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雅集，應友人之約，春遊蓮池書院。蓮池之於保定，猶如嶽麓之於長沙，文脈高地，絃歌繁茂。

保定文化源遠流長。以蓮池書院為代表的書院文化傳承著保定歷史文脈和學術思想，形成了獨具特色且極具生命力的保定文化座標。據悉，保定正積極推進新時代文化標識塑造，全面打造燕趙風骨、直隸風韻、革命風華、京畿風範的文化風貌。依託‘清末之冠’的蓮池書院，充分挖掘二程書院等唐代以來近50所書院的歷史文化資源，打造全國書院之城。

蓮池書院博物館館長柴汝新先生任職多年，對書院感情至深，先生治學嚴謹，對書院發展頗多建樹。先生向我們介紹，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七次駕臨保定蓮池行宮，四次視察蓮池書院，多次題詩並御筆“緒式濂溪”，書院隨即刻匾，懸於萬卷樓。乾隆皇帝非常推崇北宋周敦頤的理學，所以取其號“濂溪先生”之“濂溪”二字所題，期望蓮池書院秉承和發揚儒學傳統，為國家培養更多濟世良才。

柴先生也一直想把“緒式濂溪”匾額下楹聯補上去，但至今未成。一是位置醒目，須名筆相匹；二是楹聯三十字，屬長聯，很難駕馭。恰逢恩師封俊虎先生來書院調研，所以請俊虎先生書寫！恩師欣然應允。

我素喜俊虎先生書，無論草、行抑或楷，皆精妙入微，玩味不厭，所以對此聯頗為期待。至6月初，先生髮來作品照片，是一幅以張裕釗體行楷書成聯語，以行草落款而成的楹聯作品，大墨淋漓顯然擱筆不久。內容是：“先固基層，善訓詁考據，馳騁古今聽便；再增重棟，精諸子百家，融和中外隨心”，邊款為：“蘇祿煊先生撰，辛丑夏吉於京華，東壁故里後學俊虎書”。聯語三十字，落款二十二字，將魏碑的莊重質感與行草灑脫奔放進行了協調和統一，其雄奇淡遠味之雋永，風神無邊。作品很快就鐫刻完成並懸掛於萬卷樓，為書院增輝，供遊人賞玩。

細細想來，恩師之所以用張裕釗體書寫，那正是繼承先師任蓮池書院山長之治學思想，弘揚先師書學文化。

品讀此聯，用筆方圓兼融。計三十字，字字見方而寓圓於方，筆筆有圓而寓方於圓，如字中的橫畫，藏鋒入筆斜切行筆，塑造出的藝術形態既有篆籀的厚重，又有魏碑的靈動，剛柔之美跳脫紙上，我以為此便是先生所得張裕釗體精髓所在。多年來，俊虎先生致力於張裕釗優秀傳世作品的研究，特別是對《張裕釗節錄漢班固泗水亭碑銘》《張裕釗節錄韓愈滕王閣記》《寶劍贊》《書箴言》以及張裕釗遺墨中的楹聯等書法作品入手，撮管不綴，汲取精華，歷經數年所悟筆法。此符合了中國傳統美學上奉行的“中和”審美標準，一派廟堂氣象。

用墨厚重沉實。由於需要鐫刻，這就對用墨提出了要求，顯然先生有此一慮。此聯用墨把握適中，溼不漲染，幹筆恰當，雄渾樸茂，字跡清晰，從中可見明清人用墨特點。厚重筆畫上用濃墨施以“注法”，如“先”“中”等字和個別字中的左偏旁，施墨如雨，增加了線條的厚度，彰顯以立體感，提升觀賞性，將展現在平面二維空間上的書法創造出了三維空間的效果，以致產生凝重中蘊含跳蕩，樸厚中錐顯飄逸的美學現象。

結字清爽勻淨。我以為這幅聯出於張體，在一定美學範疇上又有自己的面目。它有極為明顯的張體特徵，即轉折處“外方里圓”。結字雄奇樸拙，顯然與《張猛龍碑》《始平公造像記》《吊比干碑》等北碑以及齊碑的神韻風貌相契合。然除了高古渾穆、朴茂豪邁的六朝遺韻外，品之亦含晉唐意象，清剛勁健，風神秀逸，雅有六朝遺韻，晉唐風骨。在宗碑的同時，俊虎先生也是一位帖學大家，其行書、草書取法晉唐，有“挽回筆法三百年”之美譽。今碑帖融合鑄此書風，便不足為奇。

此聯可管窺俊虎先生楹聯和匾額藝術魅力。楹聯和匾額是承載中國書法藝術的重要載體之一，是融語言、書法、建築、材質、鐫刻於一體的視覺藝術和文化符號，是一種兼具思想性、裝飾性、可識性、藝術性和使用性的藝術綜合體。俊虎先生極其重視楹聯、匾額藝術的研究和運用，所書楹聯、匾額遍佈全國各地，每件作品書寫各不相同，皆可謂飽含情思，愜意獨造之作。如這幅楹聯，俊虎先生用張裕釗體進行了書寫，與先生相敘時，俊虎先生說，之所以用“張體”書寫，原因在於張裕釗先生曾主講蓮池書院，這裡有他的足跡，對後學有益，我們就要想方設法的進行挖掘。由此想起丙申冬俊虎先生應家鄉領導邀請書寫的“中國魏州鴨梨博物館”，在字型選擇上，先生經過多方思考選擇了魏碑，大字盈尺，用筆如刀削斧劈，結字端嚴整肅，一派廟堂氣象。博物館位於魏祠公園內，一方面它昇華了魏祠公園的園林內涵，成為魏祠點睛之筆；另一方面它增色了魏縣魏文化，作出了應有貢獻。如為天津海河入海口書寫的“金戈鐵馬”，沉鬱雄渾、氣勢磅礴；為天姥山之巔書寫的“放鶴臺”“李白三登天姥處”，勁拔雄奇、靈活生動；為九華山祇園寺書寫的“登法王座”，飽滿沉穆、雄偉端莊。以及為吉祥寺書寫的“鼓樓”、為寶積寺書“尋聲救苦”、光孝寺書“萬法莊嚴”等等，所書匾額不勝列舉，皆為後學典範，極有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