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七世紀左右，管仲為齊國相，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他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字裡行間充滿了對法治的信心。他憑藉“以法治國”的治國方略，使齊國大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僅強調“以法治國”，同時也注意建設道德體系，使法治與道德教化相結合。他以“禮義廉恥”為最基本的道德規範體系，並且上升到關係國家存亡的地位，他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從管仲起，到韓非綜合法家思想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歷時已數百年。在這期間，法家的思想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成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學。
《管子·小匡》記載：齊桓公向管仲請教治國之策，管仲答道：“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跡，以成其名。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管仲說：從前我們的先王周昭王和周穆王效法文、武的遠跡，已成其名。集合有德的老人，考察人民當中表現好的，樹立典型以為規範。準備有格式的表券，使人民原原本本地填寫。然後用賞賜勸勉好人，用刑罰糾正壞的；有的剪去頭髮，有的賞賜安撫，治理人民一定要始終如一。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說：“還要怎麼辦？”管子回答說：從前聖王治理人民，國分為三，鄙劃為五，以安定人民居處，安排人民職業，用此為治民體制。還要嚴格謹慎運用“六秉”，這樣民情就可以瞭解而百姓就可以統治了。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管仲又在《管子·牧民》中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在《管子·權修》中還說：“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閒之，鄉置師以說導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曰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他是說，君王能夠付出厚愛和厚利就可以親近人民，申明是非和禮節，就可以教育人民。要以身作則引導人民，審定規章制度以防範人民，設定鄉的官吏來指導人民。然後再用法律加以約束，用獎賞加以鼓勵，用刑罰加以威懾。這樣，百姓都願意做好事，暴亂行為便不會發生了。可見，管仲從開始就明確提出了以法治國思想，並且將其和德治相結合，而且安排得比較周到，受到老百姓的認可和讚譽。
一、管仲法治的根本目的
管仲法治的根本目的是：法之立，在御民，民治則國安。在《管子·小匡》中記載：“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只要順民心，立法行治，則民可御。他在《管子·權修》中專門有一段論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是用建立朝廷權威的，朝廷建立權威，不可不重視爵位。如果把爵位授給不義的人，人民就會輕視爵位。人民輕視爵位，君主就沒有威信；君主沒有威信，命令就不能推行了。“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是用來驅使人民出力的。驅使人民出力，就不可不重視祿賞。如果把祿賞授給無功的人，人民就會輕視祿賞。人民輕視祿賞，君主就無法勸勉人民，命令就無法推行了。“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是用來使用人民才能的。使用人民才能，就不可不慎重地委派官職。如果委派官職不慎重，人民就背離其治理。人民背離治理，則下情不能上達；下情不能上達，人民怨恨君主；人民怨恨君主，命令就無法推行了。“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闢就；有闢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法是用來決定人民生死的，不可不審慎地使用刑罰。如果刑罰不慎，就會使壞人逃罪，好人蒙冤，就會出現殺無辜而赦有罪的事情，國家就難免被賊臣篡奪了。
從以上論述可見，法治關係到社會和國家管理系統。管仲在這裡沒有孤立的談法，而是多方面的論證。特別強調建立朝廷權威、授爵服、重祿賞、授官職、慎刑罰的重要性。
二、管仲法治的具體措施
