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龔延明老師賜稿
原文載《中華讀書報》2021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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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龔延明
浙江大學古籍所暨浙大宋學研究中心教授
《明代登科總錄》，屬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中國曆代登科總錄》子專案。
《中國曆代登科總錄》，先於1995年，列為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研究委員會專案；2003年，又批准列入國家社科基金專案；2013年，經專家對《中國曆代登總錄》課題前期成果進行中期評估，升格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滾動資助專案。
《中國曆代登科總錄》全書，按隋唐五代、兩宋、遼金元、明、清五個部分，分為五卷，總字數將達4200萬左右。
以龔延明為首席專家的課題團隊，以繩鋸木斷的不懈精神，前後進行了近二十年的艱辛努力，終於進入了收獲的季節。
2014年，《中國曆代登科總錄》第一份碩果——《宋代登科總錄》（14冊、1千萬字），首先瓜熟悉蒂落，在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出版後，受到學術界歡迎，並獲得高度評價，榮獲2015年浙江省第十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19年教育部第八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歷史類二等獎。
2019年，第二份碩果——《明代登科總錄》完稿，交廣西師大出版社。如今，以25冊、總字數1961萬字的鉅著問世。
龔延明主編 龔延明 邱進春編著《明代登科總錄》（25冊、1961萬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會2021年6月出版
這是一場漫長而艱辛的學術接力賽。繼《明代登科總錄》出版，接下去將是《遼金元登科總錄》、《 隋唐五代登科總錄》、《清代登科總錄》的陸續完成與出版……
擺在讀者面前、還散發著清香的《明代登科總錄》，是1300年中國科舉制度史中的一個長時段。中國科舉考試取士制度，歷經隋唐創立期，宋代成熟、完善期，元代衰落期，到了明代，重振雄風，邁入了健全、鼎盛期，中國科舉登上了第二個高峰。
明代於洪武四年（1371）首開進士科科舉考試，其後罷輟十三年，至洪武十八年（1385）重開，繼而三年一大比，沒有中止，共舉行了89榜科舉考試（崇禎十三年賜特用榜不計在內），每榜進士人數平均在270人上下，共錄取進士27591人。［1］為明王朝培養了大批治國安邦的人才。
明代科舉考試製度，在繼承了宋元三級考試、以經義取進計程車基礎上，又有不同於宋、元的創新。
其一，科舉考試建立在學校考試的基礎上，“科舉必由學校”，［2］科舉與學校緊密聯絡。建立縣、州、府、衛所儒學、鹽運司儒學、土官學等學校入學考試製度［3］，童生經學校入學考試合格，選拔為入校學生，方稱生員；凡生員經縣考、府考與提督學政主持的歲考，進行獎懲，生員俗稱秀才，許著青衫，頭戴方巾。宋代三年定期舉行一次的科舉考試，為明代所繼承，明代稱三年一大比。大比之年以前，明代生員要參加提學官主持的科考，科考為鄉試預備考試，也就是參加鄉試的資格考試。科考成績列入一、二等的生員，就獲取了參加鄉試的資格［4］。在府、州、縣學之上，中央有國學（太學），入國學者為國子生，國子生又細分為：府、州、縣學生員貢入國學者，稱監生；舉人入國學者，稱舉監；品官子弟入國學者，稱廕監；捐貲入國學者，稱例監。國子生，其待遇比郡縣學生員要高，凡入國學者，可以入官，也可直接參加鄉試或會試。明代進士國子生比例較高。
如《成化二年進士登科錄》載：一甲第一名羅倫、二甲第一名季琮、第三甲第一名劉烜，全是國子生出身。可見，“明制，科目為盛，卿相皆由此出，學校則儲才以應科舉”，明代學校與科舉考試緊密相銜接［5］，是對唐宋科舉考無資格試，許士子“投牒自應”的一大革新。［6］
其二，欽定朱熹注《四書》、《五經》為學校教材，形成了科考必由學校始，學校必從讀經始的科舉培養儒學人才的路徑。
其三，考試形式的創新，以八股文命題取士，這是科舉考試文體的創新，此種文體，以“載道”為基本追求，有起、承、轉、合規定程式的約束，用代聖人立言的口氣議論時政，有助於薰陶與樹立舉子儒家學說的治國理念和立身處世的倫理道德規範，適應當朝統治者鞏固王朝的需要；同時便於閱卷官有統一的評判試策優劣高下的標準。［7］
