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裡面，程參帶著自己的詩句到長安干謁，想透過官員們的舉薦，進入官場一展抱負。看上去似乎和現代“走後門”有點類似，其實兩者有很大的不同。干謁在唐代是文人們主要晉身通道之一，重要性甚至超過科舉。也正因為如此，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大唐詩文冠華夏的現象。

唐朝初年，官員的主要來源是隨李淵家族打天下的功臣，以及他們舉薦的各類優秀人士。而科舉制還很不完善，李淵在位時，每年科舉取仕不過五、六人。李世民時，也不過十幾個人。直到武則天主政時，舉人的數量開始增加較快，一年可達50多人。武則天對科舉這麼重視，原因也是出於削弱勳貴們的權力，平衡朝政。客觀上促進了寒門文人的出仕，擴大的唐朝的統治基礎。

唐朝初年，干謁取仕是有資格官員的主要工作任務之一，與科舉有關的，以及一定級別以上的官員，都要不停地為國選材，向朝廷輸送有用之材。所以干謁絕不是走後門，官員們不舉薦賢士才是失職。我們熟悉的很多詩人都曾干謁，王勃、駱賓王、王昌齡等等。當時，文人們干謁都是以天下公心為準則，而不是阿諛舉薦者。所以文人們也沒有多少心理負擔，干謁文往往都是公開的。

正是這樣的社會氛圍，文人們的干謁，經常以表現自己的雄才大略和高尚情操為榮，看上去有點自吹自擂，實際上卻是有必要的。就像現代的面試，你太謙虛了，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面試官怎麼敢錄用你。文人們無功無經驗，再不表現一下自己的偉大志向，還如何得到別人認可？

從舉薦者角度來看，志向遠大者才有積極上進的動力，都如李斯般只想做米倉里老鼠的人，舉薦上去顯然會被人笑話的，除非大家都認可這人真有本事。而有才華的人，雖然沒有實際工作經驗，但智商高，學東西也快，只要肯踏踏實實幹下去，脫穎而出並不是難事。

氣勢磅礴的唐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這種社會氣氛所造就的，文人們身在鄉野，卻心懷天下，敢於指點江山。在科舉考試中，文人們也常常自比周公、張良、諸葛，期望一登科便能輔助帝王成就一番大事業，對基層工作不感興趣。李白詩文冠天下，能讓高力士為其脫靴，卻始終無法參予朝政，一展濟世之理想，也算是文人們的悲哀。

舉薦者也不能只注重文人的才華，道德品質也很重要。被舉薦者如果犯罪，舉薦者也是要承擔相應的責罰。名臣魏徵就因為舉薦的人犯下大罪，被認定為朋黨而被牽連，連墓碑都被李世民給砸了。真可謂，舉薦有風險，用權需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