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禍水患”到盤庚中興，“多難興邦”在人類歷史中被屢次證實

導語：

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道德經》對事物變化規律的總結，並非無根浮萍，相反，它在人類的發展進化歷程中得到了一一證實。“福”和“禍”之間是有聯絡的，也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就像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勢，在一定條件的影響下，福分的長久往往是禍患的開端，而禍患的發展中，也必定含有福分的因素。先秦諸子知道：“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捕蛇人知道：“毒蟲出沒之地，七步之內，必有解藥！”讓我們以商都“水患人禍”為切入點，從“盤庚中興”進一步分析歷史上被屢次證實的“多難興邦”！

祈天燈

一、商都遷徙的概況

二、商都遷徙的原因

三、盤庚遷殷後的四項措施

四、多難興邦在歷史中的證實

商都遷徙概況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朝是繼夏朝之後，我國曆史上的第二個朝代，是歷史上第一個有文字記載的朝代（甲骨文）。自商湯建立後，傳承500多年，但其氣數在約公元前1300年左右，也就是傳承到第300年（這300年包括商朝未取代夏朝的44年）時，就因內憂外患而幾經斷絕，是盤庚遷殷才又幫商朝續下了足足273年氣數！

由於商朝年代久遠，所以歷史上記載夏商周時的史料並不是太充分。不過從《夏商周歷史與考古》、《竹書紀年》以及後世史料記載，我們也可以推敲出歷史上商都的幾次遷徙概況。

商朝都城的八次遷徙

1、“商湯滅夏，遷九鼎於商邑”。商朝的第一次都城遷徙是，商湯滅掉夏朝，遷都於都毫。

2、“自亳遷於囂”。隨後，商王仲丁開始了第二次遷都，把都城從都毫遷到了囂。

3、“自囂遷於相”。商王河甲，第三次遷都，把都城從囂遷到相。

4、“祖乙遷刑（今邢臺市）。”商王祖乙，第四次遷都，先是把都城從相遷到耿，然後僅過了一年時間，復又從耿地遷到邢地。

5、‘“祖乙居庇。”祖乙滕，遷都後並未居住在刑地，反而居住在了庇。

6、“邢遷於奄”。商王南庚，第五次遷都，把都城從當時的刑地，遷往了奄地。

殷墟遺址

7、“奄遷於北蒙，曰殷”。最後就是，主角盤庚登場，第六次遷都把都城由奄地遷往了殷地，從此之後商朝都城二百多年未有變動，故此，因為商朝政治中心定居在殷地的時間比較久，所以後世史學家一般也把商朝也稱之為殷商。

8、再之後就是三次小遷徙，先是商王武丁把都城自殷徙到小屯，之後自己又從小屯跑到了亳。隨後，武丁的孫子商王武乙不滿意，又把都城從亳地遷回了小屯。武丁的兒子帝乙，也就是著名的商紂王，在武乙死後，又把都城遷往了朝歌。最終，至公元前1046年商朝被周武王覆滅。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商都遷徙的原因

商都遷徙的原因：“水患＋政治需要”。關於商都遷徙的原因，學術界經過探討研究，把商朝偏愛遷都的原因歸納為四個方面：一是為了躲避水患，二是遊牧說，三是去奢行簡的需要，四是政治需要。

但是經過後來對殷墟痕跡的清理和對甲骨文認識的深化，這幾種原因，除了躲避水患和政治需要外其餘都不可考。為什麼這麼說呢？

（一）遊牧說認為，商朝是由遊牧民族所構成的，出於遊牧業“逐水草而居”的特點，才屢次遷徙，但是，此觀點在後來的考古發掘中被推翻。五千年前我們祖先就已經有了農耕文明的基礎，炎黃時代農耕文化更是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商代的甲骨文和後世考古挖掘，也相繼證明，商代建立前的經濟基礎，已主要為農業文明所構成。

原始農耕文化分佈圖

（二）去奢行簡說認為：商王的屢次遷都是為了抑制貴族群體的鋪張浪費，遷都換個新環境來幫助貴族們憶苦思甜。這也是不合理的！人奢侈還是簡樸的秉性不僅受居住環境影響，更受經濟基礎和收入水平所決定，單純的換個環境，並不起到明顯的抑制作用。再者來說，遷都並不是過家家，不僅要把人遷過去，還要選址和營造新都城，是很耗費人力物力財力的一件事情，沒有道理花十塊錢的目的是為了省一塊錢。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三）黃河的治理在古代一直是一個難題，黃河中下游的商都時刻都在遭受水患威脅

