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今天的歷史，今天是昨天的未來；今天是明天的歷史，明天是今天的未來。可見，今天最重要，把握好今天，才能審視好昨天，規劃好未來。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文化遺存是註釋人類文明密碼最好的“活字典”。考古是探索邈遠歷史奧秘的眼睛。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它猶如做歷史的偵探，旨在最大限度地迫近和放大古代演進到現代，甚至是影響未來發展勢態的真相，以解讀、還原和傳承歷史文化。因此，考古工作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為做好今天的考古工作，一批又一批中國考古人薪火相傳，接續奮鬥，在考古一線奉獻了青春與熱血。田建文，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就是自願紮根基層的考古人。起步：15歲的“天之驕子”一個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軍綠色帆布挎包，是田建文在考古工地上的必需“裝備”。軍挎包裡，手鏟、鋼捲尺、筆記本、陶片帶等物品多年未變，與他本人一樣，簡單且執著。改革開放初期，青年人才缺乏，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田建文15歲就考入了北京大學。在吉林大學讀研期間，得到了我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的大力推薦。畢業後，他毅然三次放棄在大城市工作的機會，回到古晉國最後一個都城“新田”所在地山西侯馬，從事考古工作至今。田建文在基層工作了38年，取得的一系列成績單是喜人的：他與同事調查的棗園遺址，是目前山西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從棗園文化到西陰文化的完整譜系；他研究侯馬晉國遺址，提出晉國“新田模式”；他首次在呂梁山區辨識出匈奴人墓葬，證實了漢武帝以來對降服的匈奴內遷封侯設縣的例項；他主持發掘出山西聞喜邱家莊1號墓，是迄今山西發掘的規模最大的東周墓葬；他還調查、發掘出上郭古城，對推進晉文化的歷史研究有重大意義。考古路上有驚喜，也有辛酸。1997年，田建文從工地返鄉，途中遭遇車禍，三次開顱手術雖然很成功，卻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說不出話，走不了路。這時，深知其執著秉性的同事們將田建文接回考古工地，經過“生死劫”重返崗位後，他心情大好，身體竟然奇蹟般地大有好轉……他是個有故事的人！1987年12月，在吉林大學7舍門口（左起：孫祖初、陳文、張忠培、張星德、田建文） 作者/供圖 在平凡中堅守就是不平凡。今年9月10日，山西省文物局發出《關於在全省文物系統開展向田建文同志學習的通知》，要求學習田建文“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甘於奉獻的考古情懷”“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王曉毅在座談會上強調，認真學習田建文同志的先進事蹟，以他為榜樣，努力在今後的工作中做到對黨忠誠、對事業負責、對生活熱愛，大力營造幹事創業的濃厚氛圍，以更大擔當推動山西考古事業實現更高發展。紮根：毅然留在考古第一線《中國社會科學報》：在山西考古圈，人人都知道您，都說您15歲就考上北京大學，是天才人物，是考古界的名人。名校畢業後，很多人想留在大城市，而您卻毅然回到山西侯馬，紮根基層考古工作。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情懷讓您如此果決地奮鬥在考古路上？田建文：1980年9月，我到北京大學首先是進行長時間的專業思想教育。老師們想方設法地讓學生熱愛考古，通常是言傳身教；其次是北京大學有一批學富五車的頂尖教授們，就是教得好，使你感到望而生畏又佩服得五體投地；再次，本科三四年級上半學期各有一次實習，非要過好從考古調查到田野發掘，再到室內整理、寫考古報告這一關，最後才能坐在家裡搞研究。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我和同學們就知道，但凡選擇了考古，就要終生跟野外、跟黃土打交道。