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辛丑、西元前140年

評：

大家注意，『建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年號。從這一年起，中國進入了以年號來紀年的時代。

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

譯：

冬季，十月，漢武帝下詔，令大臣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的人才，武帝親自出題，圍繞著古往今來治理天下的『道』，進行考試。參加考試的有一百多人。

評：

年輕的漢武帝剛一登基，便四處求賢，顯示了其朝氣蓬勃、奮發進取的性格。這也意味著漢朝將要由之前文景時代『無為而治』的國策，轉變成積極有為。

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僕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譯：

廣川國封國都城位於今河北冀州市人董仲舒在回答說：『所謂的「道」，是指由此而達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義、禮、樂都是推行「道」的具體方法。所以，古代聖明的君王去世之後，他的後代可以長期穩坐天下，國家幾百年太平無事，這都是推行禮樂教化的功績。凡是君主，沒有人不希望自已的國家能安寧長存，但是政治昏亂、國家危亡的卻很多。用人不當，治理國家的方法不是正道，所以國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滅亡。周王朝有幽王、厲王時期出現衰敗，並不是由於治國的道路不存在了，而是由於幽王、厲王不遵循治國之道。到了周宣王在位時，他仰慕過去先王的德政，恢復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彌補殘缺，發揚周文王、周武王的功業，周代的王道再次煥發出燦爛的光彩，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孔子說：「人可以弘揚道，而不是道弘揚人。」所以，國家的治亂興亡在於君主自己，只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換代，統治權就不會喪失；君主的作為悖理錯誤，就會喪失統治地位。做君主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肅朝廷，整肅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肅百官，整肅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肅天下百姓，整肅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肅四方的夷狄各族。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肅完畢，遠近沒有膽敢不統一於正道的，就沒有邪氣衝犯天地之間，因此陰陽諧和，風調雨順，生物安和相處，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徵辛福的東西和可以招致吉祥事，全都出現，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評：

董仲舒的觀點，將傳統的天命觀與君王自身的德行結合起來。君王自身無德，不行正道，就會失去天命。輕則國家動亂，重則改朝換代。這是對君主最高權力的一種約束與監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這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頑，抵冒殊捍，熟爛如此之甚者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譯：

『孔子說：「鳳凰不來，黃河也不出現圖畫，我算完了！」他認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這些祥瑞，但因為身分卑賤不能招致，而感到悲哀。現在，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得以招致祥端的尊位，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權勢，又有能夠招致祥瑞的資質；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頭腦聰明而心地善良，愛護百姓而尊重賢士，可稱得上是仁義君主了。但是，天地沒有相應的表示，祥瑞沒有出現，原因何在？主要在於沒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沒有走上正路。百姓追逐財利，就如同水流向低處一樣，不用教化築成堤，就不能阻止。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為王治理天下時，沒有不把教化作為根本大事的。建立太學中央級別的學校，以便在都城興起教化，興辦學府，以便在地方城邑中開導民眾，當時的刑罰很輕而沒有人觸犯法禁，其原因在於推行了教化而社會風俗很好。聖明的君主繼承亂世道，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殘餘全部掃除，還要推行教化，提高教化；教化已見明效，好的社會風俗已經形成，子孫後代沿襲不變，實行五六百年也不會衰敗。秦朝譭棄先代聖王的治國之道，實行不顧長遠、只顧眼前的統治方法，所以立國僅有十四年就滅亡了。秦朝遺留下來的惡劣影響至今還沒有清除，導致社會風俗淺薄惡劣，百姓不講忠信德義，牴觸冒犯，殊死反抗，風俗竟然敗壞到如此程度。我私下做了這樣一個比喻：琴瑟聲音不和諧，嚴重時必須解下舊弦，更換新弦，才可以彈奏；實施統治遇到了阻礙，嚴重時一定要加以改變，才能治理好國家。所以，自從漢朝得到天下以來，一直想治理好國家，但至今沒有治理得好，其原因就在於應當實行改革的時候而沒有實行改革。

評：

倉廩實而知禮節，經過文景之治，漢朝國力強盛，有能力興辦學校，讓更多人受到教育，這是正確的。董仲舒在他的奏對中提出了按照古代制度興辦學校、舉薦人才，可謂是正當其時。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並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譯：

