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黑曼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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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縱觀諸葛亮一生中展現的才能，確實如他早年自比管仲、樂毅那樣，堪稱是出將入相，文武全才。雖然有陳壽對其“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的評語，但諸葛亮的臨陣指揮能量可是讓司馬懿都一點沒脾氣的。甚至到了晉朝還有特別推崇諸葛亮的兵法。而文武這兩種角色徹底的轉換點，就是本章要敘述的穩定南中。也就是他在《出師表》中，“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的回憶。

在穩定南中之前，諸葛亮基本上是從事文職行政工作的漢家丞相，雖然在留守荊州和赴援益州時，曾經擔任過主將的角色，但是持續的時間很短，而且所指揮的範圍也只限於荊州軍團，而非蜀漢全軍的主帥。自從出兵穩定南中開始，他就正式扮演起蜀漢全軍統帥的軍事角色，指揮千軍萬馬馳騁疆場，直到病死在前線時，剛好十個年頭。

他這十個年頭的軍事生涯，從時間上說，可以分為南征、北伐兩個大的階段：南征是指穩定南中，北伐是指進攻曹魏。不少人會把這兩者視為互不關聯的事件，實際卻不然。因為從深層次來看，南征乃北伐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北伐之前必不可少的戰略準備階段。一言以蔽之，南征是他北伐的前奏和序曲，而北伐則是他南征的延續和拓展。如果從更為開闊的歷史視野來看，

諸葛亮的南征，不僅是他本人軍事生涯的重要舉措之一，而且也在此後西南地區的發展歷史上留下了影響深遠的亮麗篇章。

此話怎講？且聽一一道來。當時所謂的“南中”，是對東漢末年益州南部五個郡的統稱。這五個郡是越嶲、永昌、益州、牂柯、朱提。此處特別要說一件有關當時南中歷史地理的事，即後世有人在介紹南中時，說東漢末年的南中地區總共只有四個郡。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因為他們都漏掉了一個朱提郡。“朱提”，按照前人對古地名的註解，其讀音是shú shí，朱提郡的治所在今雲南省昭通市。在這之前，朱提郡叫作“犍為屬國”。所謂的“屬國”，是東漢王朝設定的一種行政區劃名稱。東漢在一些少數部族聚居的邊境地區，特別設定屬國，每個屬國委任都尉一人，管理屬國之內的少數部族事務。比如益州的犍為郡，是一個面積很大的郡，其治所是武陽縣，在今四川省眉山市的彭山區。而犍為郡的南部，當時是少數部族聚居之地，所以被劃分出來，特別設定了一個犍為屬國。劉備攻佔益州之後的建安十九年（214年），將其改名為朱提郡，並任命下屬將領鄧方為郡守。從此，南中地區的四郡一屬國格局，就變成了五個郡的格局。

關於犍為屬國被改為朱提郡一事，東晉時期益州本土學者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曾有前後兩處明確的記載。

第一處記載說：

‘’建安十九年，劉先主定蜀，遣安遠將軍南郡鄧方，以朱提太守、庲降都督，治南昌縣。‘’

意思是說，建安十九年（214年），劉備取得蜀地，派遣時任安遠將軍的南郡人士鄧方出任朱提郡太守，以及總管整個南中地區的庲降都督，治所確定在南昌縣（劉琳先生認為在今貴州省赫章縣境內）。

第二處記載說：

‘’朱提郡，本犍為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置，屬縣四。建武后，省為犍為屬國。至建安二十年，鄧方為都尉，先主因易名太守。‘’

意思是說，朱提郡原本是犍為郡的南部地區，西漢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設定，下有四個縣。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被改名為“犍為屬國”。到了建安二十年（215年），鄧方被委派為犍為屬國的都尉時，先主劉備將其職位改為朱提郡太守。同一部史書中的兩處記載，第一處說朱提郡改名是在建安十九年（214年），第二處說是在建安二十年（215年），為何不一致呢？劉琳先生《華陽國志校注》解釋：“蓋年頭、年尾之差，非有誤。”也就是說，改名一事，出現在建安十九年的年尾，很快就到新的一年，故而也被記載為建安二十年了。劉琳先生的解釋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們採用了建安十九年的記載。