考古材料，遺蹟、遺物、遺址、遺存，大多存在於野外，當然城市裡也有，但只是少數。只有獲得第一手資料，才能做出真正的成績，否則只能是銀樣鑞槍頭，虛張聲勢，徒有虛名。我是抱著這樣的信念，再加上從小學到和養成的“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生觀才走到今天。《中國社會科學報》：一位好老師，勝過萬卷書。您的老師是國內史前考古權威吉林大學的張忠培先生。您如何與張先生結識，成為師徒的？張先生的考古研究理念對您及後輩考古人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田建文：我與張忠培先生相識是在1980年10月。那天張先生穿著一身灰色的中山裝來北大38樓下，找當時在我們班進修的陳全家先生，他剛留校準備教舊石器時代考古課，正好我也在場，老陳就把我介紹給張先生，並說；“等你大學畢了業，考張先生研究生。”我沒作聲，心想我哪能考得上呢？1985年11月，“晉文化研究座談會”在侯馬市召開，中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先生為了給侯馬工作站培養人才，推薦我讀他的得意弟子、時任吉林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張忠培先生的碩士研究生。沒想到，經過一番努力，1986年我如願以償，投在素以作風嚴厲、考古能力強而聞名於考古學界的張忠培先生門下繼續學業。在張忠培先生看來，要辦好考古專業，育人是首要的。先生經常說：“先做人、後做學問，要想做好學問，先要做好人。”在這方面，先生把治學、學識、學說與學風、學品、學問，還有人品看成是密切相關的一回事。他用實踐給學生做出了與人、與事、與考古事業的榜樣，做到了“打鐵還需自身硬”的自我要求。先生的另一句名言“不為會議寫文章，不為職稱寫文章，不為稿費寫文章”，至今仍為考古學界時時提起。他虛懷若谷，允許學生們對自己提出的觀點有不同意見，他常給學生們講：“你要踩在我的肩膀上搞研究，才能超過我。”也許正是有這樣飽學謙虛的老師，才會有激勵“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樣人才輩出的結果。先生做研究一直都堅持“獨立人格、自由思考”，一定要在材料中找課題，又透過材料解決課題，這就是“讓材料牽著鼻子走”，是按照自己當前知識儲備和思考能力去完成，而不去追求當下流行的熱點課題，拾人牙慧，更不去透過與人“商榷”而獲得一點淺薄的名氣。做到這些，靠的是什麼？靠的是“亮劍”精神。這些理念對考古人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不少學者提出，考古的意義是要“書寫中國史”“追尋祖先走過的路”，您是怎麼理解這些說法的？田建文：“書寫中國史”這都是老一輩考古學家們的語錄了，我們後輩學人只不過是用自己的語言習慣口述罷了。古籍文獻、民間傳說和考古學研究，這是記錄歷史的三種手段，各有各的特色、優勢和研究方法，根本就不在一個頻道上，就用不著誰去證實誰。考古學絕不能追求用考古發現去證實古籍文獻、民間傳說的某些問題，這太小兒科了。考古學研究的物件是考古學文化，遺蹟、遺物組成的遺存，也可以稱為考古學文化。透過考古學文化的譜系分析法，來明晰不同遺蹟、遺物的存在時間、存在方式，和同一遺蹟、遺物在不同時間之內的存在方式、變異程度，來“書寫中國史”，也就是蘇秉琦先生提倡的“修國史”“寫續篇”“建體系”中的一部分，也是中國特色“考古學理論體系”和考古學“中國學派”形成的基礎。“追尋祖先走過的路”的確是詩意的說法，考古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晦澀難懂，也有學科的浪漫。 2016年11月，田建文和同事穆文軍調查蒲縣薛關南溝遺址 作者/供圖《中國社會科學報》：考古學界流行一句話：“考古就是有一份資料，說一份話。”您認為，什麼樣的資料才算得上是有“話語權”的資料？您紮根基層考古，這對您發現有“話語權”的資料有怎樣的幫助？田建文：還有一句話叫：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兩句話，都是民國時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傅斯年先生說的，以後中國考古學繼承了這一研究傳統。踏踏實實搞調查，兢兢業業去發掘，仔仔細細寫報告，認認真真讀原著，老老實實來研究，只有這五個方面都做好了，才能獲得“話語權”。從我基層考古的體驗來說，襄汾是我老家，襄汾陶寺遺址的考古工作，一直是近年來考古學界的熱門話題。