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郡遺址，位於行唐縣城之北十公里故郡村，自2015年開展考古工作以來，先後入選“2017年中國考古六大新發現”和“2021年河北六大考古新發現”。
故郡七年，是一段深美而異氣的時空旅程。百卉千葩的文化資訊蘊藉雋永。考古，凝眸故墟，透物見人。透過環環相扣的高難度技術流，讓歷史復活、智慧起舞。“故郡村”因北魏唐郡治所廢遷而得名。村名鐫刻著建制巔峰的榮耀，而那一品異情殊趣，何止一千五百年的老熟陳化？雲霧雨露霜霞虹，野屋夕煙翰墨燈，思周禮，懷國風，捻土回金意縱橫。田野考古，一鏟一刷旋波迴雪，一痕一影娓娓言說。那一件帶有線刻的怪異銅器，雖不似鼎壺遍體生花，卻依然令人情有獨鍾。它外表斑斕的鏽彩薄如蟬翼，孔雀綠裡氤氳靛藍，雞血斑下暈散錫光，彌散著悠遠的年代質感；內裡漫漶迷離的水銀光，似碧潭雨靄，詭秘莫測。壁上縹緲的遊絲線刻，攪動著《詩經》的流風餘韻，鋪展一場大爭之世的列鼎飛觴。
銅鑑和銅匜。
鑑影度形
考古學意義上的器物定名是一場認知突圍。這件編號為M53∶7的圓形容器，外形古樸，似不陌生。與之樣貌近似的銅器好似龍生九子，有盆、鋗、洗、盂、杅、盌、銚、盤、鑑，名字五花八門，用途各有側重。如何析分？需綜合形制、用途、銘文、時代而深入對比。
今人把口大、腹深、底小，用來盛物或洗滌的圓形器皿叫作“盆”。東周時期（包括春秋和戰國）自銘為盆的銅器，卻並非如此，而是特指一種帶蓋雙耳的盛食器，在祭祀時盛血。它始於西周中期，春秋晚期後消失。戰國偶見一種無耳束頸之盆，西漢才演化出類似今天臉盆之形。它們的時序或器型與M53∶7各行其道。
“鋗”多見於漢代，是一種溫煮器皿或製作麵食的炊器。獅子山漢墓一件銅鋗盛著搓澡石，並有“沐浴”銘文，是用來加熱洗澡水的。鋗與盆不易區分，滿城漢墓的兩件相同之器，竟至於分別銘曰盆和鋗。鋗常有刻銘，用作計量標準器，如海昏侯的“食官鋗”。而凡稱鋗者似乎皆因自帶銘文。
洗略似臉盆，戰國晚期由鑑、盤分化而來，但並不能確定是盥洗專器。流行於漢代，應是俗化後改名，若把M53∶7稱“洗”，不免隨意。
另外，盂是盛飯的敞口器具，一般圈足深腹。杅形似盂，是和勺同出的盛漿湯器。盌是大口小腹的容器，主要盛飲食。銚斂口折沿、弧腹圜底、器深壁薄，用來熬水煎藥煮東西。雖然它們均可盛水，但非專門水器，且腹之深，甚於M53∶7。
自成一格的M53∶7，圓口微斂、弧腹平底、雙耳垂環。單憑形狀從紛紜器類揪出它的名稱，有似水底撈月。
“共生關係”是重要的考古視角。M53的禮器組合，有食器二鼎一敦，酒器兩壺。而根據禮制，通常還要有青銅水器，不外乎承水器、注水器、盛水器和挹水器四種。商周時期貴族在祭神拜祖、宴饗之時，要行嚴格的“沃盥之禮”。“沃”即澆水，而“盥”，字面還帶著甲骨文的形神，像水衝手後落入下面的器皿。這樣的“洗手”十分講究，年輕人捧著盤子在下面接水，年長者從上方澆水衝手，洗好之後，遞上帕巾擦乾。如此鄭重之禮，稍不留神也會生禍。晉文公重耳流亡到秦國，秦穆公之女懷嬴，捧匜澆水讓他洗手，他沒接帕巾，隨意甩手，惹來嗔責，慌忙解去衣冠、自囚謝罪。
盤作為禮器不可或缺。在西周中期以前，“沃盥”流行盉與盤配合，西周晚期後，匜和盤是絕佳拍檔，即用匜倒水衝手，用盤承接灑落之水。戰國以後，“沃盥之禮”漸漸廢除，盤亦被“洗”替代。M53墓葬中恰有一件銅匜M53∶1，形如瓢，前有流，後有鋬，匹配之器就是M53∶7——所以M53∶7應是地地道道的水器。那麼它會是盤嗎？縱觀春秋戰國銅盤，均敞口、淺腹、圈足或三足或四足，口徑與高之比大於3。而M53∶7斂口平底，口徑與高之比小於3，腹比盤深，稱之為盤很牽強。
