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書幫｜《飛發》：香港理髮業的一枚切片

香港有這麼幾家理髮店：

第一家名叫“樂群理髮”，主打復古風格。它坐落在文創園區廣場的一隅，牆上掛著貓王海報和許多黑白照片，牆角的電唱機正放著爵士樂。店主是個年輕人，他只剪六種復古美式髮型。

第二家也叫“樂群理髮”，它搭建在居民區的街巷口。店內空間十分老舊、侷促。店主是一位臉色幹黃的、頭髮快要掉光的老人。他剪的髮型十分簡易、很好打理，且價格實惠。

第三家叫“孔雀”，它是會員制的高階髮廊。有富麗堂皇的裝修，出入的都是達官巨賈、名人士紳。

第四家叫“溫莎”，它以西方紳士的剪影為標牌，理髮師傅們都穿著棗紅色的制服，各司其職，服務到位，十分講究。

你會選擇哪一家到理髮？

本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飛發》，講述的就是這樣幾家理髮店和理髮師的故事。

敘事：理髮店與理髮師

“飛發”在粵語中是“理髮”的意思，原為“fit發”，把fit讀得更輕靈，便成“飛”。fit的核心內涵是“使之合適”，把頭髮修整得合適，正好跟“理”相符。

葛亮稱：“《飛發》寫的是發生在香港的故事，寫一群人對自己行業的信仰與堅守，也在關注傳統與現代、歷史與代際等問題。”前面提到的四家理髮店，正是出現在不同時代的、由不同代際的理髮師主導的產物。

葛亮：作家、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

小說從“我”意外到翟康然（阿康）的理髮店開始，引出阿康的父親翟玉成，繼而牽扯出後者的人生舊事和父子矛盾。

翟玉成年輕時，髮廊是整個香港最潮的地方。在女富商的幫助下，他開了一家名為“孔雀”的高階理髮公司。但好景不長，一場席捲整個香港的股市風暴打碎了他的人生幻夢。破產的翟玉成只能選擇在巷口開一家簡陋的理髮店維持生計，從此放下過去的光鮮亮麗，只剪最便捷、最普通的髮型。

兒子阿康長大後，出於對父親的叛逆和對新潮的追逐，他轉投莊錦明的“溫莎”理髮店，父子關係因此破裂。學成後，阿康以父親的店為名，開了自己的“樂群理髮”。

“溫莎”理髮店是一家上海理髮店。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上海理髮師傅憑藉“顧客至上”的原則甚至價格的高昂，形成了某種洋派傳統的儀式感和壁壘分明的階層標誌。到“溫莎”開店時，上海理髮已過了盛時。但“溫莎”在有限度地保留一貫的服務與形式的前提下，讓普通人得以平價享受從未體驗過的飛發排場，吸引到了許多顧客。

小說結尾，在翟玉成的彌留之際，莊錦明為他理了最後一次頭髮，隨之決定關店退休。四家理髮店，只剩阿康一間。

人物：匠人的技藝與選擇

這篇小說最早釋出在《十月》雜誌，後來被收入葛亮的小說集《瓦貓》。集內的小說都是有關“匠人”的故事。小說中三位不同代際與流派的理髮匠人，有著各自的“匠”的造詣。

翟康然在用推刀時，神情會變得肅穆。他把自己對攝影藝術的理解同步到理髮事業當中：黑色的頭髮，用灰度做出層次，使頭髮在薄與厚之間，展現優美的漸變、結構、輪廓和光澤。

翟玉成的剃刀，不似鋒刃，而像絲綢，在黑暗中也能熟練且清晰地在客人的頸項、兩鬢間遊走，很快就修剪出界限分明的頭髮。

莊錦明剪頭髮，不用電推，只用牙梳和各色剪刀。剪刀如同長在他的手指間，流水行雲，無須思考，一氣呵成。

修剪頭髮就是在剪裁思想與生活。三位匠人呈現出的不同技藝，不僅是基於師徒傳授、經驗累積，也是觀念的區別。這種區別可以深入到人物內心的自我期許，作用到他們的行為選擇。

阿康師承莊錦明，受到“海派”理髮追求時髦的影響，又因其攝影師的出身和審美，對理髮有著區別於前代人的藝術化的理解。而他的父親翟玉成，則是傳統“廣式”理髮規則的捍衛者。他經歷過諸多風雨，以務實為準則，執拗於非黑即白的法度。

小說中，阿康為“我”剃出的漸變層次，讓“我”感受到了一種老派的年輕。而翟玉成修剪後的髮型，則得到了年輕學生的認可。理髮業的時尚趨勢，又落入了新與舊的迴圈辯證之中。

全球化中，各種流行與風潮在很短時間內就可遍及世界的各個角落。大時代的宏闊背景下，個體難免被時代裹挾、吞沒。理髮師在時代變遷之際的路徑改造和秩序堅守，都是“匠人”的精神所在。順應潮流，亦或堅守傳統，並無對錯之分，但行業的變遷和從業者的命運支撐起了大時代的走向。

城市：想象中的老香港

葛亮對理髮業與理髮師的敘述，指向的是香港的時代變遷。人物命運與時代動盪共振，鉤沉出香港的風雲過往。

歲月靜默，唯器能言。葛亮說，“匠人”是歷史的一枚切片，而“物”是這枚切片上那道深入肌理的鋒刃。並非香港土著的他，在進行城市書寫時，常常用一種“格物”的方式，將器物背後的時間、記憶與文化想象進行文字塑形。

香港北角一帶的唐樓建築、放著爵士樂的電唱機、“溫莎”60年曆史的皮質躺椅、理髮師所用的老式剃刀……都是葛亮用以想象老香港的“物”。它們像一枚小小的切片，經過敘事與人物的放大，就能從中窺探到過去的肌理。葛亮在“格物”的基礎上，挖掘出一段段真實而立體的故事，最終將遙遠的懷舊感還原為身邊的煙火氣，通向一個由他所創造的具象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