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這些體罰程度並不相同，原因也多種多樣，但是對於體罰的懲處幾乎是一致的。社會對於體罰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一部分人認為，體罰學生是教師教育能力低下，師德敗壞所造成的，無論教師因何體罰學生，無論學生本人的品行如何，體罰都是不應該的，應該採用懷柔手段；
另一部分人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教師需要保留一定的懲戒權，以維護教師權威，保證教師的教育水平，所以在不傷害學生的情況之下，需要允許體罰的存在。
這個時候就有一部分人提出疑問，為什麼在自己或者父母的回憶中，七八十年代，老師也經常打學生，為什麼不會受到處罰？社會輿論也沒有這麼大的爭議呢？
在母親的回憶中，七十年代的師生關係可以用一個詞形容——敬畏。
母親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女孩兒，村裡的小學人不多，老師更少。好幾個年級在一個教室裡上課，一個老師，既是語文老師，也是數學老師，順便兼職自然課老師。
村裡的孩子也並不都是乖學生，老師們往往手裡拿著一支細竹竿作為教鞭，不聽話的學生就要被老手打手心，更狠一點的，要被打屁股。
但是，那時的學生也好，家長也好，都不會對老師打學生的行為提出異議，反而覺得，這是一種負責的表現。他們感激著這個村莊裡，為數不多的老師。當然，那個年代的老師，留給母親他們的並不只是這一個印象。
在母親的回憶中，那些老師們常年擠在一個逼仄的房間裡，用好不容易買來的紙張，一張一張地用老式印刷機給學生們印著卷子，印刷機的成本比較高，負擔不起的時候，這些老師們就一張一張的手抄。
滿是油墨的雙手、夜裡伏案的身影和那支教鞭一起，被寫進母親的記憶之中，直到很多年後，母親用懷念的語氣告訴她的孩子，我知道，那一定是一段很美好的記憶。
正是這樣一種和平與衝突並存，嚴厲與關愛共生的師生感情，構築了母親那一代人對老師的特殊情感。那麼時至今日，為什麼社會對老師打學生的態度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呢？
任何的社會現象背後，必然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兩種相差甚大的評價背後，反映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社會結構。
19世紀七十年代到20世紀二十年代之間經歷了50年左右的時光，其中包含了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這四十多年，是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四十多年，這四十多年也是中國社會結構變化最大的四十多年。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是一個以農村和農民為主的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特別是農村經濟的發展。
中國農民的生活，就像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所描述的生活在雙水村的孫少安一家一樣——一家人連吃飯都成了問題，這樣\\\“爛包\\\”的家庭，怎麼能養的起讀書人？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孫少安只能放棄讀書的機會，以一個農民的身份，回家參與勞動。
教育資源，是作為當時的稀缺資源而存在的，儘管是在相對富裕的城市之中，讀書，也是一件相對奢侈的事情。教育資源的稀缺，就使得當時的人們對文化、對教師格外的崇拜。能夠有一個老師教導，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幸運。
我們無法想象，在當時，究竟有多少個\\\“孫少安\\\”。
1976年，高考恢復，將人們對知識的渴求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每個人都知道——知識改變命運，有了文化，就有了實現階層跨越的鑰匙。極度匱乏的教育資源與人們對知識的極度渴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試想一下，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下，好不容易有老師教，被打兩下又算得了什麼？或許在那個年代，能夠被老師打，也是一種幸福。因此，當時的家長不僅不會反對老師打學生，反而會自己\\\“授權\\\”給老師，允許他們對孩子進行一定程度的體罰。
改革開放之後，我國的經濟實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城市化程序加快，社會基礎設施建設越來越完善，教育資源也更加豐富。
與此同時，我國高等師範類院校的建設也更加完善，培養出的教師人才也越來越多，教師，已經不再是一種稀缺資源，相反，由於教師人才數量的快速增長，較為繁華的城市地區的教師反而需要競爭上崗，也就必須更加重視家長的意見。
和快速增長的教師人數相反的，則是逐漸下降的出生人口。由於我國推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鼓勵\\\“少生優生，只生一個好\\\”，中國的出生人口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這就使得每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特別是獨生子女結婚之後所生育的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其他家庭成員對唯一的孩子也就更關心，對他的教育和生活環境要求也就更高。相應的，對教師各個方面的素質要求也就水漲船高，更不能容忍老師打孩子的行為。
更為重要的是，由於社會的發展，使得社會成員的受教育程度得到了提升，當代家長的主流群體不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大字不識一個的文化程度較低的人群，更多的是受到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這使得他們對教育有了新的看法，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談到的內容。
七十年代的人們信奉中國傳統的教育觀念，認為\\\“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人們認為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如果孩子不聽話可以採取必要手段，對其進行體罰。這是我國封建王朝所遺留下來的傳統教育觀念。
古語有云\\\“天地君親師\\\”、\\\“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中國傳統觀念中的師生關係，有著明顯的等級觀念，老師擁有稍次於甚至與孩子父母相同的地位，學生在拜師時要行跪拜大禮，過年過節也要來看望老師，老師的地位極為尊崇。
同時，受到傳統禮教的影響，教師擁有極大的懲戒權，這是法律和當時的社會風俗所允許的。
到了改革開放之後，西方的教育觀念對我國教育觀念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師生關係擺脫了過去老師與學生之間存在的等級關係，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變成了一種更加平等的關係。
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教育界提倡素質教育，要求充分發揮學生的個人特色，提倡個性發展，給了學生極大的主權，進一步削弱了老師的權威，更加註重建設和諧、平等的師生關係，打學生這種行為自然也就變得不可接受。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國處於從十年浩劫改革開放的重要轉變時期。
這一時期的中國各方面都處於起步時期，各個領域的發展都不完善，特別是社會民主法制建設，對未成年人的保護相關的法律也處於起步階段，無法給予未成年人以足夠的保護，也無法給予社會公眾一個準確的引導。
改革開放之後，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進一步建設，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條文來保障未成年人權益。
加之社會法制宣傳工作的進一步開展，社會公眾的法制意識也逐步提升，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內容也更加了解，也就對老師打學生的行為產生了極大的不認同。
社會公眾瞭解一個新聞事件需要有足夠的渠道，而媒體就是這樣的渠道。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新聞事業仍然處於恢復和發展階段，加上我國特殊的新聞體制和相對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這樣的新聞並不是當時社會報道的熱點話題，民眾也很難從公共渠道瞭解到相關新聞，社會關注度有限。
而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是一個自媒體高度發達的社會，網際網路使新聞內容能夠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障礙，很迅速的將新聞內容在極短的時間內傳播到很廣的範圍，讓更多的人能夠了解到新聞事實。
七十年代的老師雖然打學生，但是那一段\\\“悲喜交加\\\”的時光依然是那個時代的學生心中最美好的回憶。
時代的變遷推動了教育方法和社會觀念的變化，曾經習以為常的教育方式在今天已經成為了社會公眾無法容忍的行為。
我們今天所要關注的應該是怎樣找到一個適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教育方式，在保護學生身心健康的同時，給予學生正確的引導和更好的教育，真正的形成一個尊師重教，同時又能發揮學生個性的良好的教育環境。
在面對\\\“老師打學生\\\”的新聞時，保持全面客觀的態度，理智地看待問題，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