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的《蒙塵千年的敦煌寶藏》一書，由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這是一本旨在向讀者普及“敦煌遺書”概況、內容及價值的“小書”。然而，體量雖小，也是多年研究所得。從普及傳統文化的視角來看，似乎也有說道的理由。於是應邀撰文，寫一點自己的心得。
敦煌壁畫 圖片選自《蒙塵千年的敦煌寶藏》
《蒙塵千年的敦煌寶藏》郝春文 著 甘肅教育出版社 圖片選自《蒙塵千年的敦煌寶藏》
俄藏未展開的卷軸裝敦煌遺書 圖片選自《蒙塵千年的敦煌寶藏》
《景雲二年（公元711年）賜沙州刺史能昌仁赦》 圖片選自《蒙塵千年的敦煌寶藏》
月牙泉 王玫 攝 圖片選自《蒙塵千年的敦煌寶藏》
書名中的“敦煌寶藏”，指的是敦煌遺書。這遺書，並非指死者臨死前留下的書信，而是敦煌古代先民留下來的經卷和文書。
1900年6月22日（農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園祿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偶然發現了一個復洞（現編號為第17窟），洞內重重疊疊堆滿了從十六國到北宋時期的經卷和文書。這批總數在7萬件以上的古代文獻被後人稱為“敦煌遺書”。
由於莫高窟是開鑿在鳴沙山的斷崖上，所以儲存敦煌遺書的洞窟又被稱作敦煌石室或石室。因為敦煌遺書的主體是手寫的佛經，所以早期人們把敦煌遺書稱為“石室寫經”，並把儲存敦煌遺書的洞窟稱為“藏經洞”。此外，敦煌遺書還被稱為“敦煌文獻”“敦煌寫本”“敦煌文書”“敦煌卷子”等。
“蒙塵千年”，是帶有文學色彩的表述，而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封閉的時間和原因也確實是學術界的未解之謎，難免讓人產生各種想象。由於沒有發現當事人或後人的相關記錄，所以有關敦煌藏經洞性質、封閉的時間和原因的各種說法，至今為止都是推測或假說。目前所知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敦煌遺書，年代最晚的寫於公元1002年（宋鹹平五年），所以人們推測敦煌藏經洞的封閉時間應該是其後不久的11世紀初。從11世紀初到1900年，敦煌遺書在藏經洞中埋藏了900多年，接近1000年。
而1900年，我國正處在清王朝末期。西方列強公然派遣八國聯軍侵入我國，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日趨嚴重，忙於奔跑逃命的清廷最高統治者無法得知西北邊陲發現藏經洞的訊息。加之當時甘肅、敦煌地方官員大多昏聵無知，遂使這一寶藏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曾先後遭到英、法、日、俄等國“探險”隊的劫掠，致使敦煌遺書流散於世界各地。
目前總數達7萬多件的敦煌遺書分散收藏在歐、亞、美洲的9個國家的80多個博物館、圖書館、文化機構以及一些私人手中。其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6578號）、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約17000號）、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約7000號）和俄羅斯聯邦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收藏約17700號）是四大主要藏家。敦煌遺書的流散，是我國近代學術文化的重大損失，成為我國近代學術的傷心史，至今令人難以釋懷！
敦煌遺書的文字形態多數為手寫文字，也有少量雕版印刷文字和拓本。
在古代，印刷術發明與流行之前，文書和典籍在很長時間內是以寫本的形態存在。在戰國和秦漢時，主要是寫在竹簡和木簡上。東漢時出現了用紙抄寫的書籍，到了晉代，紙書完全取代了竹木簡書和帛書。宋代以後，印刷術流行，印刷文字逐漸成為書籍和知識傳播的主要載體，取代了手寫文字的地位。所以，就文字傳播的方法和載體而言，大致從晉代至宋以前是手寫紙本文字為主體的時代，宋以後至今是印刷文字為主體的時代。
敦煌遺書所處的時代正是在紙本手寫文書典籍流行的時代，因而多數為手寫文字。宋代以後書籍和知識傳播的主要載體是印刷品，但宋代流行的雕版印刷至少在唐代已經發明瞭。可惜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大多沒有儲存下來。所幸，敦煌遺書中儲存了數十件雕版印刷品，就成為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印刷品的一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唐鹹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剛經》，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標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現收藏在英國國家圖書館。
拓碑技術出現得更早，但早期的拓本也未能儲存下來。而敦煌遺書中儲存的數件唐碑拓本也就成了現知世界上最早的傳世拓本。其中包括唐太宗的《溫泉銘》、李邕《化度寺邕禪師塔銘》和柳公權所書《金剛經》等碑的拓本。
敦煌遺書的裝幀形態多樣，幾乎包括了古書的各種裝幀形式，但絕大多數是卷軸裝。卷軸裝也稱卷子裝，是紙質書籍和文書出現後流行時間很長、普及地域很廣的一種裝幀形式。其做法是先將紙張按需要粘成長卷，再用圓形木棍粘結在紙的一端，閱時攤平，閱後將其捲成一卷軸，這就是卷軸裝的書籍或文書。卷軸裝之外，還有梵夾裝。梵夾裝是從印度傳來。因為經文是梵文，上下有兩塊夾板，所以被稱為“梵夾裝”。敦煌遺書中的“梵夾裝”，是仿製的或者有所改變的梵夾裝。第一個改變是經文不再是寫在貝葉上，而是寫在紙上；第二個改變是經文多是用中文書寫。此外，敦煌遺書中還儲存了“經摺裝”“旋風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裝幀樣式。
