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的車輪骨碌碌地行駛至公元17世紀時，無論後世的我們是多麼得惋惜和遺憾，大明帝國——這個曾經由洪武大帝朱元璋建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龐大帝國已經在兩百多年時光的洗刷下，由於內憂外患等各方面因素走向了崩潰的邊緣。

而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沉重賦稅和天災人禍刺激下的來自各地貧困民眾的起義。

然而，“疾風知勁草，國亂顯忠臣”，在此國家板蕩、天下將傾之時同樣有無數的仁人志士湧現，開始與崇禎年間以高迎詳、李自成以及張獻忠等人為首的農民軍進行戰場上的縱橫捭闔。

他們或是手段圓滑、剿撫並用，意圖穩定地方。或是文人出生卻手段強硬、動輒屠殺，以求社稷安穩。抑或是散盡家財、闔家殉難，親募義軍與敵展開交戰。乃至有奇女子自四川出，為大明天下戎馬生涯、奉獻一生。

但不管怎麼樣，作為那個時代脊樑的他們都在試圖用自己的方式挽救大明將亡之天下。

實際上，要說明末的農民軍有多麼厲害也未必盡然。

和過去歷朝歷代大多數的迫於生計起義的農民軍一樣，明末的農民軍並沒有誕生例如秦末劉邦、元末朱元璋等真正有手腕、有遠大戰略眼光的卓越領袖。而更多的是像唐末憤然起義的黃巢，利用天下動盪之際的眾人怨恨實現自己的一己私慾。

例如未遇舉人李巖前的李自成。還沒有意識到民眾重要性的他，真真切切地如同蝗蟲一般肆虐地方、四處遊擊。以跟隨起義的老營為根基，以控制糧食、親屬的方式裹挾失去家園的流民為盾牌，然後憑藉人數優勢席捲地方，再如此迴圈。除了破壞之外，並沒有建設。

事實證明，沒有元末朱元璋“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根本之策以及秦末劉邦立足關中、巴蜀之地的戰略規劃，目光短淺的明末農民軍很難有進一步向上發展的能力。

很快，就在公元1631年（崇禎四年）農民軍眾人便為曹文昭、左良玉等人團團圍困、處境危險。哪怕因為清軍入關僥倖逃脫，公元1634年（崇禎七年）李自成等人便再次為陳奇瑜等人圍困於車廂峽內。在“馬乏芻多死，弓矢皆脫”的窘境下，惟賴明朝內部的腐化得以逃生。

當公元1635年（崇禎八年）其出於報復心理攻破大明鳳陽祖陵、焚燒朱元璋出家的皇覺寺時，原本難有起色的農民軍的處境便更加雪上加霜。

公元1637年（崇禎十年），久習邊務、臨危受命的楊嗣昌便說服崇禎帝朱由檢會兵10萬，增餉280萬，以“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策略再次圍剿農民軍。

面對再次運轉起來的龐大戰爭機器“大明”，李自成等人很快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不過是崇禎十年，楊嗣昌、洪承疇、曹變蛟以及孫傳庭等人從四川、陝西、河南、山西、甘肅等地向內部推進。崇禎十一年，走投無路的農民軍或降或散，潰不成軍。李自成等人也被驍勇的曹變蛟部驅趕前往預定戰場—潼關。

早在李自成等人抵達之前，預計到李自成將會企圖透過潼關前往窮困的河南之地的洪承疇與孫傳庭等人便早早地規劃好了一切，並在潼關南面的平原上佈下三層防線，開啟口袋等待著李自成等人的自投羅網，企圖一舉消滅內部的農民軍勢力，轉而安心抵禦女真。

當李自成等人匆忙行至平原時，他們絕望地發現前方早已是嚴陣以待的火紅海洋，而後方則是凶神惡煞的曹變蛟騎兵。內外夾擊之下，農民軍大潰！決心斬草除根的明軍更是將農民軍殺得血流成河、屍骨相藉。殘餘潰散的部隊也在周遭小部明軍和居民的“遇則棒殺”下損失殆盡。

只有李自成本人就帶著劉宗敏等十來個人的小部隊，逃到商洛山裡苟延殘喘。要知道，從起事以來，李自成還從來沒輸得這麼慘過。

恰恰是在這“十年不結之局”將要走到盡頭，大明可能獲得一絲生存之機時，清軍再次入關了！楊嗣昌與盧象升等人爭論不休，而崇禎帝也是戰和不定，但正是這種複雜的局面給予了逃入山中的李自成等人喘息之機。

最終，趁亂走出商洛山的李自成憑藉著明末哀嚎遍野的慘像，從陝西入山西，再過河北，正式將享國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葬入了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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