『我聽說聖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臣子年幼時就學習知識，成年後就給他官位以磨礪他的才能，頒給爵位俸祿以培養他的品德，實施刑罰以威懾他的罪惡念頭，所以，百姓才能通曉禮義，而以衝犯君主為恥。周武王奉行天下大義，推翻了獨夫民賊，周公製作了禮和樂來修飾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時期，沒有人犯罪，監獄空虛長達四十多年。這也是教化的浸潤和仁義的流佈，而不止是傷殘皮肉的刑罰的成效。到秦代就不是這樣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實行韓非的學說，憎惡聖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貪求財利的風俗，只看虛名而不注重實際，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倖免受刑罰，而做壞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懲罰。因此，百官都粉飾虛名假譽而不注重實際政務，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禮儀，內心卻有背叛君主的念頭，弄虛作假，追逐財利，毫無廉恥；所以遭受刑罰的人很多，死人相連，但是犯罪卻沒被制止，是風俗的影響造成了這樣的狀況。現在陛下統治全國，天下沒有不服從的，但是卻沒有給百姓帶來功德，大概是由於您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吧。【曾子】一書說：「尊重所聽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瞭；實踐所知道的的知識，他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於別的，就在於認真注意罷了。」希望陛下能依據所聽到的道理，真誠地信奉它並把它推行開來，那麼，您與聖明的三王就沒有什麼不同了！

評：

中國數千年來採用『德主刑輔』的治國方針，即源於此。首先用道德教化讓人們變得善良，社會風氣好了，犯罪自然就少了。再用刑罰打擊極少數漏網之魚。孔子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味地用嚴刑峻法來恐嚇民眾，結果就是使得百姓沒有廉恥之心，僅僅以免於受到處罰為幸事，甚至以鑽法律空子為榮。社會道德一天天敗壞，人際關係也趨於冷漠。漢文帝時代的賈誼，就曾批評過秦朝用法家來治國，對社會造成的負面作用，詳見漢紀六3。嚴刑高壓下，整個社會成了大號監獄，民眾有什麼幸福感呢？只有致力於社會整體道德的提升，才能讓人們生活在溫情之中，違法亂紀傷害他人的事，自然就少了。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由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

譯：

『平常不招徠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賢能之臣， 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紋美麗的玉器一樣。所以，招徠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過於興建太學；太學，是賢士的來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現在，讓一郡、一國的所有民眾都來回答，而沒有一個符合詔書要求的人才，這說明上古聖王之道常常滅絕了。臣希望陛下興建太學，設定學識淵博的老師，用來培養天下計程車人，經常考試以便學生能全面表現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類拔萃的人傑了。現在的郡守和縣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職責就在於上承仁德而向下傳播教化；所以，如果這些表率人物無德無才，就會君主仁德不能傳播，恩澤不能流佈。現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眾，有的還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殘酷地虐待百姓，與壞人勾結，貪求財利，百姓貧困孤弱，冤屈痛苦，無法維持生計，十分不合陛下的心這都是官吏不稱職造成的後果！

評：

所謂『上行下效』，要想讓百姓的道德水平提升，那麼官員一定要起到模範帶頭作用。所以，選擇稱職的官吏非常重要。

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比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譯：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員的子弟， 選任郎官又以家庭富於資財為條件，所選的人未必是賢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說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績的好壞來區分大小，並不是指任職的累積時間；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職時間很長，也仍做小官，賢能的棟樑之才，即使是任職時間很短，也不妨做輔政大臣，所以，官吏們都盡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職工作而建功立業。現在就不是這樣了。累積時日就可以獵取富貴，任期長久就可以升官晉職，因此，廉潔與恥辱相互轉化攙雜，賢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偽。我認為應讓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員，各自從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選擇賢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選送二人，到宮中服務，而且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觀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選送的人有賢德，就給以賞賜，選送的人不好，就給以懲罰。如果這樣，所有二千石官員都會全力以赴地尋求賢人，天下的人傑都可以成為國家官員而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賢人都吸收到朝廷中來，那麼，三代聖王的功業不難於造就，而且堯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職時間長短計算功勞，而以實際考察出來的賢能為上，根據各人才能大小給以不同的官職，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確定不同的地位，就會使廉潔和恥辱、賢與不肖區別得很清楚了！

評：

董仲舒提出的讓各地官員發現並推薦人才給朝廷，是效仿夏商周時期的鄉舉裡選制度。但是實行起來，效果未必能比得上古時候。因為夏商周時期，實行的是分封制，諸侯和大夫長期管理自己的封地，對封地內的人賢與不賢能充分考察。而漢朝的太守和縣令都是任職的官僚，在一個地方做官幾年就要升遷或調走。他的治下那麼多人，短短几年怎麼能充分了解誰是賢明之士呢？如果強制他們推薦人才，他們只能囫圇吞棗式的找人，這就給了那些偽君子假裝『賢德』藉此上位的機會。而且，作為被舉薦者，往往會對舉薦他的人感恩戴德，成為後者的門生故吏。古時候由於中高層官員多為世卿世祿制，因此透過鄉舉裡選選拔出來的人一般只能擔任做事的低階官吏。但在漢代，被舉薦的人有機會一路升遷直至公卿將相。這樣，舉薦制很容易形成門閥豪強。如東漢末年的袁紹家族，被他家舉薦的門生故吏遍天下，因此把持了中央到地方的政局。所以，一項制度的好壞，要放在整個社會大環境中看。單拿出來某一種古代的制度，放到現在未必合適。