敦煌遺書的文字以漢文為主，但也儲存了不少古代胡人使用的胡語文獻。
在這類文獻中，以吐蕃文最多。吐蕃文又稱古藏文，是唐五代時期吐蕃人使用的文字。由於吐蕃人曾在公元786年至公元848年管轄敦煌，其間曾在敦煌推行吐蕃制度和吐蕃語言文字，所以敦煌藏經洞中也儲存了一大批吐蕃文文獻，約8000多件。這批文獻對研究吐蕃史、敦煌史以及當時西北地區的民族變動都具有重要價值。
敦煌遺書中的第二種胡語文獻是回鶻文。回鶻文是古代回鶻人使用的文字，又稱回紇文。在唐宋時期，回鶻人曾在敦煌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自唐晚期以後，敦煌的東邊甘州、肅州和西邊的西州都曾有回鶻人建立的政權，在敦煌地區也有回鶻居民。由於以上原因，在敦煌藏經洞中，也儲存了50多件回鶻文文書。這些文書的內容包括書信、賬目和佛教文獻，對研究回鶻的歷史和文化具有重要價值。
此外，敦煌遺書中還儲存了少量的于闐文、粟特文和梵文，都對研究古代的民族關係和中外交往具有重要價值。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敦煌遺書是後涼王相高所寫之《維摩詰經》，在公元393年（後涼麟嘉五年），這件文書現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館。年代最晚的就是上文提到的公元1002年（宋鹹平五年）敦煌王曹宗壽題記，這件文書收藏在位於聖彼得堡的俄羅斯聯邦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從公元393年到公元1002年，時間跨度達600多年，多數敦煌遺書的書寫或抄寫年代在唐後期五代宋初。
就內容來說，敦煌遺書可以說是包羅永珍，但因為是佛教寺院藏書，所以收藏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大約佔90%左右。
敦煌佛教文獻有很多是歷代大藏經收錄的傳世佛經，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妙法蓮華經》《金光明最勝王經》《維摩詰所說經》《大乘無量壽經》等。以上經卷雖有傳世本存在，但由於敦煌遺書抄寫年代較早，仍然具有重要校勘價值和文物價值。
敦煌遺書中還儲存了很多傳世大藏經中所沒有的佛教典籍。這些“逸經”和未入藏的佛教典籍具有更高的文獻價值和研究價值。其中最重要的是儲存了一批古逸經疏，如《金剛經》《法華經》和《維摩詰經》註疏就有130多種，530多件。這些經疏是中國佛教徒對佛教的理解，因此可以真實具體地反映古代中國佛教的特點。
佛教文獻以外的宗教文獻，還有道教典籍、景教（基督敎）典籍和摩尼教典籍。道教文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道德經想爾注》的重新發現，該件雖為殘本，但儲存了該書第三章至三十七章的經文和註釋，為道教史研究提供了新資料，並揭示了道教經教化的另一條途徑。《尊經》《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大秦景教宣元本經》等景教文獻和《摩尼光佛教法儀略》《下部贊》《證明過去因果經》等摩尼教文獻，為研究古代景教、摩尼教的流傳提供了重要資料。
宗教文獻以外的文書，雖然總量不大，只佔10%左右，但內容卻很豐富，涉及古代歷史地理、社會、民族、語言、文學、美術、音樂、舞蹈、天文、曆法、數學、醫學、體育、古籍等諸多方面，很多都是不見於正史的第一手資料。
歷史方面，敦煌遺書中儲存了制書、敕書、告身等公文書，律、令、格、式等法律文書，戶籍、差科簿等賦役文書和買賣、借貸、僱傭、租佃等契約文書。這些資料對於瞭解中國古代的政治和經濟情況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如“唐景雲二年（公元711）賜沙州刺史能昌仁敕”，是唐代“論事敕書”的原本，存文字8行，文書上鈐有“中書省之印”，中間頂天立地的大“敕”格外引人注目，這件文書已經成了敦煌文書的標誌性符號。依據此件，參考其他文獻，可以大致瞭解“論事敕書”從起草到下發的複雜過程。又如“唐開元水部式”，詳細規定了唐朝對水渠、橋樑的管理制度和各級官府的相關職責，不僅為了解唐代的水利管理制度提供了珍貴資料，還可據之糾正《唐六典》《新唐書》《舊唐書》相關記載的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對唐“式”的內容和形式有了具體的瞭解，為從唐代文獻中搜集其他唐式條文提供了文字樣板。
敦煌遺書中儲存的社會史資料主要有“氏族譜”“書儀”“社邑文書”和“寺院文書”。“氏族譜”是記錄古代世家大姓的資料；書儀是古人寫信的程式和範文，也包括不少對當時禮儀和習俗的規定；“社邑文書”是古代民間結社的具體資料；“寺院文書”則記錄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團生活及其與社會的聯絡等諸多方面。這些資料具體地反映了古代生活的真實情況。如關於古代寺院和僧人的生活，依據傳世佛教經律和相關記載，古代寺院應是一個基本生活單位，僧尼過的是全部居住在寺院之內並由寺院供食的集體生活。但敦煌寺院文書卻為我們展示了另一幅寺院和僧尼生活的圖景。一是一部分僧尼並不住在寺內，而是住在寺外的俗家。二是住在寺內的僧尼也是過著單吃單住的個體生活。
敦煌遺書中儲存的文學作品，以俗文學資料最引人注目，包括講經文、因緣、變文、話本、詞文、故事賦、詩話等。對這些俗文學作品的研究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中國古代的文學史。如對敦煌變文、講經文等文學資料的研究，就解決了鼓子詞、諸宮調、詞話、寶卷等後代流行的民間講唱文學的來源問題。
綜上，不論從數量、時間跨度還是從文化內涵來看，敦煌遺書的發現都可以說是20世紀我國最重要的文化發現。即使在世界範圍內，也是獨一無二的文化寶藏。期待有更多的學者，加入這一寶藏的研究行列中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