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五代之後，則出五服，出五服則意味著沒有法律和倫理上的聯絡了。漢御史大夫郗慮作為三公的身份，在魏晉門閥政治的背景下，給後代留下了一項無形資產，但這項無形資產也是有使用期限的，最長就是五代，約為150年（一世為三十年，這與當時一代人的壽命大致吻合），過了這個失效，隱蔽的無形資產就不在發生效用了。

郗慮之後，高平郗氏雖也是士族，累世官宦，但最高不過刺史、州牧，再無登臺為三公者，以不再是一級高門士族，有被邊緣化的危險。郗鑑為慮之玄孫，已經是享受先人無形資產隱蔽的最後一代，也就是說，如果這一代再無三公級別的高官出現，高平郗氏就會被排斥在高門士族之外。以時間而論，漢獻帝二十二年是公元217年，一百五十年後是367年，時間也很緊迫了。（事實上郗鑑於公元327年拜司空，338年進位太尉，幾乎走在時限的邊緣了）

郗鑑年幼時，在經濟上已沒有高門士族的地位了，史載其“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可見經濟上已經相當窘迫了，但自郗慮以來的儒學世家之家風尚未改變，這就有了復興的資本。於是郗鑑以儒雅聞名鄉里，被兗州地方政府推薦出來做官，但郗鑑沒有接受。

既然保持家族高門士族地位緊迫，經濟又困難，為什麼拒絕做官呢？這當然不是清高避世，而是政治實在是一項風險極高的投資，需要在恰當的時機進入，同時也要以恰當的方式規避風險，所謂“仕途崎嶇人詭詐，宦海浮沉彼此奸”，稍有處置不當，就會重蹈叔父郗隆的覆轍。

郗鑑抵禦住了極大誘惑，三次成功的規避了政治風險。第一次是“不應州命”，接下來就有“二苟”殘暴的屠戮兗州；第二次是“趙王倫闢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跡，稱疾去職”，其叔父郗隆就沒能處理好這次政治風險而喪命，第三次是東海王越和苟晞這一政治死敵同時聘用郗鑑，而郗鑑不接受任何一方的聘用。

後來趙王倫，東海王越，徵東大將軍苟晞陸續失敗，證明了當初郗鑑判斷的正確性。惠帝反正時，郗鑑因為政治表現好，被授予司空軍事的官職，後來逐步升遷到中書侍郎。但是西晉王朝崩潰的系統性風險來臨時，任何人都無法規避，郗鑑也不例外，洛陽失守，郗鑑成了陳午的俘虜，幸運的是，在同鄉張實的幫助下，暫時得免遇難，後來陳午潰敗，又僥倖逃脫。

西晉王朝破產，擺在郗鑑面前有兩條可以選擇，一是東渡江南，投靠重組的東晉王朝，二是選擇單幹，然後相機而動。第一條路是當時多數黃河以南計程車族的做法，好處在於一旦渡江成功，長江就會成為一道天然的風險隔離牆，特別是對於在江南已經有投資計程車族（比如琅琊王氏在王衍的策劃下，已經控制了荊州和揚州，成為東晉王朝組建初期的第一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所謂“王與馬共天下”，可以理解為晉王室是東晉公司的董事長和法定代表人，而以王導、王敦為代表琅琊王氏則是第一大股東、控制著董事會的多數席位，並擔任執行董事和總經理，同時在各個分公司和業務部門中都取得了主導地位），渡江是最優的選擇。但對於郗鑑而言，卻並非如此，渡江一無政治基礎，二無軍事實力，只能從基層做起，留在北方雖然意味著高風險，但也可能在亂世中獲得高收益，而這種收益是治世時根本不可能獲得的。多年之後，郗鑑拜司空，對同坐的人說了一番話，可以作為註腳，一個風險偏好者幸運大獲成功後由衷的感慨。

《世說新語·言語第二》38節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臺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

郗鑑回到了家鄉高平金鄉。西晉王朝破產，給民眾提供國防公告服務也隨之終止，但這項服務的需求確實必須的，於是在沒有新的政權建立起來，替代品塢壁應時而生。但是塢壁也是需要具備一定條件的，其中之一必須是要有威望足以服眾，能力又足以自保的領袖，當然還要有適合建立塢壁城堡的地形。塢壁的首領，必須德高望重，同時具備政治軍事才能，郗鑑正好符合條件，於是被選舉為塢壁主，在嶧山建立城堡，經濟上自耕自足，軍事上自保。