在“最早中國”“堯都平陽”和唐堯時期各種政治管理機制、經濟發展水平及天文曆法文字等方面，學者們發表了很多很好的文章。但我認為，只有把陶寺時間上下、空間四方的考古材料都熟悉了，才有能力做出切合實際的結論來。多年來我有事沒事就去陶寺參觀，在陶寺附近搞考古調查，參加臨汾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做了相關遺址的卡片，在古城、大墓、觀象臺、扁壺文字等領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如果不紮根基層考古，就無法獲得這些有“話語權”的資料，更談不上有“話語權”。奮進：用考古方法書寫古晉國史《中國社會科學報》：1991年5月初，您在山西棗園村遺址調查時，惹得一隻牛犢刨地，踢開一個垃圾堆，露出幾個紅色的陶片，這些陶片來自7000年前，該遺址因此被斷定為迄今為止山西最早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在您的考古研究歷程中，類似這樣的重要考古發現還有哪些？田建文：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南方的江西、湖南、廣西、浙江以及北方的山東、河北、河南、陝西等地，都相繼發現了距今一萬年前後的古文化遺存。山西舊石器時代地點多達400餘處，本是最有希望發現遺存之地，卻遲遲沒有發現，在山西境內，能否找到比仰韶文化更早的遺存？只是1984年在武鄉發現石磨盤、石磨棒。於是我就同侯馬市文博工作者一起，多次在侯馬市開展調查。在讀了國家博物館陳斌先生的《萬榮西解遺存的發現及其在仰韶文化中的位置》一文後，我向參加過臨汾市文物普查的人打聽，便有了1991年5月11日，我與薛新民、楊林中兩位同事調查發現翼城棗園的事情。開始我們稱它為“棗園H1遺存”，認為它是廟底溝文化的前身，後來正式命名為 “棗園文化”。這意味著在中國考古學界，尤其在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研究中，山西有了自己的考古學文化，發出了自己的考古學研究的聲音，隨即在中國考古學界掀起了一股重新評價仰韶時代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關係的熱潮。棗園文化的發現，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我有考古學材料和紮根基層做考古的“話語權”。2016年冬，蒲縣天寒地凍還經常下雪，我和同事穆文軍發掘蒲縣海拔1000多米的曹家莊遺址時，當石板墓一露頭，穆文軍馬上意識到這一發現的重要性。我們邊發掘、邊調查、邊查資料，清理墓葬共42座，對隨葬動物等葬俗、陶器底部有方框形戳印等文化特徵用譜系解析的手段，分析出土壙豎穴墓24座屬於戰國、秦漢時期的土著人，而漢武帝以後的洞室墓17座墓葬為匈奴人騏侯駒幾的部屬，這是我國確認的匈奴人分佈最東南的一個地點，後來得到人骨鑑定的支援。但出土遺物中卻沒有見到近底部有孔的小口細頸罐這種代表匈奴文化的典型器物，這讓人不得不懷疑在呂梁山南部還有沒有匈奴文化分佈？帶著一系列問題，我們從2016年冬就開始在蒲縣、隰縣、大寧、永和等縣展開考古調查。2017年5月25日，我們到隰縣居子遺址調查時，墓地墓葬也被盜掘了許多次，痛心之餘卻在村民院子裡發現了一件肩上有“上”字刻文、近底部有小圓孔的陶罐，這與內蒙古伊克昭盟西溝畔遺址、陝西神木大保當城址等匈奴文化相同，至此確證這裡曾經有匈奴人和匈奴文化。以小圓孔陶罐為線索，我們發現2002年發掘的永和龍吞泉遺址也有數件陶罐下腹近底處有小孔的現象。最後分析出，這是漢武帝以來由祁連山區內遷到山西永和的小月氏遺存，原來小月氏王扜者降服了漢朝，漢武帝於公元前107年封他為瓡讘侯，所轄瓡讘縣，就是今天的永和。《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說：“透過考古人調查發現和研究，使在社會上和史學界有爭議的歷史得到還原，這是最好的。”從棗園文化侯馬晉國都城遺址到“新田模式”，這些重要的考古發掘成果，對還原社會上和史學界有爭議的古代中國史有什麼重要意義？田建文：考古發掘具有證經補史的作用，考古發掘出的遺蹟遺物，可以說是重新整理有爭議的中國古代史的“新證據”。這些“新證據”再結合前人研究與史料記載，很可能成為解決這些有爭議古代中國史的新材料。在我考古發掘和研究的過程中，也有這些新材料。就說棗園文化吧，以泥質壺、盆、缽和夾砂鼎、罐為主要陶器組合的棗園文化，不同於陝西渭水流域的半坡文化及其前身，而與太行山以東的古代文化有關。