靈感是志、精、勤碰撞的火花。細細清理保護，研思不怠。銅器內壁除去有害鏽，需要用純水浸泡，水中倒影令人頓然想到鏡子。“鏡”，古稱“鑑”或“鑑”，字源為“監”，甲骨文寫作一個人彎腰看盆照顏的模樣。“鑑”作為以水照容的動作，後來引申為盛水器具。它早期為陶製，春秋時期有了銅鑑，因而“監”加了金字旁，在左為“鑑”，在下為“鑑”，二者通用。《說文解字》說“鑑，大盆也”。在銅鏡普及之前，就是用“鑑”盛水當作鏡子。“鑑”的形制一般為廣口、深腹、雙耳或四耳、平底或圈足。既然是水器，則以它盥洗承水，大者用來洗澡，入理切情。鑑還可用來溫酒或冰酒。
銅鑑主要流行於東周時期，是高階貴族才有實力鑄造的重器，不僅是生活用具，還是規範行為和秩序的禮器。青銅鑑始於春秋中期，盛於春秋晚期和戰國時代，西漢仍有。靈壽穆家莊中山國墓葬水器M8101∶4，與M53∶7徑高之比相似，發掘報告和考古學家朱鳳瀚先生的《中國青銅器綜論》，都稱為“鑑”。M53∶7代替盤，而與鼎、敦、壺、匜成組，作為身份等級的標誌。它正是一個既能照容又可與匜匹配行“沃盥之禮”的青銅鑑！
鑑和盤上常有銘文，如史牆盤、虢季子白盤、吳王光鑑等，故郡出土的這件銅鑑，去鏽後會有奇蹟出現嗎？
披圖識鹿
心有所向，路無迷惘。一遍遍檢視，銅鑑M53∶7內壁閃著灰黑色澤，有似煙火微燻。凸起的幾簇酥鹼，像急雨滴落水面濺起的浮泡。待拭去綠塵樣的粉鏽，但見遊絲嫋娜，細綰秋蛇。是線刻嗎？確是肉眼難辨。
科技賦予考古化腐成奇的功力。一束X射線打在內壁，幽藍的光影裡，迸現兩隻大角肥鹿！“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古時的故郡原野，許是《詩經》描繪的這般景象？
審檢視景隱約可見：地平線橫向延展，沙丘波浪起伏；鹿頭高昂，腿肘屈曲，似在丘陵跳躍追奔……隨著X光遊移，一場宏大敘事徐徐拉開，圖畫竟然佈滿銅鑑的整個內壁和底面，筆畫細入毫芒，虛無縹緲。
畫家、研究員、電腦、X光機，躑躅數月，方才繪出展開圖。然而，把兩頭鹿放到影象整體佈局中，卻發現鹿頭向下，波浪線原來是綁腿細繩，地平線是吊掛綯索。當初，因視角侷限，並帶著對歲月靜好的天然期盼，把一場僵冷殺戮，誤作了溫情戲逐——圖中之鹿，竟是射獲的獵物！
展開後的全部影象，上下三層。天空八隻夔鳳一順飛翔；地面兩處高臺建築，二十六人在裝弓備箭、宰牲庖廚、射獵宴飲，樹木獵車依稀掩映，清尊鑊鼎酒肉飄香；鑑底騰蛇、雙圈環繞，外周八條、雌雄勾連，內週四條、蛻故孳新，寓意生命繁息。這只是一場簡單的狩獵和歡飲嗎？不！聯想到別處亦曾發現類似影象，它可能反映著傳統“射禮”。這是一種以競射、樂舞、宴飲為載體的重要禮儀，是生產、審美同儒家思想融為一體的特殊文化形態。
“射”即射箭，乃中國古代六藝之一。“射”是殼，“禮”是核，射手講求修養、風度、禮節。射禮起源於原始狩獵，商周時期漸從軍事訓練性質，演化為“立德正己”之禮。今人陌生的射禮，清朝以前三千年綿延不衰。《詩經》裡的獵手，個個都是勇武而謙遜的翩翩君子，就是“射禮”流行而潛移默化之功。春秋亂世，儒家鑄劍為犁，將大殺器弓箭變成道德教化之具，指引平和之道，意味深長。射禮的奇特形式和德育功能，在中華諸多禮儀中，像一顆耀眼之星，綻放著動人魅力。盥洗水器之壁，是考古發現線刻最多之處，除了敞口便於作畫，當有禮度勸化之意。此圖就是活生生的“歷史化石”，而獵鹿似有商周早期“射牲”（祭祀活動中射殺動物獻給神靈祈福）遺影。它到底屬於哪個具體時代？
青銅鼎。
望塵戰國
