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坤一

下鄉一年多點便入團，楊保管是介紹人。列席73年天全縣團代會，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代表。有個同公社的列席代表是地主出身，我倆自然在那段時間親密，彆著列席證同上同下，享受著榮耀同時也倍受質疑的目光。黑骨頭經油漆粉刷終竟顏色不正，天然鴻溝不可逾越。曾經從成都帶回芙蓉肥皂（稀缺品）送她，在她家吃了飯，她父母那呆滯痛苦的神情至今記憶猶新。農民即使赤貧，還作為依靠物件可以享受精神甘露餵養，他們則不然，遭受肉體精神雙重摺磨。

前排左1孟春秋中排右2筆者

張阿哥，二十出頭，過保管室一獨門獨戶居住。出工，不管鋤地剷草背糞不見他歇息，好像不知疲倦的勞動機器；葷笑話，素龍門陣在田間地頭上空翻騰，不見他咧嘴搭腔，似乎無痛無感的的木頭人。髒活累活不掙工分的活隨喊隨到低眉順眼，到縣上交公糧、背水泥化肥回隊，山上守玉米棚等召之即來揮之能去。原來土改那年張父劃為富農——也是祖上勤苦留下幾畝倒黴瘦土，刺青黥面累及子女打入另冊。公社派人來幫助隊裡揭開階級鬥爭蓋子，晚上開批判會，幾個地富子女和齁包氣喘、行將就木氣色的他們的父輩站板凳上，社員們都是親戚老表，宗法意識使批鬥會不知所云草草收場。

還參加縣婦代會，全縣和雅安地區知識青年代表大會。

幾年知青生活——陽光雨露山風、玉米洋芋白菜、鋤頭鐮刀背夾子滋養磨鍊了我，狗崽子改造如鐵姑娘，四肢發達黑紅油光，成為全縣“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心中對可以教育好這個詞語很是反感，我有什麼不好，我家裡教育也很好，但當典型還是自喜的。猶如在茫茫大漠遠遠看見孤煙一般，調回城掙份工資顯現出一線希望之光。

成都塑膠廠讓我作為知青子女代表到廠裡彙報，面對黑壓壓的人頭，我把在農村的艱苦勞作講得苦中有樂繪聲繪色，投其所好按當時流行說法：“沒有糞臭哪有飯香？”甚至說大糞濺到嘴裡都是香甜的。

從身體到精神的自戕，終於在眾多知青中脫穎而出。1973年開始的工農兵學員招生，我得到小隊大隊公社縣裡層層推薦。記得到縣上還作了簡單文化考核，我寫的文章被譽為“語文學得好”，想來宏詞大語得分不低，由此，讀個雅安師範、雅安衛校應該沒有問題吧。其他被推薦的知青有家長趕來活動，我沒有任何可以拉關係的想法、資格和門路，總相信憑表現和考試應該沒有啥問題。誰知半途中殺出個張鐵生，表現成績不重要了，出身一清二白才重要。其間到縣上招生辦打探訊息，與三隊楊知青一道，雖然一頭霧水，但回途中她一改常態滔滔不絕，她的興奮和我的沉默終於預示成真，她收到通知。第二年小靳走。我年年陪跑，年年政審不過關。1973年、74年、75年連續三年工農兵學員招生，我都在最後複審關被刮下，望眼欲穿的招生終與我無緣。帶隊幹部羅某某無意間說我“父兄都是反革命”時，我十分驚訝。我只知道我爸黃埔八期、易幟前在成都軍校當築城教官，咋我大哥也成了反革命？我脫胎換骨改造工程終竟“排異”，我拼力“掙表現”以獲前途夢想成灰。

沒有能拿到通知，還白佔寶貴名額，我蒙在被子裡啜泣，第二天照常出工。社員們關懷的眼神，沒有因為出身問題有任何歧視安慰了我，我又靠忘我勞動寄託希望以解憂愁、焦慮了。

谷小樂，關家三隊。不僅吃苦耐勞，還手巧。點玉米搬玉米剝玉米包粽子包湯圓包餃子，樣樣得心應手。1974年招生，正在醫療系統工作的嫂子出面張羅，成都衛校也落實，可是因出身問題複審關被擠下來。從縣裡得知訊息回隊，一路昏沉恍惚、絕望得走到順河邊處幾欲下河。

讀書無望，回城夢碎，隊裡只剩下我和素群。素群還好，常到關家六隊找男朋友或回成都耍，我無家可歸無人可敘，“無賴夜長人不寐”“東窗未白孤燈滅”。

調走時全隊女孩兒送至縣城 後排中筆者

1976年春天政治風雲變幻莫測之際，成都塑膠廠招工來了。來招工的供銷科唐科長說我最像農民，是的，我那時不僅又黑又蠻衣著破爛，還十分漠然表情苦澀。縣婦聯要留我到婦聯工作，婦聯劉副主任是1958年的成都下鄉知青，找我到她家住夜談，茫然中我心底還是願回城。經過唐科長努力，我終於與廠其他職工子女一道，調回成都進廠當上工人。

在去和回的大卡車上，我都有點無動於衷。哭的、笑的，好像都與我關係不大。張愛玲說：成名要趁早。我一年調不起來，二年調不起來，三年、四年……我都麻木了。遠方沒有父母的迎接，只有新南門破敗的傢什和做臨工與待職的哥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