（一）法律公開。春秋以前雖已形成了法律條款，但並不公開，條款內容由貴族控制，人們無法知道自己行為的法律後果。據《尚書·呂刑》記載，周穆王時，授權司寇呂侯編寫刑法，“作五虐之刑曰法”。“五虐之刑”是指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屬三千”。管仲打著先王的牌子，想在齊國推行自己的賞罰政策，必須將法律公開。《國語·齊語》“設象以為民紀”韋氏注：“設象，謂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象魏”是宮牆，“設象以為民紀”，就是把各種刑罰內容以圖畫的形式在宮牆裡公佈出來讓人們知曉。這應該說這是一種新事物。（張榮明《管仲改革標誌著齊國社會形態的轉折》，《管子學刊》1994年第3期）管仲的法治思想是從“明君”治國的政體中提出來的。他在《管子·七法》中提出：明君要“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親於戚。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與人。”意思是就是說“社稷重於親戚”，明君不會為親戚危害國家；“愛法高於愛人”，不會為愛其屬民而違反法律。他把“法”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由此可見，他的“依法治國”的君權是建立在“明主”前提之上的。
管仲法制思想與以後的以商鞅為代表的秦朝的法家有實質性區別。秦法裡，“力”取代了“德”，“法”取代了“禮”，其治國思路是“刑生力，力生強”（《商君書·說民》）而在管仲的思想中，“禮”和“德”具有比“法”和“刑”更根本的地位。因此儘管秦法家與管仲都主張實力政策，但前者是一種激進的、浮躁的“軍國主義”的政策，而後者則體現出穩重、深厚的“文化主義”思想。是否實行法制是國家治亂的關鍵。管仲的以法治國思想是“明君”治國安邦的重要手段，其對國家長治久安的思慮，使以後的秦法家相形見絀。
（二）管仲的立法原則。
1。順民心、察民情。《管子·牧民》中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又說：“令順民心，則威令行。”管仲把順民心與否提高到政權的興衰和國家法的暢通的高度來認識。他同時指出：“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他說：“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他把“予之於民就是取於民”的原則當做治國之寶，這是管仲的真知灼見。
管仲對民情也有深入的瞭解與認識。他在《管子·治國》中說：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就會“危鄉輕家”，“凌上犯禁”，“則難治也。”同時，他還注意老百姓的收入差異並設法彌補。他說：“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鬻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即今國家糧倉空虛，而百姓沒有積存，農民賣兒賣女，其原因就在於君主沒有辦法均衡人們的收入。故先王聖王總是讓農、士、商、工四民交換他們的技能和勞動，使他們每年的收入不要過於懸殊。
2。興利除害。興利除害既是管仲的立法根據，也是一般法治的職能。富國強兵是法治國主要目標，法治應為此做切實的保證。使農民專心於農，是富民富國的根本途徑。“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戰勝者地廣。”（《管子·治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同上）興利包括的方面甚多，除害當時主要指禁末作文巧，禁民遊食，禁私術氾濫。
3。公正無邪，一視同仁。《管子·七法》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鬥斛也、角量也、謂之法。” “治民一眾，不知法不可。”他強調治理百姓不瞭解法規不可。法是對誰都一樣的客觀標準。這含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有法保證，社會就會有公道。“事則有常，民則可安。”“公法廢而私曲行。”公法廢棄而邪道風行，社會就不會安定。
4。信慶賞，嚴刑罰。管仲要求立法：“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管子·牧民》）他強調不強幹辦不到的，不追求得不到的，不立足不能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再做的事情。在此前提下，他強調嚴刑罰，“明必死之路”，“則民遠邪”。向人們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人們就會遠離邪惡，不去幹壞事。他同時提倡“信慶賞”，“開必得之門”，“則民輕難。”（同上）“信慶賞”就是向人們敞開立功的大門，使老百姓不怕犧牲的為你效勞。
4、警“四傷”，立“四經”
管仲在《管子·七法》中提出“四傷”並分析其危害，提出興“四經”的方略，對治理齊國起了很好的作用，對歷代法制建設也有一定的啟迪。管仲說：“百匿傷上威，奸吏傷官法，奸民傷俗教，賊盜傷國眾。”這裡是說，宮廷裡各種壞人傷害君主的權威，奸邪的官吏傷害國家的法制，奸民傷害風俗和教化，盜賊傷害國內的民眾。他又說：“威傷則重在下，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眾傷則百姓不安其居。”即威信被傷害，君權就會往下移；法制被傷害，財貨就會透過賄賂往上流；教化被傷害，臣民就會不和睦；民眾被傷害，百姓就得不到安居。他還說：“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德毀，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管仲進一步分析道：君權下移，政令便無法通行，財貨上流，官德必然破壞；臣民不和，百事都無功效；百姓不得安居，就造成盜者留住務農者離散的局面。