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9年，陳勝在大澤鄉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激起了起義者的反抗之心，然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秦末農民大起義。在很多人看來，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句話，打破了先秦貴族在政治上的壟斷，代表庶民參政的開始。
那麼，陳勝這句話準確不準確呢？其實，如果從時代上看，陳勝這句話振聾發聵，的確具有時代意義，但如果從狹義上看，陳勝這句話並不準確，並不符合時代特徵。
根據史料記載，第一位平民政治家大約是姜子牙，據說他家道中落，做過屠夫，開過旅館，由於家貧而做了贅婿，70歲時整天四處釣魚，但這樣一位窮老醜的男人，卻在隨後的日子裡翻雲覆雨，周文王拜他為“太師”，尊他為“太公望”，周武王尊他為“師尚父”，成為周人軍事統帥，後來建立齊國，輔佐周成王、周康王等。一位窮老醜翻身為帝國數一數二的重臣，無疑已經驗證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話。
當然，甲骨文出土之後，人們發現“姜”字本義是女羌人，並不代表姓氏，羌字本是被俘的男羌，大約商朝晚期時姜字可能演化為姓氏，羌字成為部落名稱。因此，從文字上解析可知，姜子牙應該不是普通人，極有可能代表了羌人的利益，所以周人才會重視姜子牙。
也就是說，姜子牙得到重用的前提，不是因為他的才華，而是他的特殊身份，在羌人中的地位，因此當時還處於“王侯將相有種”的時代。
其實，甲骨文中的“民”是一目被刺，以獨眼作為奴隸的標誌之一，“人”與“夷”、“屍”相通，一般用於被征服部族後臣服之人，地位低下，還可以作為“人牲”，總之商朝統治階層與“民”、“人”似乎不是一個物種，當時“王侯將相的確有種”。因此，當時“民與人”中哪怕有才智高絕之士，統治者也不會重用，否則就會動搖統治基礎，比如紂王只是任用了幾個地位低下的“小臣”，就被比干、周武王等人視為四大罪狀之一。
西周至春秋晚期之前，在史書上留下姓名的王侯將相，基本上都是貴族後代，或者說雖然落魄但有輝煌的祖先。我們熟知的秦穆公用五張羊皮換得奴隸百里奚，其實百里奚本是春秋虞國大夫，晉國滅掉虞國後百里奚才淪為奴隸，因此秦穆公任用奴隸百里奚為相，只是延續了“王侯將相有種”的做法。
其實
，作為曾經王侯將相的百里奚等淪為奴隸，也從另一面說明王侯將相無種了。
春秋晚期時，由於多年戰爭，很多諸侯慘遭滅國，大批王侯將相淪為平民、乃至奴隸，於是以前被貴族壟斷的知識開始下移，這是百家爭鳴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平民階層中也出現了一批高素質人才，而以孔子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開辦私學，提升了平民階層的素質，進一步打破貴族對知識的壟斷，所以孔子偉不偉大需要透過具體時代來看。
也就是說，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當時的“民”已經不全是如同雜草一樣懵懵懂懂，不全是沒有學識的了，不全是“民多而無識”。
由於列國兼併激烈，不少諸侯國開始重視人才，孔子不少弟子本是平民，後來卻擔任了不小的官職，比如子路。
不過，受制於當時的傳統，平民即便能力出眾，不僅不可能擔任王侯將相這些要職，甚至擔任一般官職時還要經歷更多的考驗，最典型的是孫武，伍子胥在吳國沒有受到考驗立即擔任高官要職，但地位比較低下的孫武卻要透過練兵考核。
進入戰國之後，戰爭殘酷程度進一步升級，滅國危機時刻籠罩在各國頭上。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為了國家強大，不在殘酷的戰爭中被滅掉，於是戰國七雄先後開始變法，沒有變法或變法力度較小的國家後來基本陸續被滅。尤其重要的是，七國變法的內容中，幾乎都有重視人才、選拔有能力者上位的改革。
