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1837~1909）是清末重臣，洋務派領軍人物。道光三十年（1850）中生員；兩年後中順天府試舉人第一名（解元）；同治二年（1863）進士及第，殿試一甲第三（探花），年紀輕輕成功躋身體制，任翰林院編修。
張之洞科舉路上高歌猛進，仕途也是一路順風，到光緒七年，已經晉為山西巡撫，成為地方大員，光緒十年調任兩廣總督，成為清廷栽培扶持、制衡李鴻章的一方諸侯。
與張之洞科舉之路順風順水相比，另一位晚清牛人康有為的成功之路可謂坎坷，用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來形容毫不為過。
康有為（1858~1927）字廣廈，廣東南海人，小時雖然就有神童之稱，但卻直到十六歲才成為秀才（監生）。此後，屢試不第（六考六敗），直到光緒十九年才勉強中舉。差強人意的是，雖未登第卻名聲在外，且在京城中建立了一些人脈。
光緒二十一年（1895），康有為再戰科場恰逢清日馬關議和，他與弟子梁啟超等成為史稱“公車上書”（漢代用公家車馬送應舉之人赴京，後來“公車”就成了入京趕考舉人的代稱）的發起人，其《上清帝第三書》由都察院代奏，成功引起了光緒皇帝的關注。
也正是這一年，陰差陽錯之下，康有為中了進士，殿試為二甲四十六名，朝考為二等第一百零二名，撈了個工部主事的官職。不久，康有為就與弟子梁啟超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之後再接再厲，發起強學會。
大概是出自光緒皇帝的授意，時任翰林院侍讀學士的文廷式列名成為發起人之一；帝師、戶部尚書翁同和劃撥資金購買一部印書機；工部尚書孫家鼐則張羅著為強學會提供房屋做會址。
訊息不脛而走，在京師士大夫中引發轟動性效應。
康有為雖然只是個六品小京官，卻成了北京城中冉冉升起的政壇新星，一時風頭無兩。遠在南京的張之洞錦上添花，捐銀5000兩，康有為立即投桃報李，將名譽會長的桂冠贈與了張之洞。
在清日議和期間，張之洞與康有為不約而同主張廢約再戰，積極提倡變法圖強。光緒二十年（1894）的甲午戰爭，清軍一敗塗地，第二年，李鴻章奉命前往日本議和，代表清政府簽下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訊息傳回國內，很快李鴻章的清譽盡毀、聲望降至冰點，被迫淡出政壇，成了近代史上最為著名的賣國賊、背鍋俠。
與李鴻章向來不睦的張之洞對議和持堅決反對之意見，多次電請清庭要求廢約，倡議改革。自從李鴻章賦閒之後，張之洞隱然已是士林領袖，而且本身又是最具影響力的地方大員，門生故吏遍佈朝野，幕中也有許多鼓吹維新變革之士。康有為、張之洞都有變法圖強的思想，兩個地位懸殊的人惺惺相惜，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在京應試期間，康有為刻意結識了曾國藩的孫子曾廣鈞、翁同和的侄孫翁斌孫、陳寶箴之子陳三立（陳寅恪父親）、沈葆楨的兒子沈瑜慶、左宗棠之子左孝同、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譚嗣同、張之洞之子張權……
在康有為的推動下，朝野上下爭言變法、維新，北京城中入強學會的人比到天橋聽相聲的人還要多上幾分。
形勢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康有為決定趁熱打鐵，將北京強學會的成功模式複製貼上到大江南北。
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底，康有為不顧山遙水遠趕往南京拜會張之洞，他的此行目的正是說服張之洞支援他在南方各地開辦強學會。
二人一見如故，張氏盛讚康氏才高學博，膽大識精、許為傑出的人才。據康氏回憶，兩個人“隔日一談，每至深夜”，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得知康有為來意後，張之洞當即承諾個人捐款500兩，另籌措資金1000兩，支援康有為在上海開設強學會。做為資方，張之洞派出親信黃紹箕、梁鼎芬協助康有為辦理上海強學會。
黃紹箕是張之洞門生、侄女婿，時任翰林院侍講，不便拋頭露面；而梁鼎芬是張之洞的重要幕僚，有要事前往湖北無暇抽身。因此，上海強學會的具體事務，必須要由康有為親力親為。
不料，上海強學會成立不久，康、張水乳交融的關係迅速跌入冰點。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1-12），由康有為主辦的《強學報》在上海創刊。
《強學報》在其創刊號上全文刊發了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上諭，其中有“當此創劇痛深之日，正我君臣臥薪嚐膽之時”句。按制度，光緒的這一上諭屬於保密級，不能公開刊佈。如果被別有用心的政敵發現利用，等於是攤上了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麻煩事。
康有為在上諭之後，自作主張了加了說明：“此和議成後，發廷臣奏摺：一、廣西按察使胡燏棻；二、工部主事康有為；三、軍機章京工部員外郎陳熾；四、協辦大學士徐桐；五翰林院侍讀張百熙；六御史易俊；七、侍讀學士準良；八侯爵信恪。發督撫議之。”
康有為這樣做並非畫蛇添足，而是在向天下人炫耀自己他的上書（即其得意之作《上清帝第三書》）正是光緒皇帝交各地督撫看的。
