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夏季，我利用暑假假期前往蒙古國做一次短期旅行，實地踏查我的論文研究的地域——漠北地區。由於我的研究方向是唐朝與北方草原民族關係史，因此本次旅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尋訪蒙古高原上與唐朝有關的遺蹟。

哈喇巴拉嘎斯出土了唐朝玉冊

以一個外人的眼光來看，蒙古國境內的公路交通還算不上便捷。尋訪遺蹟時，多半時間都要開車在草原上狂奔；橋樑也極少，有時面對河對岸近在咫尺的遺址，卻只能望而興嘆。如果沒有當地人帶領，很難找到散佈在遼闊草原深處的遺蹟。因此我們提前聯絡好了蒙古國考古研究所的學者巴圖寶力道，由他帶領我們前往尋訪。

玉冊是我國古代冊書的一種，形式模仿簡牘，冊文直接鐫刻在編聯成冊的大理石或漢白玉冊條之上。唐代的玉冊，多為皇帝封禪、告祭、隨葬和冊命所用。《唐六典》記載，冊書“立後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表明唐封冊皇太子、后妃、親王、貴臣及外蕃用玉製的冊書。於是，玉冊無疑是檢視唐朝與周邊部族關係的珍貴物證。

此前，我曾與導師李錦繡前往俄羅斯哈卡斯共和國阿巴坎市，調查唐鹹通七年（公元866年）封黠戛斯可汗的玉冊。此次旅行路上，我向巴圖提起這段經歷。出乎意料的是，這提醒了巴圖。他告訴我，回鶻都城哈喇巴拉嘎斯遺址好像也發現有類似文物。我當時就預感，這其中應該會有新發現。

8月18日，我們到達哈拉和林附近的回鶻都城哈喇巴拉嘎斯遺址，感謝巴圖已聯絡好正在這裡進行發掘的考古學家。這個遺址由蒙古國-德國聯合考古隊負責發掘。考古隊員已在此辛勤工作了數年。

新出土的玉冊，是在城東南角高臺上的水井中被發現的。早在10年前，該遺址北部的宮殿-寺廟建築群中，就曾發現過一枚斷裂的玉冊殘片，殘片上有3個字，只能清晰識別出一個漢字“雲”。由於傳遞出來的資訊量太少，因此這枚殘片沒有受到關注。但這次可不一樣，水井中出土了大量玉冊殘片。看到的第一片玉冊就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上面有漢字“於天下氣無”；其餘殘片還有疑似唐年號“寶曆元年”、代表回鶻可汗的尊號“沒密施”等字。這應該是與回鶻可汗有關的玉冊！我抑制住激動的心情，記錄下玉冊上的部分文字；徵得考古隊專家同意後，第一時間發回給我遠在北京的導師，大家就在現場開始研究起來。

玉冊文筆出自白居易？

僅僅過了幾個小時，來自北京的回覆就初步判定了玉冊的內容：這是用於冊封的玉冊，而非隨葬的祭文哀冊。更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看到的玉冊殘簡上的中文文字，居然可以對應由大詩人白居易撰文的《冊回鶻可汗加號文》。在傳世文獻中，這篇冊文被留存下來。《白居易集》中就錄有此冊文的完整文字，開篇寫道：“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某月朔某日，皇帝若曰：北方之強，代有君長，作殿玄朔，賓於皇唐。粵我祖宗，錫乃婚媾，五聖六紀，二邦一家，此無北伐之師，彼無南牧之馬，兵匣鋒刃，使長子孫，葉德保和，以至今日。”玉冊上的漢字，能夠對應的是文中的詞句“聲有聞於天下，氣無敵於荒外”。我們看到的玉冊殘片，本來文字竟如此豪邁！這個唐代大文豪的手筆果然名不虛傳！

不過根據唐朝制度，玉冊的撰文者與書寫者往往不是同一人，而是另有專門的書手書寫，並由刻玉冊人負責鐫字。因此玉冊上的筆跡，應該不是白居易的書法。

但是，我們看到的“寶曆元年”殘片文字，卻沒在白居易文中出現。專家分析，是否我們看到的這批東西，源於多個玉冊？

巴圖很快聯絡上考古學家，確定玉冊上的筆跡並不相同。唐代史書記載，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勤立”。也就是說，這批玉冊，可能是分屬兩個可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崇德可汗因“聲有聞於天下，氣無敵於荒外”而被進冊加號毗伽可汗。寶曆元年（公元825年），唐又“冊回鶻曷薩特勤為愛登裡囉汩沒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

寫有“寶曆元年”的那片玉冊，可能就是唐封第一片玉冊主之弟曷薩特勤為可汗的玉冊。

價值尚待進一步研究

當然，這些初步判斷，都將等待考古工作者及歷史學家在隨後的深入研究中，詳細判讀這些文物的真實年代，逐步還原歷史事件的原貌。

唐玄宗天寶年間，回紇（後改為回鶻）汗國興起，統治了漠北地區。回紇一直心向唐朝。不僅如此，回紇還伸出援手，幫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亂。加上2009年在該城發現的玉冊，回鶻汗國首都哈喇巴拉嘎斯城址中已出土了數十枚玉冊斷簡，分屬於至少3套玉冊。玉冊的發現可以證明，安史之亂後，唐朝雖不再處於鼎盛期，但回紇汗國一直受封於唐朝；玉冊體現了唐對漠北地區的管理制度。在這次發現之前，蒙古國發現了漢代的“燕然山銘”；此次發現的唐朝冊封回鶻可汗玉冊，引發的關注程度足以與“燕然山銘”相比。白居易的詩文上千年來經久不衰，此次與他直接相關的文物在漠北重新現世，在文學領域，也應算作一段佳話。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徐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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