魏國第一個變法，任用李悝主持變法，史稱“李悝變法”，第一條是廢除奴隸制時代的世襲制度，根據能力來選拔官吏，取消舊貴族原本享受的世襲俸祿，用來招募賢才，發展生產。秦國商鞅變法，主張廢除舊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禁止私鬥，頒佈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哪怕一個毫無社會地位的貧民，只要不斷立下軍功都能升上高位。齊國鄒忌變法，鄒忌本身就不是什麼顯貴，“以鼓琴見威王”而得到重用，他本人非常注重推薦人才，變法內容中有“謹擇君子”這一條。楚國吳起變法，提出“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裁減冗官，選賢任能，罷除無能無用之輩。燕國樂毅改革或燕昭王改革，確定“察能而授官”的用人原則，只將官爵、祿位授予有功、有能的人，以克服“親親”、“貴貴”的用人傳統。韓國申不害變法提到“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而申不害本人是“鄭之賤吏”，韓國滅鄭後成為韓國低階官員，最終卻為相15年。唯一沒有明確提到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是趙國胡服騎射。
透過戰國七雄的變法可見，當時已經打破了僵化的貴族血統論，中國社會階層不再固化，下層有能力者可以透過努力、透過才華成為高官，乃至成為帝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申不害、商鞅、龐涓、孫臏、李斯、蘇秦、張儀等人，起初社會地位都不高，但經過努力之後，他們都成為了高官顯貴。
經過變法之後，如果說關東六國的階層固化還很強的話，那麼秦國對階層固化的破壞就比較徹底了。原本，秦國就有廣納天下英才的傳統，變法之後更是“變本加厲”，只要能使用的人才，秦國國君一般都會使用，連呂不韋這樣的商人都能擔任宰相，張儀、李斯原本地位都很低下，後來官場歷練之後，讓秦王看到了出眾的能力，最終成為秦國宰相。
因此，陳勝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從時代氛圍來看就不準確，從秦國國情來說更不準確，陳勝之所以這麼說，主要以激起他們“迅速暴發成為王侯將相”的野心與反抗之心。當然，如果將戰國到秦末這一段時間的概括起來，那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話的確可以作為整個時代的印記，標誌著平民參政時代的開啟。
秦朝之後，貴族政治與平民參政齊頭並進，持續時間長達千年之久，直到宋朝之後平民參政成為主流，勳貴身份反而在政壇上更為敏感。
漢朝時推出了“察舉制”，不同於以前先秦時期的世官制，說到底是地方官員在轄區內挑選品學兼優者，將之推薦到中央，由中央考察考試之後任命官職，給了底層有能力者一個上升的通道。
三國時期，曹操提出“唯才是舉”，首要考慮的是有沒有能力，而不是孝不孝、德不德，這是中國用人制度的巨大進步。但魏晉後門閥控制了政治，非門閥之人很難升為高官，用人制度出現倒退，社會階層固化嚴重。直到隋唐時期，門閥的存在威脅到了皇權，隋唐皇帝推行科舉制，吸收寒門子弟以與門閥士族抗衡，牛李黨爭就是這一體現。唐朝末年，黃巢起義毀滅了很多大家族，導致士族勢力衰敗。
宋朝之後，隨著科舉制的完善與盛行，寒門子弟逐漸成為主流，低層平民只要有才，即可“朝為讀書郎，暮登天子堂”，選拔當時社會認可的“有能力之人”，重點不再看其身份如何，已經成為皇帝與萬民的共識，這種共識一直延續至今。
數千年來，中國之所以一直領先世界，與社會階層可以流動關係很大。相比中國，近代之前歐洲一直是貴族政治，階層固化嚴重，直到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才逐漸解決掉過去的階層固化問題，因此某種意義上說法國大革命與陳勝吳廣起義一樣偉大。
可以說，早在戰國之初王侯將相無種時代已經到來了，比陳勝吳廣起義早了200餘年，陳勝喊出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確具有非同一般的歷史意義，但就當時時代而言，這句話卻不準確，只能說是陳勝野心的體現，想要快速成為王侯將相，而不是一步一個腳印的發展。而這種想要“暴富”的心態，應該也是陳勝成為流星的關鍵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