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

譯：

『我聽說積少成多，積小成大，所以古代的聖人，沒有一個不是由默默無聞而變成美名遠揚，由卑徽而達到顯赫；因此，堯起步於諸侯之位，舜興起於深山之中，並不是一日之內突然顯赫起來，應該說是逐漸達到的。言語是由自己說出來的，不能阻塞；行為是由自身做出來的，無法掩飾；言語和行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內容，君子正憑藉著它而感動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業，能注意一切細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積累善德，就像人的身體長高時那樣，每天都在增長自己卻不知道；本身積累惡行，就像燈火消耗燈油一樣，自己也沒有察覺；這正是唐堯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紂令人悲悼戎懼的原因。

評：

孟子說過『人皆可為堯舜』。成為聖賢並不難，從身邊的小事做起，逐漸培養自己的道德水準，終能達到聖人的境界。董仲舒在鼓勵漢武帝，做一代聖君。

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譯：

『快樂而不過分，反覆行善而不厭倦，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 萬世無弊害；只要有弊害產生，一定是因為沒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為執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廢，所以政治昏亂政令不行，補救的方法，就是運用王道中被偏廢的部分去補救積弊罷了。三代聖王的治國之道，側重點各有不同，並不是它們相互矛盾，它們都是為了醫治社會積弊，只是由於各自面對的社會情況不同，才形成了治國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說：「要說無為而治的人，應該是舜吧！」舜改換曆法，改變衣服顏色，只是順應天意罷了。其餘一切都遵循堯的治國之道，哪裡改變過什麼呢！所以，聖明的君主，有改變制度的名義，而沒有改變治道的實際內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禮儀，形成這種不同的原因，是因為它們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須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說：「商代繼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廢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繼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廢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繼承周代，就是過了一百代之後所實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測得出來。」這是說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國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這三種了。夏代是繼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獨沒有說到兩者之間的增減，是因為兩者的治國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則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為它來源於天，只要天不變，道也就不會變；所以，夏禹繼承虞舜，虞舜繼承唐堯，三位聖王相互授受禪讓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為其間不需要補救積弊，所以孔子不說他們之間的增減。由此看來，繼承一個大治的朝代，繼起者實行與原來相同的治國之道；繼承一個政治昏亂的朝代，繼起者一定要改變治國之道。

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

譯：

『現在漢朝是在大亂之後而建國的，似乎應該略為改變周代制度的過分強調禮儀，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現在的天下，同是這一個天下，為什麼古代與現在相比，卻會有那麼大的差距！為什麼敗壞到如此程度？估計或許是因為沒有遵循古代的治國之道吧，或許是因為違背了天理吧？

評漢朝要想長治久安，必須深刻總結前代的教訓，改變治國理念。這是董仲舒從歷史角度論證變革的必要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呼！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

譯：

『天對萬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賜予：賜給利齒的動物不讓它再長犄角，賜給雙翅的鳥類只讓它有兩隻腳，這是讓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祿的官員，不許靠氣力謀食，不得經營工商末業，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與天的旨音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奪取小利的人，連天都不能滿足其貪慾，更何況人呢！這正是百姓紛紛怨嘆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達官顯貴，身受朝廷榮寵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豐厚俸祿，於是憑藉著既富又貴的資本和權勢，在下面與平民百姓去爭利，百姓比得上他們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後陷入窮困。富袷的人奢侈成風揮金若土，窮困的人走投無路苦不聊生；百姓沒有感覺到活著有什麼樂趣，怎麼能避免犯罪呢！這正是刑罰繁多卻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天子的官員，是平民百姓觀察仿效的物件，是遠方各民族從四面八方向中央觀察仿效的物件；遠近的人都觀察和仿效他們，怎麼可以身居賢人的高位卻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財利，經常害怕窮困，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狀態；急急忙忙地追求仁義，經常害怕不能用仁義去感化百姓，這是官員應有的意境。【易經】說：「既揹負著東西又乘車，招來了強盜搶劫。」乘坐車輛，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擔，這是小人的事；【易經】的這句話，是說居於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這樣的人，一定會招來禍患。輔政的方法之外，就沒有別的方法了。

