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以科名易地名”的事例初唐就己有之：“李堯臣，譚津人，貞觀中第進士，累官至交州刺史，有異政。賜其里門曰‘登俊’。”中唐以後，此類事例漸次增多。閩士周匡物、周匡著、潘存實等曾居天城山讀書。
匡物於元和年間及第，之後其讀書所居之山便易名為“名第山”：在相關史傳、類書中，我們都未發現唐天子為天城山賜名的記載。因此，“救封山名”一說很可能是出於後人善意的杜撰。
如果說上述改易山名是一種自發的民間行為，那麼更易坊名、鄉名、里名則是地方官員有意為之。
科名的表彰
據《八閩通志》載，漳州城內確有“名第坊，在府城內東南武安街。唐元和中為周匡物立”。葉京是建州地區最早登第的舉子。為了彰顯這一特殊的意義，地方官員決定更名其所居之裡：有意思的是，有時兩個不同的地區甚至出現了相同的地名。據《淳熙三山志》載，福州閩侯縣的“桂枝鄉”是為了紀念元和十四年（819）及第的陳去疾。
無獨有偶，江西袁州也有一個以“桂枝”命名的坊巷，其地為景福二年（893）進士易標所居之處。信州地區的官員為了表彰乾寧二年（895年）及第的王貞白，將其所居之坊更名為“進賢”。而據《桂林風上記》載，為了嘉獎本地舉子趙觀文以狀元及第，桂州地方官員亦以“進賢坊”命名趙之住所。
更加巧合的是，王貞白與趙觀文竟然是同年。可見兩地之更名在時間上應極為接近。唐王朝的疆域幅員遼闊，福州與袁州、信州與桂州之間也相隔甚遠，地方官員在更易地名時未必知曉彼此的相關舉動。
又由於上述新地名都以表彰本地登第士子為指歸尹內涵呈現出高度的同質化，因此出現重名現象也就在所難免了。不過，此類“重名”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隨著南方舉子，特別是“邊緣區”舉子的群體性崛起，因科名改易地名在當時是一種較為常見的現象。
需要補充的是，除了改易地名外，人們時常還會為本地登科計程車子營修相關紀念性的建築。贛州有秘書樓。當地舉子賴槳“登乾元二年進士，拜崇文館校書郎，不就。大曆初，邑令李景陽謂省舊曰：‘昔龐統裡號冠蓋，鄭玄間稱道德，方知古人夫復何愧？’即其所居號秘書坊，又為秘書樓表之”。吉州新淦有雙秀亭。據《輿地紀勝》載：“雙秀亭：二鄧，新淦峽江人。長名佑，季名吉。所居日黃金鄉。長擺童子科，季登三禮科一。築雙秀亭於江上，朱嚴為之記。”此外，潭州城內還有“名第橋，唐元和間建，以周匡物登進士第名”。
分佈的地域
從流傳下來的文獻資料可知，當時江西與福建地區改易地名的事例甚多。福建地區更名的事例又以福州為多。
宋人梁克家所編的《淳熙三山志》中就有不少相關的記載。當時福州閩侯縣有“桂枝鄉”唐人常以“折桂”及“仙榜”等喻指登科，雖然人們對“桂枝鄉”的由來究竟與陳去疾還是陳蜀有關尚有疑義，但皆一致認同該地名中所包含的表彰科第的含義。
相似的例子還有：“桂芳鄉。大弘裡。以林慎思中宏詞，奏名。”顯然“桂芳鄉”、“大弘裡”的稱名亦是用以紀念林慎思而來的。而“奏名”則體現了此次更易地名的行為是由官府主導的。
江西地區的事例則多集中於袁州。有關袁州地區“以科名易地名”的現象在正德《袁州府志》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很明顯，這些帶有“桂”、“仙”、“賢”等字樣的地名都是對當地登第士子的表彰。其數量之大、密度之高，著實令人詫異。
這些地名亦是反映唐代袁州地區科舉發展狀況的寶貴史料。其中，尊賢坊所紀念的李奇膺應是受到了朝廷的徵召，而與“三登坊”相關的曹傳、曹藻、曹遷兩代三人連續登科（或為明經），亦當為一新興的科舉家族。然此四人皆不見於《登科記考補正》及相關訂補文獻。由此觀之，地名或可成為補錄《唐登科記》之依據。
前文說到，在中晚唐時期的南方社會中，福建與江西的及第進士增長速度最為迅猛，而福州與袁州計程車子又是構成上述兩道登第舉子的主體力量。所以，閩、贛兩地大量出現“以科名易地名”的現象並不足為奇。不過，值得留意的現象是，在閩、贛等地掀起大規模改名的浪潮時，浙江西道以及北方的科舉發達地區卻較少見到相關的事例。
