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全墮胎是全球孕產婦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這種死亡幾乎是完全可以預防的。每天，無國界醫生在世界各地的團隊都會親眼目睹意外懷孕和不安全墮胎造成的死亡和痛苦，但安全墮胎醫療服務通常不被當作基本的醫療保健服務。

降低產婦死亡率是無國界醫生對工作所在地的承諾。因此，醫療隊在許多醫療專案中也都會提供安全的墮胎醫療。但要推動這項工作並不容易。過去幾年中無國界醫生在全球努力克服種種障礙，擴大安全墮胎醫療服務，從2015年在5個國家實施74次安全墮胎醫療服務，增加到2021年在33個國家實施近35，000次安全墮胎服務。

阿莎（化名）是一名來自東非的助產士督導，她講述了自己在過去近20年間，親眼見到的無國界醫生安全墮胎醫療護理的演進，在這個過程中，她所經歷的挑戰、突破，以及成長。

2003年:我所遇到的第一個障礙

我從2003年開始擔任無國界醫生的助產士，主要負責處理分娩和照顧新生兒，但在工作中我也意識到安全墮胎醫療的龐大需求。每當有這類需求的人向我們求助時，我想幫忙卻又無能為力，因為我根本沒受過安全墮胎的訓練也沒有經驗。這是我在當時所面臨的困境。

過去在我東非的母國，這類醫療服務都是由醫生提供，但現在略有不同了。當我結束我第一次無國界醫生的醫療任務回國，去了從前工作的醫療中心時發現，現在都是由助產士們在處理墮胎個案，我覺得自己好像跟他們脫節了。

在2004年時，我得知無國界醫生通過了一項政策，我們將在任何有需要的地方為病患提供安全墮胎醫療，以避免因不安全墮胎導致的併發症引發的產婦死亡和受傷。，這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我想著“這正是我該做的”但我自己仍然缺乏訓練。

在我過去工作過的中非地區以及許多無國界醫生開展醫療服務的地方，只有極少數的病人會尋求墮胎護理，因為墮胎是一種禁忌。但我又深知許多女性正在默默受苦，因為許多我接觸到的病人都是因為不安全墮胎帶來的併發症而登門求助，像是敗血症或是會引發貧血的嚴重出血。我就很清楚記得某個病人因為不安全墮胎而死亡，留下了5個年幼的孩子。

不幸中的萬幸是，與我們醫療專案合作的當地醫生有豐富的經驗和知識，與我一同處理不安全墮胎引發的併發症。

2009年:內部障礙

終於在2009年，我有機會參加無國界醫生在荷蘭舉辦的針對性及生殖健康照護的訓練。我學會了如何用藥物進行安全墮胎，這也是我們專案中多數情況偏好的作法。此外我也學會了如何手動真空抽吸（用於移除妊娠組織）。這次的訓練對我幫助很大，我終於有能力執行安全墮胎醫療。

但當我滿懷期待地前往無國界醫生在西非的派駐任務時，我遇到了另一個障礙，那就是我的團隊。他們對無國界醫生的安全墮胎政策還不夠敏銳，對墮胎也還是抱有負面觀感，並揣測為病患施行安全墮胎的後果：“那他們的家人怎麼辦？ 他們的社群會怎麼看？ 要是給醫療專案帶來風險怎麼辦？”

我還記得一對年輕夫婦來到我們的診所求助，當時太太已經懷孕了，但他們還有三個不到5歲的孩子要照顧，他們說實在無法負荷再多照顧一個孩子，因此希望能墮胎。當時我將他們的需求告訴了另一個不是來自那個醫療專案國家的同事並徵詢他的意見，他覺得這對無國界醫生來說風險太大。他說“要是病人死了怎麼辦？”

要是病人死了怎麼辦？這樣的反應對缺乏墮胎知識的人來說十分常見。 我們會聽說女人因墮胎而死，但那種情況往往是因為醫療條件或是環境不安全所導致，比如墮胎是由未經訓練的人員以危險、侵入性的方式執行的。實際上，不安全墮胎正是孕產婦死亡的主因，而很明顯地我們能夠避免這樣的後果。

多數情況下，以藥物進行的安全墮胎成功率可達95%，只有極少數低於1%的機率會有危及生命的風險。而我同事的觀點也恰恰反映了墮胎知識不足的人會有的對未知事物的恐懼。

後來我又和另一個同事討論那對夫婦的情況，他是個與無國界醫生合作的當地醫生。接著我們在和那對夫婦討論後，決定進行安全墮胎。

即使我具備相關知識，在這項醫療專案服務的兩年間我還是經常無法幫助其他女性。因為我的團隊同仁們不瞭解安全墮胎之於生殖健康的重要性，也不瞭解人們因為無法獲得墮胎照護而尋求不安全墮胎，是導致孕產婦死亡的主因之一。

