證據：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

池晴龜出曝，松暝鶴飛回。

古砌碑橫草，陰廊畫雜苔。

禪宮亦銷歇，塵世轉堪哀。

遺憾的是，這首詩裡唯一的有效資訊是，這個寶慶寺建於“前朝”，到作者寫詩時已廢毀；沒有任何文字能說明它在長安城裡。

我在電腦上全文檢索了《舊唐書》《新唐書》、北宋《長安志》、元朝的《類編長安志》，都找不到唐長安寶慶寺。再查閱當代學者李健超的《增訂唐兩京城坊考》，王亞榮的論文《隋大興城佛寺考》，介永強的論文《唐都長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築》，還是一無所獲：唐長安城安仁坊裡沒有寶慶寺，也沒有五色塔；整個唐長安城都沒有什麼寶慶寺和五色塔。

■ 北宋《長安志》卷七關於安仁坊的記載

據《長安志》《類編長安志》《增訂唐兩京城坊考》等書記載，安仁坊西北角是薦福寺塔（小雁塔）院，坊內另有唐玄宗女兒萬春公主、詩人元稹、史學家杜佑和一些有名有姓的高官貴戚住宅，共計十六處。

這已知的十六處私宅，是歷代學者從浩如煙海的典籍文獻、墓碑墓誌中一個字一個字地查出來的。

但要說：安仁坊裡還有一個寶慶寺，建於隋初，毀於五代，隋文帝和唐中宗都去過寺裡，唐文宗還給寺裡修了個五色塔。寺院和塔，那麼顯眼的東西，存在了三百多年。

這讓埋頭故紙堆的歷代學者們情何以堪？

那麼現在的普遍說法：唐長安城安仁坊有個寶慶寺，依據何在？明嘉靖以後，所有的陝西志書都這麼說。可是我們要研究唐長安的寺院，哪個朝代的文獻更可靠？是唐朝、宋朝的，還是明朝的？

現在的基本事實是：唐、宋、元時期的文獻裡無一字提及安仁坊寶慶寺，明朝天順五年（1461）成書的《大明一統志》卷三十二“西安府·寺觀”部分還是沒有寶慶寺。但是從明嘉靖《陝西通志》（1542年成書）開始，突然說唐長安城有個寶慶寺。

這些明朝人怎麼知道唐朝的事情？唐代的長安城消失了他們看不見，之前的文獻裡沒記載他們查不出，他們更不曾有什麼考古發現，你覺得他們這麼說有何依據？你願意相信嗎？

寶慶寺塔的歷史是捏造的

明清兩朝，四部《陝西通志》，關於寶慶寺、塔的說法都沒有文獻出處，不足為憑。

■ 明萬曆《陝西通志》關於寶慶寺和五色塔的記載

萬曆《陝西通志》說，唐“文宗感蛤蜊觀音像，建五色塔。”搬出一個故事來，給人感覺有點兒根據了。很不巧，這個故事的出處被我找到了。唐人蘇鶚《杜陽雜編》裡說：

上（唐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擘之不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盒，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

遺憾的是，文宗皇帝把蛤蜊菩薩賜給了興善寺，而不是寶慶寺，也沒有建什麼五色塔。

說到這兒，再回頭看看司空曙的《經廢寶慶寺》詩。如果非要說詩中的寶慶寺就在唐長安，堅信唐文宗在寶慶寺建了一座五色塔，那麼問題又來了：司空曙死後三十多年，唐文宗才即位；也就是說，唐文宗在寶慶寺建五色塔時，寶慶寺早已廢毀。這又如何講得通？

很明顯，“蛤蜊菩薩”這個本就荒誕的故事被人篡改了，五色塔的歷史是憑空捏造的。

萬曆《陝西通志》還說：五代時，寶慶寺毀於兵火，但寶慶寺塔還在。這個說法也經不起查考。

北宋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有個叫張禮的人，耗時七天遊歷京兆（今西安）城南，寫了一篇《遊城南記》。他遊訪的第一處故跡是薦福寺塔（小雁塔），第二處是慈恩寺塔（大雁塔）。小雁塔在安仁坊西北角，張禮由此前往大雁塔時，穿過了整個安仁坊故址，卻隻字未提寶慶寺塔。張禮此行，目的就是探訪唐朝故跡，既然看過了小雁塔，怎會錯過“與小雁塔同在一坊”（文物保護碑語）的寶慶寺塔？

答案只能有一個：安仁坊里根本就沒有寶慶寺塔。

這裡再說明一點：很多人說寶慶寺、塔是唐代的，一大證據是明清時期寶慶寺內和塔上有一些唐代石刻佛教造像。事實上，嘉慶《咸寧縣誌》卷十六《金石志》早已指出：“花塔諸石刻，皆自光宅移來”。這些石刻本是唐長安光宅寺舊物，到明朝被安置在寶慶寺。除了這些唐代石刻，寶慶寺內、塔上還有北朝、隋朝的石刻造像，總不能據此說寺、塔都是北朝的吧？

■清末的寶慶寺塔，東面，可見塔身上的佛造像。圖片出自足立喜六《長安史蹟の研究·圖版》日文原版第89頁

結論和一個推測

現在可以確定：明清志書裡關於寶慶寺的說法於史無據，關於五色塔的說法則是篡改唐代文獻後編造的謊言。寶慶寺、塔的歷史根本扯不到隋唐時期，也不是從安仁坊遷建至今址的。

還剩一個問題：志書裡的說法是假的，但修志者何必為一個寶慶寺說謊？

我推測，寶慶寺、塔虛假的歷史很可能出自明景泰二年（1451）的《重修寶慶寺記》。隨後，嘉靖朝和萬曆朝的修志者未加甄別，把碑記的說法寫進了《陝西通志》，清朝的修志者又照抄明朝志書，以致謬說流傳，貽誤至今。

景泰二年所謂的“重修”寶慶寺，就跟“××轉世”的鬼話一樣，建立在“前世”的謊言基礎上。寶慶寺、塔並沒有前世，景泰二年很可能就是它們的始建之年。前引《西安市志·第六卷》就說寶慶寺塔是“明景泰年間所建”，《陝西省志·文物志》也說寶慶寺塔是“明代六角七層樓閣式磚塔。”

我懷疑這個碑記造假，是因為西安明城牆內有好幾處明代古蹟，都以種種手段編造謊言，說自己的歷史遠溯漢唐，寶慶寺、塔歷史造假並非個案。可惜我找不到這個碑記原文，無法指證。

託古是中國人的“雅癖”，多一處漢唐遺存，古國、古都的歷史就多一分厚重、輝煌。拆穿謊言則掃人興、討人嫌。碑記無妨造假，志書無妨照抄，你抄他、我抄你，留下來的才是信史，真相就任由塵封土掩吧！

■ 民國時期的寶慶寺塔。圖片出自王望《新西安》（中華書局，1940年）卷首插圖

作者 | 雷樹萱 | 陝西藍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