劉備去世之後，南中五個郡當中，除了面積最小的朱提郡，因為實力太弱沒有捲入時局的動盪，其餘的四個郡，都在不同程度上發生了動盪。而諸葛亮的南征，所針對的地區自然就只限於發生動盪的四個郡，所以《三國志·後主傳》中才會有“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的記載。後世有人僅僅因為看到上述記載中兩次提到了“四郡”，就以為整個南中地區只包括這四個郡了，這其實是一種誤解。此處先考辨和破解上述謎團，以打消讀者諸君有可能產生的疑問，然後才好進行下面的敘述。南中這片地域的面積相當廣大，甚至大過了益州的北部，佔了整個益州面積的一半以上。由於當時蜀漢王朝的領土只有益州這一個州，所以完全可以說，這南中足足佔了蜀漢的大半壁江山。

南中的地域範圍，包括現今四川省的南部以及貴州、雲南兩省，而且大部分都是許許多多古代部族共同居住的高原山區。劉備去世之後，南中地區的益州郡、越嶲郡、牂柯郡等地，一部分漢族的行政長官和土著大姓的首領，在東面孫吳政權的聯絡鼓動之下，轉而支援孫吳。當時，執政的諸葛亮沒有立即採取行動，這在前面已經說到了。建興三年（225年）的春三月，諸葛亮親自率領大軍，從成都出發南下，開始穩定南中。當時出動的大軍有多路，包括目標指向牂柯郡的馬忠軍團，目標指向益州郡的李恢軍團等。而諸葛亮親自率領的主力軍團，從成都出發一直南下，冒險渡過當時叫作“瀘水”的滔滔金沙江，經過艱難的長途跋涉，一直到了現今雲南省昆明市的滇池一帶。當年秋天，當地局勢基本恢復穩定之後，他把位於南中心臟地帶的益州郡改名為建寧郡。所謂“建寧”者，即從此建立了安寧的政治秩序也。與此同時，又分出一部分地區，新設定了雲南郡和興古郡。於是南中原有的五個郡的格局，變成了新的七個郡的格局。當年十二月，穩定南中的任務圓滿結束，諸葛亮率領大軍回到成都。諸葛亮主力軍團行軍的詳細路線，現今學術界的認識並不完全一致，但是在他所經過的主要地點上，認識卻是大體一致的。

▲諸葛亮南征路線圖

去程，是從成都出發南下，先走水路，經南安（今四川省樂山市）、僰道（今四川省宜賓市），到達安上（今四川省屏山縣）之後，再上岸走陸路；經卑水（今四川省昭覺縣）、邛都（今四川省西昌市）南下，橫渡瀘水（即今金沙江），一直到達滇池（今雲南省昆明市）一帶。

回程，是從滇池回返，從陸路取道東北方向的味縣（今雲南省曲靖市）、平夷（今貴州省畢節市），回到僰道之後，再由水路返回成都的。

大略估算下來，以上往返全程的距離，應在4000裡以上。在10個月的時間之內，又在當時極為艱苦的交通條件之下，既要跋山涉水，又要在沿途不斷安定社會秩序，爭取民心擁護，恢復政局穩定，這顯然是一項極為艱鉅的繁重任務。對於諸葛亮的“五月渡瀘”，《三國演義》中曾有生動的描繪，比如瘴氣瀰漫的茫茫瀘水、猛獸排列的神奇軍陣等。這些文學性的描繪雖然很生動，卻有大量的虛構成分。要想了解諸葛亮穩定南中的種種玄機和謎團，還是要從確鑿可靠的歷史文獻中去尋找線索。

▲諸葛亮五月渡瀘設定南中七郡示意圖

第一重玄機和謎團，是“攻心為上”，

即爭取民心為上策這一著名的人性化行動方針，其最早的創意者是不是馬謖？

《三國志·馬良傳》裴松之注引習鑿齒《襄陽記》記載，諸葛亮動身前往南中時，下屬馬謖前來送行，並向諸葛亮進獻了一個“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基本行動方針，諸葛亮欣然接納，因此在後來的行動中成功爭取到當地古代部族民眾的衷心擁護，南中從此不再出現社會秩序的動盪和反覆。

這段記載，後世經常引用。現今成都武侯祠博物館的孔明殿前，就懸掛有一副非常著名且引起後世熱烈討論的對聯：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上聯的主題“攻心”，就是由馬謖的建議而起。但是，習鑿齒《襄陽記》中，把諸葛亮穩定南中的人性化行動方針，即透過和平方式來爭取當地民眾的人心，完全歸功於馬謖最早提出的建議，這種說法究竟又準不準確呢？先哲孟子早就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話，我們對待史書中的記載，同樣也應當採取理性思考的態度。其實，只要稍微深入思考一番，就會發覺《襄陽記》的說法值得商榷。