壁龕是東周墓葬常見之制。拆掉封堵M53龕門的鵝卵石那一刻，墓葬的時代便鎖定東周。建有酒池肉林的商代，酒器五花八門，隨著一部禁酒令《酒誥》頒佈，西周銅器種類出現淘汰和更新，以前風行的酒器觚、爵、角、斝、觶、觥、彝在西周中期漸趨消亡，在M53龕內一無所見。而映入眼簾的鼎、敦、壺，顯然是春秋晚期—戰國中期的流行風。細究器物，又縮小了斷代區間。
先看銅鼎，蟠螭紋以單元圖案模子連線壓印，是東周鑄造工藝改進的結果。圓腹、附耳、蹄足，蓋似覆缽，有三環鈕，乃中原東周特色。拱形蓋是春秋中期以後銅鼎的顯著變化，它是在經過編織茅草、竹、木當蓋、再到模仿木蓋的平頂銅蓋之後，改進而成的頂蓋形制。因立耳外移為附耳、腹呈子母口，所以扣合更加嚴密。由鼎的形制來看，其上限不會突破春秋中期。
再看青銅壺，其紅銅鑄鑲紋飾，始於春秋中晚期，至少也把墓葬年代精確到春秋中期以後。敦，好似一個外星飛行器，穿越千年依舊銀光閃閃，此類器物始於春秋中葉、興於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遽衰於戰國晚期，特別是上下對稱的橢球西瓜敦，乃戰國標準敦形。銅匜，類似於瓢，其腹口橢圓、敞流上翹、弧壁平底、尾鋬圓環，正是楚文化擴張、取代北方傳統的戰國早期之匜的標準形制。
最終，銅鑑M53∶7的畫風，將其時代錨定在戰國早期。“銅器線刻”是春秋晚期創於南方吳越的新技術，與南方同時或略遲至戰國早期，亦見於北方重要墓葬裡，戰國中期以後消亡。影象中舉行饗禮之處，春秋末年為露天，而M53∶7移到建築內，則為戰國早期特徵。
亮眼的文物總是受人青睞，但它們卻不是考古全部。考古是要還原完整的社會生態系統，召喚遺失在歷史煙雲的古風，人畜骨骼封緘生命密碼，蛛絲馬跡皆是史河舟楫。銅鑑刻畫的場景，一直在腦海迴旋。天天行尋沃野，誰不期待邂逅一個貫通今古的“蟲洞”！咯咯遠飛的雉雞扇起層層麥浪，煙霞裡羊群咩咩牽走悠遠遐想：兩千年裡是否每個初夏都會飄起麥花香？西坡牛羊還記得風吹草低？東皋蘭芷可聽過驚鹿幽鳴？
顯然，僅靠“劃地層、分器型”的傳統考古方法回答不了這些問題，是多學科合作和科技介入，讓行唐故郡遺址考古峰迴路轉。
白狄鮮虞
動植物考古，似有倒轉時光的“還魂術”。
先看植物考古：從760升戰國土樣中，浮選出炭化植物種子420粒。其中，雜草種子佔61。4%；粟、黍和小麥三種農作物佔38。6%；還發現1粒稻米基盤遺存。
再看動物考古：鑑定了27匹馬、38頭黃牛、352只綿陽和山羊骨骼，還有兔子、雞和魚的骨骼。馬的線粒體DNA及鍶同位素測定，不僅顯示這些馬匹母系多源，還能重現動物毛色。殉牲坑尚存一塊鹿的頜骨，灰坑內亦出有鹿角，更是野鹿棲息的明證。這些成果，令彼時故郡的農牧漁獵舊景重現：前見兩條河流攜手相擁，後有太行餘脈三面環繞，藍天白雲，稻麥飄香，水草豐美，兔走雉飛，牛羊漫野，駿馬奔騰，角鹿鳴野，魚戲水流。
故郡遺址發現的動物骨骼多屬殉牲，提供了確定民族和文化屬性的特殊證據。牛耕始於春秋末年，隨著戰國鐵器時代到來，鐵犁牛耕，犁出中原文明與遊牧民族的分野，引發經濟、文化、社會璀璨發展。牛從食用、祭祀、賞賜和交通工具，化作農事象徵，和馬一起漸漸成為絕對的國家戰略物資。《禮記》立下規則，“諸侯無故不殺牛”；商鞅更是立法，“盜馬者死，盜牛者枷”；《資治通鑑》曰：“牛乃農耕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為之強弱也。”殺殉大量牛馬，絕非中原農耕文明的習尚。
“頭蹄葬俗”，顯示迥異於中原的經濟生態和文化系統。牛和馬，羊和鹿，只取頭蹄殉葬，而軀幹和四肢拿去食肉和製作骨器，畜牧業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食物和大部分資料來源，狩獵作為補充，並以牲畜和獵物頭蹄陪葬，形成特定而引人注目的葬俗——他們是遊牧民族嗎？