尤其令張之洞不滿的是，康有為自以為是在強學報的頭版印刷了“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字樣。
康有為用孔子紀年，是學習西方基督教用基督誕生紀年的方法。此舉，與其說是開風氣之先，實則為標新立異。這種事情在今天來說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讀者最多隻是一笑置之而已，而在清末卻可以上綱上線，奉正朔、用紀年是政治正確與否的大是大非問題，任何試圖凌駕於年號之上的行為都屬於罪無可逭的行為。
張之洞宦海沉浮數十年，政治嗅覺靈敏，他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就在康有為在上海甩開膀子大幹快上之時，很快（1896年元月20日），即從北京方面傳來訊息，京城的強學會遭到封禁。
大概是康有為閃轉騰挪，折騰的動靜太大，成功引起了戲迷慈禧老佛爺的關注，恰巧有官員上表彈劾康有為“私立會黨，將開處士橫議之風”。擔心引來不必要的麻煩，光緒皇帝不得不下旨令有司查處。
在得知訊息後的第一時間，張之洞立即安排手下電告上海各報館：“現時各人星散，此報不刊，此會不辦。”
隨著張之洞的撤資，上海強學會隨之宣告倒閉，康有為與張之洞的關係也因此蒙上了一層陰影。但很快，隨著二人分歧意見的公開化，從貌合神離相互攻訐，發展到最後的反目成仇。
張與康的分歧始於學術。
康有為是近代今文經學的最後一個大師，其將經學中的“微言大義”、“通經致用”特點發揮的淋漓盡致，作為變法的理論依據。但因為康有為喜歡故作驚人之語，“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因此他的一些論斷不免武斷，經不起認真推敲。
不但是守舊派官員群起而攻之，就連支援變法維新的一些新派官員一樣不以為然。
史料記載，翁同和看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後，輕蔑地點評道：“真說經家一野狐也。”等到再看了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後，更是乾脆認為康有為此說“居心叵測”。
張之洞崇尚古文，“為學兼漢宋，去短取長”，最討厭公羊之學，“每與學人言，必力抵之”。因此，對康有為穿鑿附會的一些學術觀點同樣是難以容忍，二人初識之際，就曾提醒康注意。
戊戌年正月，康有為刊行了他的得意之作《孔子改制考》一書。三月，張之洞針鋒相對丟擲了《勸學篇》，公開宣稱要“辟邪說”。張之洞此舉令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極為不滿，畫個圈圈詛咒其“不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尤將掩鼻而過之。”
此一事件，標誌著張與康由同道中人轉而分道揚鑣。
表面上看，張之洞與康有為展開的隔空對罵是學術上的分歧，其實是張之洞的刻意為之。
張之洞為官數十載，早就世事洞明，有著豐富的政治經驗，他雖然遠在湖廣總督任上，不在北京，但始終關注著京城中的一舉一動，僅是從強學會的曇花一現，就意識到變法維新極可能會被一舉扼殺於搖籃中。象康有為、梁啟超這樣高調行事，勢必會碰得頭破血流，與其為伍，弊多利少。
思來想去，張之洞有意往朝中安排推薦自己的親信楊銳、劉光第入軍機處籌劃變法之事，對康有為等人多行掣肘之事，一邊適時丟擲《勸學篇》，以示與康有為劃清政治界線。
另外，張之洞與康有為交惡也有性格的原因。康有為是極端自負的人，離經叛道，以“聖人”自居。其自號“長素”，素為素王孔夫子，長素、則長於、高過孔夫子之意。康有為竟然認為自己比孔夫子還要高明，確實是狂的可以。
康有為自認為比孔夫子高明，自然更不會將區區一個湖廣總督張之洞放在眼中了。最初，他就對張之洞要求他放棄“孔子改制說”不以為然，甚至對左右大言道：“孔子改制大道也，豈為一兩江總督借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易所學，香溪（張之洞號香溪）奚取焉？”
如果碰到個尋常人，大概也只能是徒喚奈何了，而張之洞偏偏也是個極具個性的人物。留美第一人容閎評張之洞“目空一切”，而且“抗顏前輩，不肯下人。”
一個是捨我其誰的“長素”，一個是目空一切的“香溪”，兩個牛人在一處自然是火星撞地球了。
戊戌變法後，張之洞不得不主動站出來表態——“電請太后重懲維新黨人”！
明眼人都知道，張之洞這樣做是為了明哲保身洗白自己，而康有為偏偏不做此想，不是羞慚於為何此次不是捨我其誰，讓六君子搶了風頭，反而作書指責張之洞“始則六烈士之未死，而執事以楊叔嶠（楊銳）之嫌電奏請殺之，於是六烈士死於執事手矣。”
康有為這樣做，就太過分了。殺六君子的是慈禧，是頑固守舊的滿清權貴，事變發生後，張之洞也對楊銳等人積極展開營救，只是無力迴天罷了。
張之洞對此，也是恨得咬牙，三番五次電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方驅逐康有為、梁啟超二人。
後來，日方權衡利弊做出決定——最初在日本被奉為上賓的康有為被迫離開，流亡歐美。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是清政府對維新派迫害的繼續，卻不知是因為張之洞的報復。
再後來，康有為與張之洞展開激烈互撕，則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