在以農立國的國家裡，就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呢？管仲進一步指出“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闢；地不闢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由此管仲得出這樣的結論。他認為，“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奸吏勝；符籍不審，則奸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洩見危。”就是說，國家大法不嚴明，國君左右的壞人就得逞；官爵之度不嚴明，奸邪的官吏就得逞；符籍制度不嚴明，奸民就得逞；刑罰制度不嚴明，盜賊就得逞。一國的四經（大法、官爵、符籍、刑法）敗壞了，君主又不重視，就會出現危亡。因此管仲呼籲：國君要警“四傷”，立“四經”。呼籲君主要嚴明國家大法、嚴明官爵法、嚴明符籍法、嚴明刑法，以防止和制止腐敗之風。
5、向百姓公佈法令
為了讓人民瞭解並擁護法令，管仲首創了向百姓公佈法令的辦法。每年初一百官在朝向全國發布法令，五鄉鄉師和屬大夫，學習法令五天，然後到太史那裡領受法令典籍。法令公佈完畢要及時回報，同時評定爵賞，考核官吏。（見《管子·立政》）為了讓百姓瞭解法令，他常用最簡單易懂的大眾化語言書寫法律條文（即所謂“論卑而易行”），這樣百姓就會積極擁護並認真執行。（參見《管仲與齊文化》1974年第四期）
6、明君重法，居身論道行理
管仲在《管子·七法》中說：“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明君則不然。所貴者，非寶也；所親者，非戚也；所愛者，非民也；所重者，非爵祿也。”這是說，當代一般君主，所重視的是珍寶，所親近的是親戚，所珍愛的是屬民，所重惜的是爵祿。英明的君主則不然。他最重視的不是珍寶，最親近的不是親戚，最珍惜的不是屬民，最看重的不是爵祿。“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親於戚。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所以，不為重寶損害政令就是“令重於寶”；不為親戚危害國家，就是“社稷重於親戚”；不為愛其屬民而違反法律，就是“愛法高於愛人”；不為重惜爵祿而削弱威信，就是“威信重於爵祿”。君主如果不懂這四條，就會一無所得。總之，他認為開明的君主，要把法令看得比珍寶和屬民還要重要，把社稷和國家權威看得比自己的親戚和爵祿都重要。不然的話，什麼都得不到。這是難得的遠見卓識。
管仲強調君主要以身作則，帶頭執法：“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即君主能按理辦事，群臣就服從政令，百官就斷事嚴明，誰也不敢徇私了。“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即在評功記勞時不能離開法律規定。寵臣、侍從、大族、權貴和大臣們，不得憑藉特權加功。關係遠的、地位低下的、不知名的、有功也不得埋沒。“故有罪者不怨上，受賞者無貪心，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即這樣，犯罪受刑的人不會抱怨上面，有功受賞的人也不會滋長貪心。於是，臨陣的將士們都將不怕犧牲而赴難，以求為國立功了。
管仲法制思想是在舊的宗法制度在破壞、新的封建制度正待建立的時代產生的。它代表新興勢力諸侯國的利益，以使齊國稱霸圖強為目的的，是順應時代潮流，並推動時代進步的一種改革的嘗試。它既沒有固定的模式，也沒有可以借鑑的先例。以法治國可以說是改革創新的舉措，是難能可貴的。管仲時代，法制當處初期階段，作為思想體系還不完善。作為一個平民出身的政治家，管仲對等級制度的弊端有所認識，有所突破。對人民的力量和作用十分重視，其法治思想是在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基礎上建立的。用法制代替人治，用法規來規範臣民的行為，用以建立安定、和諧的社會秩序，以此消除實際存在的紛亂和暴虐，這種政治目的，不僅是治世良策，而且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三、管仲的德治思想
管仲在相桓公富國強兵的過程中，強調注重德治，即道德教育。他在這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姜尚的德治思想。他提出了“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理論，道德教育要緊跟著“倉廩實”和“衣食足”來抓。他在《管子·牧民》中提出：“守國之度，在飭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鞏固國家的準則在於整頓“四維”，即“禮、義、廉、恥。如果破壞了“四維”，國家就要滅亡。這是因為“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枉從。”意思是：有禮，人們就不會超越遵守的規範；有義，人們就不會妄自求進；有廉，人們就不會掩飾過錯；有恥，人們就不會趨從壞人。他進一步指出：“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妄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即是說，人們不越出應守的規範，統治者的地位就安穩；不妄自求進，人們就不會巧謀欺詐；不掩飾過錯，行為就會自然端正；不趨從壞人，邪事也就不會發生了。所以他說：“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張揚了，君令就可以貫徹。他把張與不張的“四維”提到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這說明管仲不僅認識到“倉廩實”與“衣食足”對整個國家起著決定作用，而且認識到“知禮節”與“知榮辱”的巨大作用。這在當時不僅是深刻而有遠見的，而且是難能可貴的。