比已經出版的《宋登科總錄》，《明代登科總錄》有一大亮點，即大量利用了原始的明代登科錄、會試錄。縱觀中國一千三百年科舉史，明以前，唐代沒有留下一榜《登科錄》，宋代藉朱熹、文天祥名人效應，得以留下《紹興十八年進士登科錄》、《寶祐四年登科錄》兩種，元代16榜只留下《元統元年進士錄》一榜，而明代所儲存至今的明代《登科錄》數量為最多，據統計，海內外現存於寧波天一閣、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美國國會圖書館等館藏明代《登科錄》，總數為58種，而天一閣獨家所藏明代《登科錄》就有41種！海內外其餘館藏為天一閣所無之明代《登科錄》總數才17種，比天一閣所藏一半還不到。明代科舉名錄，除《登科錄》外，還有《會試錄》，光天一 閣就庋藏有38種。這是十分可觀的珍貴科舉文獻遺產。本課題團隊，盡最大努力利用了明代第一手科舉文獻資料。如現存的、分散在海內外明代《登科錄》、《會試錄》，課題組力盡所能予以蒐集，還徵集到山東民間儲存的《萬曆五年登科錄》。［8］以上明代科舉名錄，成為進士傳記資訊的最原生態依據，這就保證了《明代登科總錄》具有權威性。此外，書稿充分運用了明代正史、野史、實錄、文集、總集、筆記、碑刻、方誌中的進士傳記資料。這是空前的明代進士資料的大普查，此項成果的出版，為明代科舉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課題有嚴格的統一體例，即凡從現存文獻中能輯錄到的明代登科進士，按朝代、榜次順序，列其姓名，姓名下撰一小傳。小傳包括登科人字、號，籍貫，登科年，初授官，所歷官（舉例）及終任官（或最高官），諡號。小傳之下，基本上做到有三條以上的書證。書證引用的論著，寫明哪一朝作者、書名、卷次及與小傳有關的原著引文。例如：
【馬鳴鑾】 字君御，號鳳麓。四川成都府內江縣人。明萬曆二年進士第二甲第三十二名，賜進士出身。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歷官分守上湖南道，陝西按察使，右布政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鄖陽，副都御史。終官宣大總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贈兵部尚書。
《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萬曆二年進士登科錄》：“第二甲七十名賜進士出身：馬鳴鑾，貫四川成都府內江縣。民籍。縣學生。治《書經》。字君御。行一。年二十七，正月十五日生。曾祖愷。祖升階，知縣。父魯卿，進士。母劉氏，繼母高氏。重慶下。弟鳴錄、鳴鎣、鳴衡、鳴金、鳴轂、鳴鑑、鳴鎏。娶譚氏。四川鄉試第十二名，會試第一百五十四名。”
《光緒明清兩代進士題名錄·明萬曆二年進士題名碑錄甲戌科》：“賜進士出身第二甲七十名：馬鳴鑾，四川成都府內江縣。民籍。”
明談遷《國榷》卷八一，頁５０２４，萬曆三十八年八月丙申：“總督宣大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馬鳴鑾卒。鳴鑾字□□，內江人。萬曆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歷今官……年六十三。贈兵部尚書。”
明張朝瑞輯《皇明貢舉考》卷八第四十七頁：“（甲戌萬曆二年會試）第二甲七十名賜進士出身：馬鳴鑾，四川內江縣。”
明葉向高《蒼霞續草》卷十《資善大夫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贈尚書馬公墓誌銘》：“內江縣西南十里回龍山之原，曰故尚書馬公之墓。公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督宣大軍，卒於位……贈公兵部尚書……公諱鳴鑾，字君御，別號鳳麓……避兵徙內江，遂為內江人……生子魯卿，為雲南僉事，公之父也……公弱冠第萬曆甲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移陝西遷按察使……進右布政使……尋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再起復巡撫宣府……進副都御史，以至今官……沒之日為萬曆庚戌八月三十四日申時，距生嘉靖戊申正月十五日，得年六十三。”