《三國志·後主傳》明確記載，南中地區社會秩序開始出現問題，是在建興元年（223年）的夏天。而諸葛亮穩定南中，是在建興三年（225年）的春三月，間隔了將近兩年。如果說，在長達將近兩年的時間之內，作為蜀漢王朝首席輔政大臣兼全軍統帥的諸葛亮，在用兵總體方針這一關鍵性的問題上一直都沒有做出過非常成熟的考慮和謀劃，硬是要等到千軍萬馬已經上路出發之際，碰巧才在馬謖指點之下恍然大悟的話，那麼諸葛亮這位輔政大臣兼全軍統帥也實在是當得太不稱職、太不穩重了。以他那種一貫做事極其謹慎周密的品性而論，可以說這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

事實上，諸葛亮之所以會在穩定南中的過程中，堅持採用“攻心為上”的人性化行動方針，自有兩大深刻原因。馬謖的臨時進言，只是恰好與諸葛亮本人的深思熟慮吻合，因而得到了他“深得吾心”的由衷欣賞而已。

深刻原因之一，

是來自蜀漢創業總體戰略設計上的一貫性考慮。前面已經說過，建安十二年（207年）諸葛亮“隆中對策”時，就已經為劉備開創蜀漢大業提出了總體戰略設計。其中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兩句話，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將來應當如何對待自己政權轄境之內各個古代部族的正確方針。所謂的“和”者，即和諧也；“撫”者，即安撫也。由此可見，早在十八年前，諸葛亮還沒有進入仕途之前，在處理多部族的關係中必須堅持採用和諧安撫的人性化方針，已經成為他政治思想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了。現今到了真正需要他來具體處理多部族關係的現實問題之時，即便是沒有馬謖出面來進言建議，堅持採用人性化的行動方針，這也應當是他必然的選擇。

深刻原因之二，

是來自國家資源方面的深遠考慮。諸葛亮所治理的蜀漢，是三國當中綜合實力最弱的國家。而綜合實力的諸多組成因素之中，最為關鍵的又是人口數量。據《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注引王隱《蜀記》記載，直到蜀漢政權滅亡之時，登記在冊的百姓也只有94萬，軍隊將士10。2萬，官吏4萬。三者相加，總數才108。2萬。而孫吳滅亡之時，登記在冊的百姓有230萬，軍隊將士23萬，官吏3。2萬，後宮0。5萬，四者相加，總數為256。7萬。（詳見《三國志·孫皓傳》裴松之注引孫盛《晉陽秋》）至於曹魏，據《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提供的資料，景元四年（263年）攻滅蜀漢時，與蜀漢合計，人口總數為537萬多。如果減去上面蜀漢的人口總數108。2萬，則曹魏的人口總數應當是428。8萬。以上的人口數字，雖然現今有學者心存懷疑，認為數量偏低。然而即便是偏低，也會是三個國家全都偏低，所以三國之間人口數量的相對比例，卻是基本準確可信的。相對的比例，大體說來孫吳人口是蜀漢的兩倍多，而曹魏人口則將近是孫吳的兩倍。由此可見，蜀漢的人力資源，確確實實是三國當中最為缺乏的。

既然人力資源如此缺乏，而南中地區的各族居民又早已成為自己國家的子民百姓，並非交戰國家的敵對民眾，此時此刻要對南中地區採取非人性化的行動方針，使得自己擁有的人力資源更加缺乏，這是當政者諸葛亮絕對不會去做的大蠢事。