管仲不僅把一個國家道德建設看得如此重要，他還認為國君的道德素養更為重要。他在《管子·牧民》中說：“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為什麼呢？他說：“授有德，則國安。”對全國來講，“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管子·版法》）只有內心認真行德，四面八方才會歸附。不僅君主的道德修養要高，而且君主任人也要十分慎重。在《管子·立政》中，他說：“君主所慎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他很重視選賢任能，注意德、功、能三個重要方面，並把德放在首位。他說：“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以授尊位。”主持政事沒有取信於民的人不能做大官。
在《管子·立政》中，又說：“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即君主要慎重對待的問題有四個：一是尊崇道德而不真正行仁的人，不可授予國家大權；二是見到賢能不推讓的人，不可授以尊高爵位；三是對掌握刑罰躲避親貴的人，不可以讓他統帥軍隊；四是對那種不重視農業，不注重地利，輕易取賦稅的人，不可以讓做都邑的官。這四條是鞏固國家的原則，是決定國家安危的根本。同時，他指出：“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即德行深厚而授爵位低微的做法，叫做“有過”；德行淺薄而授爵位尊高的做法，叫做“有失”。他告誡各級用人者，在選賢任能中不要做“有過”、“有失”的事。管仲倡導的道德內容除禮、義、廉、恥外，在《管子·五輔》中還具體要求“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
“德有六興”包括：1、“闢田疇，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即開闢田野，建造住宅，研究種植，勸勉士民，鼓勵耕作，修繕房屋，這叫改善人民生活。2、“發伏利，輸墆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即開發潛在財源，疏通屯積的物產，修築道路，便利貿易，注意送往迎來，這叫給人們輸送財貨。3、“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樑，此謂遺之以利。”即疏通積水，修通水溝，挖通迴流淺灘，清除泥沙淤滯，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橋樑，這叫給人們提供便利。4、“薄徵斂，輕徵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即薄收租稅，輕徵捐賦，寬減刑罰，豁免罪犯，寬恕小過，這叫實施寬大政治。5、“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即敬仰老人，慈恤幼孤，救濟鰥寡，關心疾病，弔慰禍喪，這叫救人之急。6、“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即給寒冷的人以衣服，給飢渴的人以飲食，救助貧陋，賑濟破敗的人家，資助赤貧，這叫救人之窮困。以上措施不僅在物質方面對廣大人民群眾給以關心、照顧、幫助，而且在精神上給予關懷、愛護、鼓勵。
“義有七體”包括“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闢刑僇；纖嗇省用，以備饑饉；敦懞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這是說：用孝悌慈惠來供養親屬，用恭敬忠信來侍奉君上，用公正友愛來推行禮節，用端正剋制來避免犯罪，用節儉省用來防備饑荒，用敦厚朴實來戒備禍亂，用和睦協調來戰備敵寇。這七個方面都是“義”的實際內容。接著他論證這樣做的好處是：人民必須知義，然後才能中正，中正然後才能和睦團結，和睦團結然後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辦事才有威信，有威信然後才可以戰爭勝利而防務鞏固。所以“義”是必須認真實行的。
“禮有八經”。“八經”指“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八經就是上下有禮義，貴與賤都有本分，長與幼都有次序，貧與富都有法度。如果不這樣做，那就會上下無禮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沒有等次就要叛離，貧與富就會失其節制，這樣整個國家就會陷於混亂。整頓八經，要求為君者公正而不偏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結黨，作為父母的以教育實現慈惠，作為子女的以嚴肅實現孝悌，作為兄長的以教誨實現寬厚，作為兄弟的以恭敬實現和順。作為丈夫的專一實現敦厚，作妻子的以貞節進勸勉。這八項是禮的常規。所以，“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逾越，少長貴賤不相逾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