但很幸運的，無國界醫生願意傾聽工作人員的想法。當我向組織的性及生殖健康顧問們反映說團隊同仁是我們執行安全墮胎的障礙之一時，他們表示很驚訝。在之後的幾年間，顧問們便開始釐清並著手化解組織內部所存在的障礙，好讓我們的醫療專案也能提供安全墮胎醫療。

2017年：對墮胎的價值觀和心態探索

幾年後，我參加了一場無國界醫生內部舉辦的“探索墮胎價值觀與心態”工作坊。我覺得那場活動很具教育意義，也改變了許多人看待墮胎這件事的認知和心態。

※“探索墮胎價值觀與心態”工作坊：無國界醫生推動安全墮胎醫療能力建設的策略之一就是透過該工作坊的設計和構思實現。在工作坊上，所有員工都能以坦承、開放思想、批判性反思的方式來討論墮胎議題。該活動旨在協助我們的人員能審視、質疑、再確認他們自身對墮胎議題的價值觀和想法，進而使無國界醫生能為人們提供更好的安全墮胎醫療。

我的許多同事並不知道不安全墮胎所造成的危害。每年都有至少22，800名婦女和女孩因不安全墮胎而死亡；數百萬人因此受傷。我的同事很少人會將我們所見的死亡案例與醫療保健系統聯絡起來。過去，我們只是等著那些因不安全墮胎患上併發症的病人上門求助，但還有更多人在還沒來得及到診所就醫前就因此喪生。

而在工作坊活動後，我首批接到的安全墮胎病人就是由我們團隊中的後勤和物流人員轉介來的。他們將家人、朋友、鄰居等需要幫助的人們轉介給我們。很顯然，這次工作坊的成效可謂是立竿見影的。

2019~2021年: 傾聽並適應

在2019年時我接受了無國界醫生另一項派駐到中非國家的醫療任務。而在我到達當地瞭解情況後發現，即便我們得到了當地衛生部門的同意，但由於衛生部醫院中少數人員對墮胎的負面觀感和資訊不足，我們的醫療團隊在衛生部醫院提供的安全墮胎醫療不得不中止。

為了能在院內重啟安全墮胎醫療，我對我的團隊說，要是他們遇到醫院裡有人因為對墮胎醫療需求不夠了解而找麻煩，他們應該把責任都推到我身上。我這樣做是因為我深知安全墮胎正是那些女性所需要的。

有一天，有一位兩邊乳房都被切除的婦女和她的兄弟一起來到醫院。她已經生過一個孩子，又懷孕了。她的丈夫離開了她。她告訴我，她不能再生另一個孩子，因為她已經不能餵母乳，也買不起配方奶粉。她已經在懷孕中期，但我不能讓她在醫院過夜，因為她可能會受到一些不支援安全墮胎的工作人員的不尊重對待。

所以我決定幫助這位病人在家中進行安全的自我管理墮胎。自我管理的墮胎代表在醫療環境之外，並透過線上平臺或電話熱線的支援下，服用墮胎藥。這個案例，則是透過我的書面指引。這個女人的兄弟也願意照顧她。我將指引寫了下來。一切都很順利，而我也意識到：我可以做到這一點。

多數來找我尋求安全墮胎的女性都有家人陪伴在身邊的，如兄弟姊妹、母親等。當病人同意進行安全墮胎後，我便會向她們的家人說明如何幫助家中的孕產婦執行自我管理的安全墮胎。而若是安全墮胎後發生了併發症，雖然這種情況很少，家人們也知道該如何尋求幫助或是與我聯絡。藉著這樣的作法，我得以在醫療專案上擴大安全墮胎醫療服務的規模。

雖然這項工作並不容易，但提供安全墮胎醫療仍是相當重要。在過去19年間我參與無國界醫生任務的經驗中，我必須要隨機應變來提供墮胎醫療。推動安全墮胎醫療需要信心和勇氣，而傾聽女性的需求必不可少，我也因此能在面臨障礙實找到協助他們的方式。

**本文所述為無國界醫生執行醫療專案時醫治女性時的經驗。無國界醫生充分認知任何具備懷孕能力的人皆應享有安全的墮胎醫療途徑，這樣的群體也包含了跨性別者、非二元性別者、雙性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