那麼蜀漢時期南中地區的人口數量究竟有多少呢？

這也是一個謎團。

在傳世的史籍文獻中，沒有這方面的明確統計資料，但是我們可以間接地推算出來。在今本《後漢書》所包含的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中，列出了東漢益州下屬的十二個郡國以及各個郡國的在冊人口數目。其中，後來屬於南中地區的郡國有五個，即牂柯郡、越嶲郡、益州郡、永昌郡、犍為屬國（後來改為“朱提郡”）。如果以萬人為單位來計算，萬人以後四捨五入，這五個郡國的人口共計是294萬人。而整個益州十二個郡國的總人口是726萬人。所以南中這五個郡國的人口數，在比例上佔約益州總人口數的40%。《續漢書·郡國志》的資料，來自東漢順帝永和五年（140年）的官方統計，是諸葛亮穩定南中之前八十五年的情形。另據《晉書·地理志》所提供的官方資料，原來屬於東漢益州的居民總計有30。86萬戶，而其中屬於南中地區的居民則有8。3萬戶，約佔益州總戶數的27%。這是280年西晉統一之後的資料，也就是諸葛亮穩定南中之後五十五年的情形。如果取上面兩個百分比的平均值，即33。5%，再按照蜀漢總人口108萬來計算，當時南中的人口，在比例上約佔三分之一，大約有36萬。

對於蜀漢政權而言，這樣重要的人口資源具有極其寶貴的戰略價值，就相當於自己的肢體一般重要。諸葛亮精心加以愛護都還來不及，怎麼會採取非和平的手段加以摧殘和削減呢？

只消舉一個例項就會明白。此後他第一次北伐出兵祁山，在街亭受挫而撤回大軍的途中，他把祁山附近西縣（在今甘肅省禮縣東北）的一千多家曹魏居民，一併帶回了漢中。這一千多家居民，總人口不過幾千人而已。諸葛亮連敵方的區區幾千人都捨不得放棄，南中地區自己的子民百姓多達幾十萬人，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不是再清楚不過了嗎？以上兩方面的深刻原因，都使得諸葛亮必須要在南中採用“攻心為上”，即爭取民心的人性化行動方針。也就是說，“攻心為上”用兵原則的創意者，其實並非馬謖，而是諸葛亮本人。馬謖的建議，只不過正好與他的深思熟慮不謀而合罷了。

第二重玄機和謎團，

是諸葛亮在此番穩定南中的過程中，究竟採取了什麼具體的重要舉措，是否取得了滿意的效果呢？

諸葛亮的重要舉措，主要體現在

兩大方面：

在前期的穩定行動中，一直秉持尊重對方、包容對方的人性化政策，堅決不採用血腥的暴力手段，充分體現出能夠平等對待不同部族的進步價值觀。在後期的管理行動中，他又能夠充分信任對方，採取完全委派當地部族首領實施基層一級行政管理的政策，而不是按照以往的慣例，留下從外面進去的蜀漢朝廷官員和軍隊來管理。

關於這方面的情況，下面還要說到。諸葛亮的舉措也確確實實取得了相當滿意的效果，具體體現在以下

四個方面

。

其一，

從蜀漢政治的大局上看，經過此番行動，當地的社會秩序基本恢復了安寧平靜的狀態，行政治理也進入了規範有效的程式。行政治理程式中最為關鍵的措施，是針對益州郡所採取的兩項重要改革：一項是在政治宣傳上，將處於南中地區核心位置，政治情況較為複雜，因而對周圍各郡影響最大的益州郡，重新改名為建寧郡。所謂“建寧”者，從此建設安寧社會秩序之意也。另一項是在行政區劃上，將新改名的建寧郡，在轄境範圍上縮小，從而遏制其擴張。具體的做法，是將建寧郡西北的一部分，與西北邊永昌郡、越嶲郡的一部分合在一起，成立一個新的雲南郡，其治所為弄棟縣（今雲南省姚安縣）。又將建寧郡南邊的一部分，與南邊牂柯郡的一部分合在一起，成立一個新的興古郡，治所為宛溫縣（在今雲南省硯山縣西北）。於是，南中的行政區劃，從原有的五個郡擴大到了七個郡，行政管理上比此前更加深入和穩固。至此，京城成都的大後方大體安定無憂，諸葛亮可以放心地轉向外部，開始大舉出兵北伐曹魏了。