體質人類學為這些疑問打開了一扇視窗。人骨形態顯示，故郡遺址人群具有北方和中原兩種來源。從遺址提取的DNA及獲得的線粒體DNA序列資料表明，北方群體從長城地帶甚至以北地區南下而來，他們的DNA譜系單一，男性肢骨出現與騎乘等行為有關的“騎馬人小平面”等特點，口腔狀況普遍較好，少見典型農業人群常有的、食物結構引起的牙周炎、齲齒、牙結石等，女性個體的男性化特徵明顯，兩性分工並不明確。從中原地區北上的群體，DNA譜系複雜，兩性體質差異相對較大。文獻與考古參照，留下殉牲的那些北方貴族，應是建立中山國的白狄別種——鮮虞。
豐富多元的資訊，鮮活而立體地呈現出故郡遺址的族群來源、經濟業態、飲食結構、風俗習慣、社會分工乃至文化信仰。白狄部落，從晉陝北部交界處的黃土高原，千里跋涉，穿越太行山，來到大沙河沖積扇的水岸東皋。他們可是為獵鹿而來？不是，也是！
鑄鑲紅銅紋飾青銅壺。
和羹之美
鹿，美麗、敏捷、溫順，既肉味鮮嫩，又成為巫術、圖騰、神道昇仙的精神表達，還因諧音，而寓意富貴和通達，是歷代喜愛的獵物。遠在石器時代，人們以鹿角和骨骼製作武器，能否獵逐鹿群獲取武器甚至成為戰爭決勝的砝碼，進而由統治者對權力的追逐，演化出“鹿死誰手”“許田射鹿”“逐鹿中原”等喻含爭奪天下的成語和典故。鹿，竟有了帝位、權力的文化意象。
M53墓葬中出土的龍虎紋胸甲彌散著鐵血氣氛，戈和劍是故郡墓主人身邊最常見之物，流露枕戈寢甲和渴望功名之情。他們被時代捲入爭雄的洪流，在中原北鄙，錯處雄國燕趙齊魏之間，“封疆恢霸道，問鼎競雄圖”。他們追逐的，是那頭最肥之鹿——天下。
春秋時期白狄東進太行山中段，建立以行唐、正定、平山、靈壽一帶為腹心的“方五百里”的中山國。這個有農有牧的地方，四方衝衢的地理形勢，也是強國覬覦的誘惑之“鹿”。《中山狼傳》說晉國上卿趙簡子曾經大獵於中山，《列子·黃帝篇》記載趙襄子更是率徒十萬狩於中山。如此興師動眾，顯然打獵只是幌子，實是借喻攻戰。中山國先與晉國連年爭戰，後與趙魏齊燕兵火連天，雖公元前406年被魏國借道攻滅，竟於公元前381年神奇復國。因為佔盡地利，中山國才能亡而復興，縱橫決蕩，“五國相王”，在河冀地區同燕趙雙雄鼎立分疆，成為戰國興衰的“樞轄”。
中山國地處趙國東北，橫阻南部邯鄲與北邊代地的通道，恰似趙國虎口銜著一頭“肥鹿”，垂涎百年，久吞不下。但實力決定一切，號稱第八雄、兵車九千乘的中山國，終究與萬乘之國力量懸殊，在公元前296年，被雄心萬丈、“胡服騎射”的趙武靈王收入囊中。
傳奇是一輪心中月：“鹿千年化為蒼，又五百年化為白，又五百年化為玄。”墟野含風、依稀玄鹿長鳴，考古為枕、夢迴故國中山。行唐故郡遺址是解密中山國史和戎狄華夏化程序的一個關鍵鏈環。融合是其核心價值，突破和超越是其內在魅力。取代獸面紋而興起的蟠螭紋，取象於龍，對映群雄逐鹿的雄心。射禮影象，人成主角，走向覺醒。基於鐵器精進而興盛的線刻，起於吳越；鑄鑲技藝和銅匜器型，播蕩楚風；中原車馬禮器制度同北方殉牲風俗，妙合奇俊。不同區域和族群交往互動，是文明蓬勃的沃土。中山國雖小，但合異包容，頑強進取，其積極精神和瑰麗氣象，流漫在亙古依然的山河原野間，附著在古老器具及紋飾影象上，收藏在隨風飄落的一粒種子裡……而這一切，透過考古變得可以觸控和感知。白狄族群，突入諸夏文化圈，兼收幷蓄四方文化精華，創造了驍悍和禮雅兼濟的燦爛文化，綻放勃勃生命力和強大感召力。正是多種文明碰撞與融合，才使春秋戰國成為中國原生文明的高原。 （張春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