綜唐一代，蘇州地區有超過六十名的舉子登科，但流傳下來的方誌鮮有更易地名的相關記載。為什麼會出現如此明顯的反差？或許，這與唐代，“第社會”的社會屬性有一定的關聯。在講求門第出身的唐代社會，郡望不僅意味著最崇高的名譽與聲望，而且還可以為其子弟提供“製造”聲望所需要的條件（如交際網路等）。
同時，人們也很難以其的方式來表彰出身士族的科場名士。況且，家族的聲望（如郡望等）來自其深厚的歷史積澱，也不是更易地名就能凸顯的。下面這則事例就很能說明郡望與科名之間的微妙關係：母此處的“文章非佳”未必一定指考場文章，亦可能是崔氏的行卷之作。在科名日重的大趨勢下，李氏“出身處可量，豈必要須進士”之類的安慰言語似乎有些蒼白無力，也難怪“聞者大。李氏這種深深的惋惜和同情凸顯了高門士族在唐代科場中的一種無形優勢一一在看重出身的社會語境中，門第往往與名望相連，所謂“第一清河”即有此意。
另一方面，唐代科舉多“以名望去取”。
門第不僅是聲望的來源，同時也為族子弟製造聲望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當時的士族子弟，多居住在“核心區”。中唐名士呂溫之弟呂讓的經歷就很能說明這一點。元和十年（815），呂讓進士及第。與其兄相類，早在考試之前，他也已聲名在外：這場宴會究竟舉辦於何時何地，史無明載。
韓愈與張籍、皇甫提分別結識於貞元十三年（797）和貞元十八年（802），則這場宴會應在貞元十八年至元和十年之間。考察三人之年譜，韓愈貞元二十一年至元和五年（805-810）在長安；張籍自元貞元年（805）至元和十年皆在京城；皇甫提則於貞元二十一年末抵京參加科考，至元和三年（808）離京。綜合以上情況，三人同在長安的時段僅有貞元二十一年至元和三年（805-808）。以呂讓之生卒年推算，彼時其應在十二至十五歲之間。
當是時，韓愈已在士林中頗有聲望，張籍、皇甫提亦詩壇少壯。一位總角之齡少年得以預於其間，一方面固然與呂氏家族的影響力不無關聯一一讓祖延之，官至越州刺史、浙江東道節度使；父渭曾於貞元間三知貢舉：兄溫亦身居顯宦並出使吐蕃。
元和元年（806），呂溫由吐蕃返回長安，呂讓很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至京探望其兄並與韓愈等人宴飲。另一方面，這也與呂氏家族的居住地洛陽有著密切的關係。洛陽與長安，都是唐王朝最為核心的區域。韓愈、皇甫提、張籍同時聚居長安並非偶然。彼時，韓愈在國子監為官，張籍任太常寺太祝，而皇甫提則是入京科考。換言之，是“核心區”內的政治設施將全國的詩壇名士、科場先達、公卿顯宦匯聚到了一起，而他們所形成的集團便是文壇。
韓愈等人對呂讓的延譽代表了詩壇對這位“新人”的認可。呂讓也由此聲名大噪。唐人一般弱冠（20歲上下）便投身科場，而呂讓二十三歲便中第，可見其進身速度之快。從門第上說，東平呂氏只能算是小姓，其社會地位不可與崔、盧、李、鄭、王這樣的高門大戶同日而語，但門第依然是他們科場上大獲其利的主要優勢之一。
結語
由以上事例不難看出，對於那些士族而言，家族名望是贏得科名的重要原因。那些享有聲望計程車族大多居住在“核心區”及“中間區”內，如果不是任職地的變化或發生其他變故，他們不太可能遷徙至“邊緣區”。上文提及的與改易地名相關計程車子不是來自“邊緣區”（福建、桂管等），就是出自那些在士人階層心目中文化地位尚未完全明確的“中間區”（江西）。
他們家族亦非名門，自然難以為他們提供產生名望的相關條件。從他們的家鄉走出的全國性名士更是屈指可數，例如建州、漳州的舉子及第正是由葉京、周氏兄弟開始。對於上述地區而言，及第計程車子不僅是寶貴的文化資源，也成為當地文化發展的里程碑。改易地名正是對這種意義的固化與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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