其二，

從北伐急需的人力資源來看，北伐急需的人力資源，包括後勤運輸的民工部分以及前線作戰的兵員部分，也得到了有效的解決。南中36萬人納入蜀漢政權的有效行政管理之後，這兩部分都可以得到有力的補充。比如東晉常璩《華陽國志》記載，南中穩定之後，當地內遷到成都一帶的人口，單單一種愛穿青色衣服的古代部族“青羌”，就有上萬家。如果以每家五口人計算，就有五萬人之多。其中的中年男女，可以一邊從事耕種，一邊運輸軍用物資。而健壯的男性青年，就被編成一支勁旅，他們不僅驍勇善戰，而且擅長在山地迅速奔跑衝殺，被譽為“飛軍”，這正是諸葛亮北伐時急需的精銳部隊。而指揮他們的將領，則是蜀漢的沙場勇將王平。王平的正式軍職名稱是“無當監”。所謂“無當”者，即這支勁旅的鋒芒無人能夠承當。曹魏虎將張郃，就是在後來追擊王平的途中，中了這支“無當”勁旅設在木門道的埋伏，被利箭射中而當場身亡。所以諸葛亮的《出師表》才會說“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意思是穩定南中之後，國家就得到了充足的兵源。

其三，

從北伐急需的軍用資源來看，軍用資源同樣得到了有效的開發。南中地區面積很大，其山區之中蘊藏著多種多樣的軍用資源，諸如黃金、白銀、硃砂等，源源不斷地運出來，滿足軍用的急需。

其四，

從北伐急需的山地作戰經驗來看，作戰經驗也得到了非常寶貴的實踐收穫。諸葛亮要想北伐曹魏，並且取得成功，那麼他所指揮的蜀漢軍隊，必須具備非常豐富的山地作戰經驗，這是必不可少的先決性條件。原因很簡單，蜀軍進攻曹魏，必須翻越雙方疆域相對穩定的分界線秦嶺，其間的山路極其漫長、曲折和艱險。蜀漢的主力部隊原來的主要活動地區在成都一帶的平原和淺丘陵地區，在艱險山地作戰的經驗顯然極為欠缺和不足。經驗欠缺和不足怎麼辦？只有進行實戰性質的訓練，認認真真去獲得、去彌補，才是唯一可行的辦法。於是乎，諸葛亮以身作則，親自指揮主力軍團，前往南中的一大片高原山地之上，翻山越嶺，跨江渡河，跋涉千里，進攻防守，這對於強化蜀漢軍隊的山地作戰經驗而言，是最理想和最有效的辦法。

總之，穩定了南中，又開發了南中，這不僅在政治上為蜀漢政權提供了安寧的大後方，而且在軍事上為諸葛亮的北伐提供了戰略資源的大基地，得到了山地作戰的好經驗。

第三重玄機和謎團，

諸葛亮此舉對於此後南中地區的發展究竟

有何

正面影響

呢？

事實上，諸葛亮在南中大規模開發軍用資源的同時，南中當地的經濟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這對當地多部族的廣大居民而言，自然也是一件大好事。所以《三國志·諸葛亮傳》就說“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意思是軍用物資的開發，使得包括南中在內的整個國家，都開始富饒起來。

但是，如果從更為廣闊的視野來觀察，諸葛亮在南中地區的一系列正確舉措，更加深遠的意義還在於使南中地區的發展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篇章。

新的篇章，首先體現在政治上

的巨大影響。大體說來，直到東漢後期，中央政府與南中地區之間直接的聯絡並不緊密，中央政府對南中的統治管理，也只是透過益州這一級的行政體制間接地實施。南中地區的重要性，並未得到突顯和重視。但是，經過諸葛亮穩定南中之後的認真管理和大力開發，南中地區的戰略價值開始逐漸突顯了出來，中央政府對其重視程度也隨之快速上升。

於是，晉武帝泰始六年（270年），也就是蜀漢政權滅亡僅僅七年之後，西晉王朝就做出一項重大的決定：將南中地區從益州完全分離出來，並且提升其行政區劃的級別，在此單獨設立由中央直接管轄的州，特別取名為“寧州”。所謂“寧”者，即安寧之意也。看來西晉王朝也是迫切希望把這片廣大的地區，從此變成自己安寧的戰略大後方。

晉武帝滅吳統一天下之後，雖然曾經在精簡地方行政機構的大形勢之下一度裁撤了寧州，但是，其後的晉惠帝認為這一重要地區依然應當由中央直接管轄，於是又宣佈恢復設定寧州。這就充分證明：寧州這一地區對於中央政府而言，其重要性實在是不容小覷的。

自此之後，歷經東晉、宋、齊、梁、北周五朝，寧州一直都是朝廷的重要直轄行政區之一，面積約佔這五朝轄地總面積的五分之一。完全可以說，寧州的有無，直接關係到上述五朝政權的盛衰。諸葛亮大舉開發南中之後在政治上的巨大正面影響，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