一經發現我就提出：山西地區的考古文化南北處於蘇秉琦先生所分的“中原古文化”與“北方古文化”兩大古文化區系的紐帶地域；東西則為張忠培先生劃定的“泰沂文化區”與“華渭文化區”的割據前沿。棗園文化的後裔廟底溝文化，是“城邦”出現前社會統一形式的探索，反映出山西對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的貢獻。晉國最後一個都城，晉都新田所在地，最早記載於魏酈道元《水經注·澮水》和唐《元和郡縣圖志》、宋《太平寰宇記》以及明《大明一統志》《嘉靖曲沃縣志》等史書。這些史書都認為，晉都新田所在地是在今曲沃縣城西南的曲沃古城。清代曲沃縣令張坊認為，在曲沃縣西部的侯馬驛，清代時歸曲沃所轄。1952年發現侯馬晉國遺址，認定侯馬市應該從曲沃縣獨立出來，這座古城被稱為“鳳城古城”。隨著多座古城、侯馬鑄銅遺址、侯馬盟書及數處祭祀地點、上馬墓地等發現、發掘和研究，從1979年起學術界把平望、牛村、臺神三座古城組成的“品”字形古城、鑄銅遺址、侯馬盟書等認定是晉都新田了。我在1993年總結出侯馬晉國都城遺址“宮城”“卿城”及無廓城等六個特點，以及突出防禦、突出手工業作坊、突出祭祀的“新田模式”，滿以為侯馬晉國遺址從此按照我的思路發現與研究。然而2008年春節，我從下平望村向高村步行，路過臺神古城西門外的宮殿臺基，看到如此規模的建築，絕不可能是晉平公時祭祀的汾河之神“臺駘廟”時，聯想到《水經注》的記載，最後考證出它是晉平公集全晉國之力花五年時間建起的可與楚國“章華宮”媲美的“虒祁宮”。有一次，我與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先生交談中，他提示我要注意一下侯馬晉國遺址中的“鳳城古城”。他說：“西漢的一個縣治沒有鳳城古城那麼大的外城圈，東周時候才有如此規模。鳳城古城處於侯馬晉國遺址中，侯馬晉國遺址沒有發現之前，我們普遍認為它是晉都新田，但是現在可以肯定它不是。然而，它與晉都新田是什麼關係？還需要你好好考慮。”我恍然大悟，之前只是注意到春秋晚期墓葬打破牛村古城東城牆南段，且平望宮殿臺基東南有兩座戰國早期墓葬，這說明沒有等到晉國滅亡的公元前376年，“品”字形古城就廢棄了。考古材料鐵證如山。原來到了晉國晚期，六卿爭霸，晉國公室軟弱，六卿把晉國公室遷到了“鳳城古城”，新絳柳泉就有這個時期的配套晉公大墓等。我又在多篇文章中論證此事，這是我1993年以來對侯馬晉國遺址再次全面的新認識。而漢代以後的史學家們都把鳳城古城看作晉都新田的原因，是沒有辨認出來晉公的這一次小搬家。《中國社會科學報》：近期，您在考古發掘研究中有什麼新成果？田建文：2018年8月至2019年6月，我和同事們一起發掘了山西最大的東周墓葬聞喜邱家莊1號墓，積石積炭，墓口南北長14。3米，東西寬13。5米，墓底距現地表約18。8米，墓上夯土建築基址東西寬21。6米，南北長26。6米，遠遠超過墓口範圍，還有比較完整筒瓦和板瓦組成的散水類建築遺存，這應當是墓上“享堂”一類的建築。據我們考證，1號墓是戰國初期晉公夫人之墓，由於墓葬多次被盜，沒見青銅禮器，出土器物全部為陶、銅、鐵、金、玉、石、貝、骨、 料器等小件器物。2020年，我們在邱家莊1號墓西北和正西兩個地點共清理11座中、小型墓，進一步論證了戰國初期晉公夫人之墓的合理性，儘管沒有發現周代諸侯級別的墓葬，但大部分都有連線墓室之外的墓道。2021年，我們又調查、勘探上郭古城，其面積在40萬平方米以上，是晉國另一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古曲沃”。今年解剖北城牆，又在城內西北角做了小面積的發掘，發現春秋早期大量瓦類和與鑄銅有關的遺物，強有力地推動晉文化走向深入。因為，古曲沃先是比晉國都城“翼”還大的第一大都市，後來發生了影響晉國曆史的一件大事，即小宗戰勝大宗的“曲沃代翼”後，晉獻公擴建晉國都城，就這樣“古曲沃”還是晉國的第二大都市，一直在晉國曆史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回望：基層考古要後繼有人《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在社交媒體發表過一首小詩《亡羊補牢？》，詩中說：“今秋豪雨日夜澆，摧毀明時三里橋。再不保護今侯馬，徹底失去古驛道。”詩文下面還附上了您拍攝的被摧毀的三里橋影片。2021年10月，山西暴雨洪災對山西古建造成的影響也頗受社會關注。結合您的基層保護經驗，對受到損害的遺蹟您有哪些保護建議？