評：

身為官員，又去做發財之道，必然會利用其身份與權力巧取豪奪。這就是『與民爭利』。官員的職責是管理社會，維護秩序。至於發財，讓百姓自由去做就好了。官員是吃朝廷俸祿的，不用親手勞作就能得到豐厚的回報，已經比大多數老百姓過得愜意了，不應該再有非分之想。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譯：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統，這是天地之間的永久原則，是古往今來的一致道義。現在，每個經師傳授的道不同，每個人的論點各異，百家學說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沒有辦法實現統一，法令制度多次變化，臣下不知應該遵守什麼。我認為，方向不同，所有不屬於儒家「六藝」範圍之內，不符合孔子學說的學派，就不要讓他們入朝為官，不許其與儒學並進，使邪惡不正的學說在朝堂上消失，這樣做了就能政令統一，法度明確，臣民就知道該遵循什麼了！』

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天子擢為中大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譯：

武帝很讚賞董仲舒的對答，任命他做江都國封國都城位於今江蘇揚州市的相諸侯國的行政長官，相當於郡太守。會稽郡治所位於今江蘇蘇州市人莊助也以賢良的身分參加了考試對答，武帝擢拔他擔任中大夫執掌議論的官。丞相衛綰向武帝上奏：『舉薦來的賢良，有研究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的學說，擾亂國家政治的，請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請。董仲舒從小研究【春秋】。孝景帝時做了博士官研究學術的官，進退舉止，不做任何不合乎禮法的事，學者們都用尊師的禮節尊敬他。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國的相，侍奉江都易王劉非。劉非是武帝的哥哥，歷來驕橫，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禮義來輔佐糾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促舒。

評：

春秋戰國時禮崩樂壞，天下紛亂，學術思想界也紛紛擾擾，百家齊出。而秦漢作為大一統的帝國，則需要統一的指導思想。否則各學派在朝堂上爭吵，很難做到政策的永續性。秦以法家為尊，焚書坑儒，暴虐天下，最終二世而亡，已被證明是失敗的。漢初審時度勢，採用黃老之術，無為而治，使被戰爭破壞的社會逐漸復甦。而到了武帝時代，國富民強，對思想界的撥亂反正也提上了日程。孔子的儒學，實際上是對堯舜、夏商周以來一脈相承的思想學說的一個總結與傳承，孔子『述而不作』，儒學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都是在之前的古籍中整理出來的，是傳統思想的精華所在，非孔子自創。因此，以儒學為尊，實際上是恢復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一脈相承的華夏正道。與秦朝焚燬民間藏書相比，漢朝的尊儒，僅僅是在朝堂上重用儒生，並未強行毀滅其它各派學說。這就是仁義與殘暴的區別。

春，二月，赦。

譯：

春季，二月，漢武帝頒佈赦令。

行三銖錢。

譯：

朝廷發行三銖錢。

評：

銖是重量單位，一銖相當於一兩的二十四分之一。三銖錢就是每枚重0。125兩的銅錢。

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上雅向儒術，嬰、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譯：

夏季，六月，丞相衛綰被免職，丙寅初七，武帝任命魏其侯竇嬰做丞相最高行政長官，任命武安侯田蚡做太尉最高軍事長官。武帝一向看重儒求，竇嬰、田蚡都喜好儒求，極力推薦代地人趙綰擔任御史大夫最高監察官，推薦蘭陵人王臧擔任郎中令宮廷衛隊長。趙綰奏請興建明堂以接受諸侯王的朝見，並且向武帝推薦了他的老師申公。秋季，武帝派出使者帶著表示禮聘的帛和玉璧，駕著安車駟馬去迎接申公入朝。申公到了京城，拜見武帝。武帝詢問關於國家治亂的事，申公已是八十多歲的高齡，回答說：『治理天下的人，不以說得多為完善，只看努力實幹得怎樣罷了。』這時，武帝正喜愛文辭，看到申公的對答，沉默不語；武帝雖然對申公的對答不滿意，但既然已把他招來了，就任命他做了太中大夫執掌議論的官，安頓他住進魯王在京城的官邸中，商議有關興建明堂、天子視察各地、改換曆法和服色等事情。

評：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要尊儒，自然會有很多人把自己打扮成儒生，誇誇其談，以取得官位。申公告誡武帝要多做少說，重用確實有能力的人才。

是歲，內史寧成抵罪髡鉗。

譯：

這一年，內史京城地方長官寧成犯罪，被判處髡鉗刑剃去頭髮，用鐵索繫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