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事，能力和才學很重要。此外，能否把事情處理的順利，僅僅依靠才學能力是不夠的，還需一個良好的人際關係。曾國藩生性並不喜交際，同時又是交際高手，他的高明之處，在於“以不變應萬變”來應對千變萬化的外部關係。

什麼要變，什麼不能變，這個問題要清楚。曾國藩認為，一個人立身之根本，在於自立自強，這些萬萬不能變，一旦產生動搖，人就會飄蕩無法立足。一個人處事的方法、手段，要依據實情來定奪取捨，這是可變的部分，只有靈活多變才能走得更穩更遠。

比如，一個人一旦立志，就不可輕易放棄，信念和原則豈可隨世沉浮、任意改變？辦理事務，選賢用人，可隨時局變化而變化，不能固執一端。成事者，最忌故步自封，不懂求變。如果只有一副面孔，一種手段，就比較危險。

在人際關係交往中，曾國藩推崇“拙誠”二字，這可以看作是他的“不變”。拙誠精神，具體表現在他“與人為善，取人為善”的實踐中。“與人為善，取人為善”八個字源自《孟子》，曾國藩繼承了孟子的兩大重要思想，一個是“養氣說”，這是他堅毅之志的力量源泉。另一個就是“為善”思想，對此他有一番深刻的領悟：

“思古聖人之道，莫大乎以人為善。依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燻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為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為善。人有善，則取之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

這段文字把為善思想表達

得

很詳盡，意思就是說：古來聖者賢人，之所以受到敬仰推崇，就在於他們心中總是存有善念。心中有善，就會教導他人行善；由於品行高潔，身邊的人也會受到薰染，跟著去學做一個善人；這些都是一個人在做善事的具體表現。可是，一個人的善心畢竟是有限的，能發現別人的善意來讓自己受到領悟就變得非常可貴。總之，他人心存善念，就會有益於我，我心存善意，就會有益於他人。

這番對善的論述，可看作是他為善行為的指導思想，也是他一生的拙誠功夫所在。

善，是做人的根本，也是長久相處之道。曾國藩說：君相之道，莫大於此；師儒之道，亦莫大於此。”善是人與人之間的潤滑劑，是亙古不變最好的交往手段。在奉行誠實不欺的交往原則之餘，也不忘反覆叮囑諸弟牢記與人為善的信條，在日記中他寫到：

九弟來久談，與之言與人為善、取人至善之道……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

這就是說，無論是師長、友朋、兄弟、上下級之間，若能彼此懷善而交往，就會不知不覺間相互有所長進，有所獲益。他不僅勸導弟弟要心懷善念，對同僚也常如此共勉，在給部下的一封信中，他這樣說：

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後望將取諸人者何事，與人者何事，隨時開一清單見事，每月彙總賬銷算一次。”

這段話就是說，善不能停留在口頭上，要在每一件事中體現善的行為。善就相當於工作原則，須時時都要留意，落實在每一件小事中。

可見，曾國藩的“與人為善”不是停留在口頭上，他身體力行立身作則的精神感染影響了當時一大批人，這些各個領域的才俊之士，很多成了晚清社會舉足輕重的人物，對開啟時代新風、推動歷史程序起到了至關重要之影響。

後人評價他是“做事兼傳教之人”，可以說明至實歸，他受之無愧。與人為善被曾國藩視為臻於至善的途徑，是他超凡入聖的內聖心法之所在，正是在高標準嚴要求下，讓他成為封建時代最後一位“完人”。

佛家講：“人為善，福雖未至禍已遠去；人為惡，禍雖未至福已遠去。”“與人為善，取人為善”的交往準則，為他事業的興盛昌達積累了眾多人才資源，湘軍許多將領、幕僚對曾國藩產生由衷的佩服之心，一生奉為楷模，以老師相稱。

人格魅力，是一個人贏得信賴和追隨不可複製的核心競爭力，曾國藩的人格力量來自出色的個人精神品質，這是長期自我修煉和積累的結果，絕不是靠技巧、手段所能獲得。在一個凡事推崇“速成”，技巧已然成為顯學的時代，曾國藩的長期主義，更值得引起重視，這才是成事者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