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名將祖逖，人們往往想到“中流擊楫”的典故。當時洛陽剛剛被前趙匈奴大軍攻破，西晉處在滅亡邊緣。皇室成員司馬睿有意在建康自立。南逃到江南的世家大族以及士卒百姓紛紛請求司馬睿發兵北上，收復失地。祖逖就是積極要求北伐的將領之一。

祖逖率兵乘船北上時，船行至長江中部，祖逖敲著船楫朗聲發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意思是若不能平定中原，收復失地，自己就像這大江一樣有去無回！船上眾人無不被祖逖的豪言震撼，後人便用“中流擊楫”比喻立志奮發圖強。“中流擊楫”的典故便是由此而來。

實際上，祖逖北伐時的形勢極為險惡。首先因為司馬睿和支援他的江南世族只想偏安一隅，無意北伐，但又不好明說，所以沒給祖逖一兵一卒，只象徵性給了些糧草。祖逖所率鄉黨家兵不足一千人，而他的敵人石勒卻手握雄兵十數萬。用幾百人對抗十數萬人，看起來是天方夜譚，但祖逖做到了。

祖逖渡江後用智謀分化、瓦解小股武裝力量，又吸納、收容乞活軍、流民、塢堡等勢力，同時佔地發展生產，用了四年時間便組織起一支數萬人的武裝力量。連石勒都不得不命令部下盡力避免與祖逖的軍隊發生武裝摩擦。正當祖逖的北伐事業如日中天時，一件事逆轉了這大好的形勢，就是王敦之亂。

東晉元帝司馬睿雖是西晉宗室，以惠帝皇統而論，卻是疏而又疏。他能渡江登基稱帝，主要是得到琅邪王敦、王導家族的支援。所以，王敦、王導倍受寵遇。他們權力之大，當時人認為是“王與馬，共天下”。然而司馬睿不希望這種“共天下”的局面繼續下去。他企圖削弱王氏等士族的權力。這自然引起士族們不滿。永昌元年手握強兵的王敦自上游而下，攻進建康，此事件是為王敦之亂。

王敦叛亂之前，他和司馬睿的矛盾便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此訊息傳到北方，在北方抗胡的祖逖馬上意識到國家的內亂恐怕要中斷北伐事業了，他不禁氣憤難平道：“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晉書·祖逖傳》）。不久之後，祖逖因憂憤發病而死。原本連戰連勝，進逼黃河，使“石勒不敢窺兵河南”的北伐軍失去了祖逖的領導，士氣大減。北伐事業也就基本無望了。

王敦之亂不止讓祖逖的北伐事業夭折，也影響了另一位抗胡名將郗鑑。在鄒山堅持數年的郗鑑，在王敦攻下建康後不久，不得不退屯合肥，結果“徐、兗間諸塢多降後趙”。

王敦起兵最終目的是要取司馬氏而代之。廢掉太子是他實現這一目的重要一步。王敦曾召集百官，當著眾人，聲色俱厲逼問大臣溫嶠，欲迫使溫嶠對太子品行有所否定。但溫嶠不為王敦淫威所動，從容答對，力陳太子“至孝”品行。眾人皆以為信然，挫敗了王敦企圖動搖晉室“根本”的陰謀。

郗鑑撤出鄒山南屯合肥不久便渡江。王敦兵進建康後引起了東晉一系列矛盾的變化。王敦專權，其黨皆至大官，引起了其他受排擠士族的不滿；他誅殺異己，連一些沒介入王、馬之爭的江東士族也成刀下之鬼，更引起江東士族的不滿。其時，勢力單薄的江東士族要擺脫受制於王敦的困境，只有和其他反王敦的勢力結合起來。他們看到郗鑑將是一個有力的合作者。江東士族尚書右僕射紀瞻以郗鑑“雅望清德，宜從容臺閣，上疏請徵之；乃徵拜尚書”（《資治通鑑》卷九二永昌元年條）。

郗鑑過江後不久，即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馬睿在憂憤中死去。太子司馬紹繼位，是為明帝。東晉帝王中，只有明帝能有作為。他看到郗鑑過江後朝廷中正在出現一個南北士族聯合反對王敦的政治形勢，看到郗鑑、溫嶠、紀瞻等人是他聯絡反對王敦勢力的重要人物，對他們特別予以重視。隨著王敦與明帝對壘的形勢越來越分明，支援明帝的人漸漸多了起來。

在郗鑑之後又有王導、王舒、溫嶠、應詹等與明帝謀討王敦。由於得到這些士族的贊同，明帝才下決心先出兵討伐，最終平定王敦之亂。王敦之亂持續了一年多，雖然最終被平定，但造成的影響非常大，它直接葬送了祖逖艱難創造的北伐大好形勢，實在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