首先，上古時代的人們沒有先進的鑄造工藝、治理河道的技術和理念。再其次，就奴隸制的社會本質而言，諸侯與君王共治天下的局面，容易導致統治者並沒有高度的集權，不能舉天下之力，來治理水患！

上古時期有治水記載的，就是共工治水、大禹父子治水。先說共工治水：

《左傳》昭公十七年載：「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山無定式，水無常形

共工的治水方法如何呢？《國語．周語下》記載了鯀和共工氏的治水方法：

「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

什麼意思呢，就是水來土掩，共工和鯀的治水辦法就是，那裡漏水堵那裡，在低窪和平坦的地面上修築堤壩，以阻攔水的漫流。但是，並沒有建設疏散水流和建設儲存和放水的水利工程，再加上黃河含沙量大和汛期水流速流量大，終導致治水失敗。之後大禹上任，《史記·夏本紀》記載：

“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大禹治水

大禹在他老爹鯀治水的過程中，發現了“堵不如疏”的道理，但他並沒有直接跑去治水，反而，先將天下劃分為九州，平整土地、保護生態，此之謂“治土”。之後，則開始“治山”，對岐山、太嶽山、太行山、常山、太華山、大別山等山分別進行疏通，再之後方才開始治水，如此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勞作十三年，方才暫時遏制住黃河水患，足以顯示水災在上古時期危害甚重！

《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史記·殷本紀》曰：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

奔騰湍急的黃河水

而史前水災在歷史文獻中也有諸多史料，紛紛記載了洪水威勢：

《尚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雖然，大禹治水卓有成效，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黃河又顯露出了它桀驁不馴的性格。

歷史上的花園口決堤，片刻間喪生百姓89萬

繼大禹治水過後至商朝盤庚時期，由於之前數代都城都聚集在黃河周邊，過多人口，對環境的影響和破壞是不可小窺的。

再者，透過地勢觀察我們可以發現黃河中下游是華北平原，地勢低窪，夏季來自太平洋的季風，受到南北縱橫的太行山脈的阻擋，形成降雨，而黃河不同於長江，泥沙含量大、支流少，難以疏散降水。其中，殷商時期降雨一般集中在1月份和五月份。

殷商時期黃河下游較現代水系廣闊

因此，夏季密集性降雨，在沒有支流疏散、堤壩受生產力制約並不牢靠，再加上沒有儲存和分擔多餘降水的人工水庫和水利樞紐，那時的黃河是非常脆弱的，繼而引發黃河決堤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透過品鑑《尚書·盤庚下》我們可以發現，盤庚遷都是出於躲避自然災害的需要而產生的：

《尚書·盤庚下》：“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失於政，陳於茲，高後丕乃崇降罪疾”。

而在後世的考古發掘中，盤庚遷都至殷後，仍有多次關於占卜水況的占卜辭。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是久受洪水困擾，是難以對此表示這麼急切的關注，所以水患說，是成立的。

殷墟甲骨文

（四）遷都也有部分原因是出於政治需要，即為躲避“天災”，也為消弭“人禍”

根據《史記·殷本紀》記載：

“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政治原因，就是九世之亂。自商王中丁後，屢次遷都，又多次發生王位紛爭，使得商朝中衰、諸侯離叛，而從仲丁開始計算，至盤庚時期已延續百年，持續九世。基本上商朝的歷次遷都部分原因，都是因為這持續百年的戰亂，為保護王室的遷都。

盤庚與商貴族之間的交鋒

尤其到了盤庚繼位後，期間的九世之亂相互影響疊加，量變引發質變，終於導致盤庚在位期間，諸侯不來朝見，都城內部貴族勢力盤根錯節，為了政治上進行權力洗牌的需要，盤庚決心遷都。

恰好，黃河下游也就是商朝都城所在地經常發生水患，根據史料記載，有一次發大水，淹沒了都城，所以藉此良機，盤庚以天災為名，發表兩篇訓話，說服了人民和反對勢力，啟程遷都。

《尚書·盤庚》： “嗚呼！今子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骨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於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商人浩浩蕩蕩的遷移之旅