管仲在《權修》中要求“謹小禮、行小義、修小廉、飾小恥、禁微邪”，如果不這樣做而要求百姓行大禮、行大義、行大廉、行大恥不可得也。他認為這是治國的根本。
管仲還強調誠信教育，並在行為上嚴格規範。他在《乘馬》中要求：“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即非誠信的商人不得靠商業吃飯，非誠信的工人不得靠工業吃飯，非誠信的農民不得靠農業吃飯，非誠信計程車人不得在朝中做官。由此可見，他把誠信教育與人們的飯碗聯絡起來，促使人們講求誠信。
管仲在《管子·五輔》中還說：“逐奸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這是要求驅逐奸民，查究偽作，排除讒言邪惡之徒；而且不聽淫亂言詞，不準造淫奢物品。這是因為：“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為淫巧，以上謟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眾，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如果人們有淫行邪性，傳播淫亂言詞，製造淫奢物品，用以取悅君主、惑亂百姓、擾害人民務正業的要處以死刑或流放。
四、建立制度，保證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管仲首先在齊國建立了“復事”、“獎勵”和“處罰”制度。在這方面他和齊桓公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好的社會效果。這在《管子·小匡》和《國語·齊語》均有大致相同的記載。據《小匡》記載：“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高子、國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裡，裡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舂穀。是故民皆勉為善。” 桓公重視這些經驗，當即向五屬大夫推廣。“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強。”
管仲在實行“復事”、“獎勵”、“處罰”制度的基礎上，實行“三選”制度。在建立“獎勵”、“處罰”制度之後，出現了各鄉鄉長退而修德進賢的現象。這時管仲建議“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愨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其稱謗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安，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選。（指鄉長、官長及君主的選拔）”。這段話的意思是：鄉長把賢士送來，桓公親自接見，就用這些人在官府裡工作。桓公命令官長，年終用書面報告成績，並且命令官長挑選新官中的賢者上報，並指示說：“有人在我官府有功，德性好而又順從，要老實待命使用，以使人們嚴肅而勉力。至於人民的誹謗言詞，則足以補救官吏的不善之政。”桓公還普遍調查某鄉意見並加以考驗。然後召來與他共坐，仔細觀察他的素質，以便了解他的成功成事。如可以舉拔，就待時用之。凡是考問其國家憂患之事而應對不窮的，下到鄉里調查瞭解他的能力。沒有大過的，便提拔作上卿的助手。這叫做“三選”。透過“三選”，大批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材源源不斷地被選出來，有勇氣、有體魄筋骨出眾的人才也被選出來，官員不斷得到補充，保持官員隊伍的健康發展，對國家的長治久安關係極大。
管仲主張獎勵有德才的人。在德的方面，他選好義、質仁、慈孝父母又長悌聞於鄉里的人。管仲說過：“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眾。”有崇高道德的而真行仁的，才可勝任國事，取得眾人的擁護。他把“義”列為“國之四維”之一。（《牧民》）“義”講的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慈孝於父母、長悌聞於鄉里，這些都是有影響的人。在才的方面，他強調“好學、聰仁”。當時齊國人基本上還是以自學為主的家學，人才多出自自學和家學，管仲支援、鼓勵好學、聰明是有遠見的。同時他強調人要有勇、體魄強壯、筋骨出眾，這既是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需要，也是國家官員必備的條件。
管仲主張處罰那些不慈孝父母、不長悌鄉里、驕橫浮躁、淫亂施暴、不遵守法令的人。管仲多次強調：“凡牧民者，士無邪行，女無淫事。”（《權修》）他在《五輔》中說：“逐奸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即逐奸民，查究偽詐，排除讒言邪惡之徒，不準聽淫亂的言辭，不準造淫亂物品。對有違犯君令的人，要分別給予處分。就象《小匡》記載的那樣：“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這樣才能達到“政成國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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