田建文：三里橋是2015年9月我參加“晉都大遺址保護及晉文化核心區開發建設規劃”侯馬調研時，提出到侯馬最南端是隘口村調查古代的道路，同行者有同事吉琨璋以及侯馬市文物局的柴平林、梁軍等。路上樑軍告訴我，他在2009年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時就調查過，因離隘口三里，所以村民稱為“三里橋”。實地一看大為驚歎，單拱橋的條石和青石板的橋面歷歷在目，可惜石欄被歲月譭棄了。如果不是身處山高路遠之地，哪有儲存這麼好的古蹟？侯馬市就是因為明朝1375年設定“侯馬驛”之事，擔負著晉中、晉北到塞外到長江流域交通的重任。這條驛道上曾發生過不少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其重要性與地位不言而喻。然而，有的遺蹟或遺址不是由於自然災害的原因遭到破壞的。在考古發掘中，經常會遇到盜墓、基本建設、農田改造等人為破壞或工農業生產實踐行為，對文物保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響。面對這些情況，我們應該怎麼辦？盜墓得依靠國家來懲治，懲治的力度一定要大；在實施基本建設、農田改造之前要“文物前置”，就是要提前做好文物、考古工作，有個“時間差”才能避免工程跟文物、考古爭搶時間而造成人為破壞，這個問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另外，我建議：國家級、省級、市級和縣級文物保護單位，配備一名相應的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來負責監管、諮詢和宣傳，其人員可以是本縣市的，但暫時還不現實，也可以義務“認領”，責任到了人，保護的力度才能有所提升。《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拍攝的三里橋的影片，畫面是晃動的。這讓人不由地想到1997年您從工地回鄉路上的那次車禍，三次開顱手術留下的後遺症導致您無法在行進的拍攝中保持身體平衡。在身體不便的情況下，究竟是什麼樣的動力讓您更加堅定考古信念，並一直走下去？田建文：我經常說：考古發現的驚喜與研究的愉悅，成了我“養生”的手段。事實上，也是我康復的途徑。因為我只能做考古，而且輕車熟路、駕輕就熟，何樂而不為？有了這個信念，還有什麼困難解決不了嗎？我的切身體會是，身體是可以和自己對話的。身體越是不便，越要激發身體自身保護的功能。50歲以前我每天要獨行一萬五千步，50歲以後縮短成一萬步了，而且雷打不動，開會、下雨也要走夠，同事們善意地說我是“一根筋”。我覺得，走路既能鍛鍊身體使我早日康復，又能思考學術問題及難點，碰見了什麼稀奇的事還能寫點“打油詩”，也算得上是一舉三得，其樂無窮了。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我熱愛考古，並願意為之付出一切。《中國社會科學報》：張光直先生曾說：“考古者的責任是盡最大的可能客觀地介紹古人所選擇的社會組織的形式和結果。”如今，建設中國氣派的考古學，需要一代代考古人勇擔考古責任，將考古事業薪火相傳。您能否給現在的年輕學者提供一些治學經驗？田建文：我沒有治學經驗，只有點滴體會，這就是：硬背考古研究經典著作、死記考古學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多看考古報告、多讀史籍原著。這些一開始比較困難，但越來越順手，學會從考古材料中找課題，到考古材料中找答案，吃別人嚼過的饃沒滋味。2021年10月，吉林大學出版社剛剛出版了吉林大學考古學院院長趙賓福教授領銜撰寫的《中國考古綱要：百年發現與研究（1921—2021）》，對一百年的中國考古簡明扼要做了介紹，這本書裡面的“主要參考文獻”就是經典著作，建議年輕學者讀一讀。現在考古報告、研究論文日新月異、浩如煙海，怎麼辦？沒事就反覆讀經典著作，非經典著作不是不讀而是泛泛而讀，總有些資料你不曾掌握，也許就在裡面。我從事一線考古多年，最大的感觸是，社會對百年考古的關注度很高，但是一線專業考古科研人員匱乏，甚至可以說一線考古行業後繼無人，這似乎與考古在當下的熱度不太匹配。得人者興，失人者崩，人才對一個行業發展無疑是至關重要的。當然，這是一個需要各方力量支援的大問題，只有各方一起努力，多創造好的條件，多培養考古、文博類的專業人才，才能讓基層考古後繼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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