明張鼐《寶日堂初集》卷十六《贈資善大夫馬公墓誌銘代葉閣師》：“內江縣西南十里回龍山之原，曰故尚書馬公之墓。公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軍務，卒於位……公諱鳴鸞，字君御，號鳳麓……遂為內江人……公弱冠第萬曆甲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進右布政使……尋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鄖陽六郡軍務。再起，復巡撫宣府……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卒贈兵部尚書雲……公生於嘉靖戊申某月日，卒於萬曆庚戌某月日，年六十有三。”
清盛子鄴輯《類姓登科考》（湖北圖書館藏清鈔本）（卷三·）二十一馬（子226－635上）：“馬慥，陝西同州人，自強子，萬曆甲戌二甲。馬鳴鑾，四川內江縣人，三甲，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又贈尚書，魯卿子。”
《雍正四川通志》卷九上《人物·直隸資州·明》：“馬鳴鑾，字君御，內江人……登萬曆甲戌進士。歷右都御史、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卒於官。”
明代科舉考試製度的創新，使明代科舉具有承前啟後的樣板性，明代的科舉制度為清代全盤繼承。然而，“20世紀的科舉研究，總體上看，‘兩頭’即隋唐與清代科舉研究多，中間研究少。其實明代科舉的研究更有意義：一則明代是中國科舉的成熟期，有典型性與樣板性。二則歷朝留下的科舉名錄不多，惟獨明代留下大批的原始科舉名錄。這也就是說，選擇明代科舉為考察中心，既有學術視野上的典範性，又能建立在踏實的基礎上，從面推進科舉制度的研究。”［9］然明代雖留下了大批登科錄，仍是不完整的，尚缺31榜；此外，原始登科錄主要提供進士的家狀與登科年、名次，其仕宦履歷需籍其他文獻資料蒐集。這就需要一部體例完整的、包括進士仕宦資訊的《明代登科總錄》，才能使明代科舉研究建立在全面、紮實的基礎上。此項成果，從統籌、蒐集文獻、檢錄每榜進士、輸錄、建立資料庫、紙質書稿的四次校對，至推出這部《明代登科總錄》，前後歷經二二十多年的努力。最後一校，由江西師大邱進春副教授與出版社編審對接，最為繁雜、細密，花了近三年時間！由此也可見此項工程之艱辛！
《明代登科總錄》的完成與問世，為全面、深入研究明代科舉，奠定了最基本的，也是最堅實的基礎，堪謂“明代科舉研究的基石”。其所提供的明代89榜、27591名進士，1961萬字的傳記資訊大資料，將有助於推進明代科舉史的深入研究，該書還為明代政治史、教育史、文化史、人才學與區域經濟的研究開拓了新的視角，諸如利用明代進士的大資料，對明代精英分類、分等及上下流動的變化、區域分佈特點等，提供了便捷的資料統計，為重新審視明代進士群體精英對明代政治、教育、文化的介入與影響力等問題，提供了可靠的文獻資料基礎。其學術價值可望日益彰顯。
注 釋
［1］ 龔延明邱進春《明代登科總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出版。
［2］ 《明史》卷六九《選舉志》一，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出版，第1675頁。
［3］郭培貴：《明史選舉志考論·總論》，中華書局，2006 年，第9 頁。
［4］ 《明史》卷六九《選舉志》一，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出版，第1676-1677、1687 頁。
［5］ 《明史》卷六九《選舉志》一《選舉之法》，第1675頁。
［6］ 《全唐文》卷三三一，楊綰《條奏貢舉疏》稱“投牒自應”，第3357頁上欄。《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引禮部坐郎楊綰上疏，稱“投牒自舉”
［7］ 參龔延明高明揚《清代科舉八股文衡文標準》，刊《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四期，第180頁；
龔篤清《明代科舉圖鑑》第八章《八股文的功過是非評說》，長沙：嶽辳書社，2007年 ，第736頁。
［8］ 《萬曆五年登科錄》，由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陳長文教授提供，謹致謝意。
［9］ 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之《導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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