史書的語言藝術可謂登峰造極，深得春秋筆法之三味，明明是西晉王朝滅亡，殘部逃到了江南，史書曲筆為“天子播越”，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天子到落後的江南地區傳播先進文化。但是無論如何曲筆綺語，人們還是認清了中原無政府狀態的事實，叫做“中原無伯”。對於自身的生存現狀，也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前一半純屬放屁，後一半也太過樂觀，不是何時死的的問題，而是早死還是晚死的問題，至於怎麼才能多活一會呢，需要“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晉書雖然總體來說，不能算優秀的史書，好言怪力亂神，有前後多自相矛盾，但至少“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這十八個字，可謂字字珠璣。

閒話不表，回到正題。在西晉王朝破產後無政府狀態下，社會存在以下幾種博弈主體：“五胡”等異族侵略者，西晉王朝尚存的地方政府，塢壁主，流民帥（無法建立塢壁的地區），土匪強盜等。實際上流民和盜賊沒有本質的區別，它們都是秩序的破壞者，而地方政府和塢壁主，則試圖建立一種新的秩序，五胡之流，前期是最大的秩序破壞者，後期在破壞秩序的同時，也試圖建立新的秩序。

秩序不可能被長期破壞，總是要重新確立起來，所以盜賊和流民絕不可能長久，這兩種選擇絕對不是好的投資渠道。地方政府和塢壁主的區別，就在於一個是有合法授權的企業，一個屬於無證小販，因此無證小販往往試圖獲得營業執照，最終必然要投靠政府，除非自身能建立政府，但這嚴重超越了塢壁主的能力之外。

雖然流民和盜賊最終要消失，但短期往往會產生更多，這是由以下兩個方面因素決定的，一是地方政權與異族政權的激烈競爭，二是很多塢壁在夾縫中被毀滅，都會製造更多的流民與盜賊。

郗鑑建立的嶧山塢，本質上就沒有合法資格的地方政府，通俗的說，是無證小販。好在不久獲得了西晉王朝的繼承者——東晉王朝的許可，任命郗鑑為代理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與其說是東晉的任命，不如更準確的說是一種期權，期權的最大許可權範圍是兗州境內，當然這種開空頭支票的做法，不僅東晉，任何人都會做。於是兗州境內出現了多張相互矛盾的期權牌照如下：

李述，兗州刺史，西晉原兗州合法政權的最高長官荀籓任命

劉演，兗州刺史，西晉冀州地方政府的最高長官劉琨越權任命

郗鑑，兗州刺史，西晉的繼承者東晉政府任命

徐龕，泰山郡太守（與兗州部分重合），西晉的繼承者東晉政府任命，後又接受石勒後趙政權的任命，並在兩者之間不斷反覆

石勒，宣稱後趙政權對兗州擁有主權

這五個主要的競爭者咱開了異常激烈的競爭，短期誰也無法消滅競爭對手，對社會資源嚴重透支，以致產生了嚴重的饑荒。在這樣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郗鑑反而擴大了業務規模，吸引了大批流民，“三年間，眾至數萬”，東晉政府對此予以嘉獎，授予了一張更大的期權牌照，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

但是這種惡性競爭不可能持久，郗鑑的嶧山塢未來何去何從？決不能坐以待斃，必須需找新的出路。

郗鑑，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闢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跡，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鑑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參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闢為主簿，舉賢良，不行。徵東大將軍苟晞檄為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鑑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己，勸之赴召，鑑終不回，晞亦不之逼也。

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鑑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實先求交於鑑，鑑不許。至是，實於午營來省鑑疾，既而卿鑑。鑑謂實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實大慚而退。午以鑑有名於世，將逼為主，鑑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鑑得歸鄉里。

鑑得歸鄉里。於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鑑復分所得，以恤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鹹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鑑為主，舉千餘傢俱避難於魯之嶧山。

元帝初鎮江左，承製假鑑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籓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併為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眾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