盤庚遷殷後的四項措施

對“水患”與“人禍”的思考和警惕，幫助盤庚締造“中興之世”！人類與大自然對抗的最重要的一個優勢，就是懂得總結和思考。總結得失，思考措施，銘記災難，從而警鐘長鳴！正是，對“水患”與“人禍”的警惕，讓盤庚在遷都後迅速制定了整治水患、穩定社會、促進生產的一系列措施，又為商朝延續下了200多年的氣數！

（一）告誡眾人警惕災禍，勤勞耕種。

遷都後，盤庚以效仿先祖商湯把臣民遷移到山地，從而減少人民災禍的行為，為自己遷都至殷地的行為做解釋。同時，把遷都的行為與“遵從天意”相聯絡，披上神學色彩，更以先祖為名號，進一步凝聚了人民共識，加強自身在人民心目中的影響力。

商湯畫像

號召人民和貴族不能貪圖享樂，要居安思危，利用好殷地肥沃的土地，恢復生產耕種，維護好新都城自然環境，為遷都後商朝經濟的復甦，打牢了思想基石！

“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用降我兇，德嘉績於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易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尚書·盤庚》

耕種

（二）以考核制選拔賢才，改造舊貴族，緩和階級矛盾。

盤庚吸取了九世之亂的教訓，遷都後向諸侯和大臣明確了自己任用官員的標準：1、有同理心，能體恤臣民。2、不貪戀財貨、不聚斂財富。3、能使民樂業、為民謀生。並表示自己會在之後的生產和經濟恢復中，論功行賞。如此一來，大大激發了基層人民和底層官員的生產和施政熱情，把大多數平民的利益與國家利益和自身的利益捆綁到了一起，助長了自身權力。不但使得自身在國家內，更有威信和號召力，還變相的削弱了舊貴族的勢力，倒逼舊貴族改變自身危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把財富分配給平民，緩和了社會上的階級矛盾。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於朕志若否，目有弗欽！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屑一心。” ——《尚書·盤庚》

《尚書》先秦諸子所著

（三）進一步完善“內外服”統治體制。

商湯打敗夏王朝後，為強化王權實行了一種二元統治體制：“內外服制度”，盤庚遷殷以後對此制度予以了進一步的完善，加強了自身對聯盟的實際權力的控制力，進一步深化了與各附屬國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

內服與外服制度：內服是商人本族的活動區域，外服是商族以外的附屬國，商王透過兩種不同的管理制度來處理本族和臣服的外族的事務。

（四）加強技術研發，尤其是青銅冶煉技術的提升。

雖然上古時期的史料記載不是很全面，但是隨著後世我們對殷墟的進一步勘探和發掘可以發現，盤庚遷殷之前和之後，商朝的青銅冶煉技術達到了新的高度。

殷墟青銅器銘文普遍出現

一是鑄造規模和鑄造樣式的擴大，殷墟附近就有一個大規模的青銅器作坊，鑄造人員上千人，成果有成千上萬件的斧、戈、矛、刀等武器，足以見證遷殷後青銅鑄造規模的擴大和國力的增強。

二是鑄造的青銅器更加精美多樣，不僅有斧、鑿、鑽、鏟等生產工作，還有鼎、爵、瓢、壺、盤、碗等飲食器具，器具上花紋多樣、圖案精美。

殷墟大鼎，千年一嘆

“多難興邦”在歷史中的證實

（一）生於憂患的盤庚中興。

盤庚遷殷，本就是出於躲避“水患、人禍”的目的，盤庚繼承王位前，商朝已經經歷了長達百年的九世戰亂，繼位之後，更是政局混亂，平民與貴族之間、貴族與王權、諸侯與王權之間的階級矛盾尖銳，再加上黃河時不時的旱澇災害，商朝彷彿就是一支在風雨中飄搖的燭火，不一定那陣風吹來，面臨的就是亡國滅族的風險，處境不可謂不危急。

可就是在此種情勢下，盤庚並沒有向“水患、人禍”所妥協，反而積極作為，硬生生的靠著一己之力，堅持遷都主張，克服重重阻撓，避開了周圍諸侯王國的攻擊，使衰落的商朝出現了復興的局面。

之後，到了武丁時代，殷商王朝經過武丁發展，成了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都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