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不但金石書法造詣甚深，而且繪畫技藝不淺，他還擅長左手書法，陳叔通曾經推許其為當代書法四大家之一，其來有自。
關於康生的書法，尤其是左手書法，郭沫若於1965年寫詩以“奇字”稱道，雖不無誇張的成分，但也並不太過離譜。
今天，放牛人瞿宇輝偶然之間看到康生的一本花鳥冊頁，共九幅作品，其繪畫水平確實技高一籌，落款也是別有趣味。
《秋豔》，康生花鳥冊頁之一。
康生曾執掌意識形態領域，在與文化人的通訊中頗具雅人深致，他與郭沫若的交往也是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
康生曾致信紅學家周汝昌，內有這樣一段文字：“最近郭沫若、陳叔通、張奚若諸公都去看了恭王府，大家都很有興趣。據張奚老說，過去梁思成教授及林徽因女士對恭王府之建築曾作過研究。遊園時粵劇名演員紅線女持一團扇請郭老題，郭老題詩一首曰：一日清閒結雅游，百年餘夢覓紅樓。樓前尚有湘妃竹，扇上錢塘天外流。”
《春竹兩三枝》，康生花鳥冊頁之二。
當年，出版《主席詩詞》，康生自然是主持其事的最合適人選。
為體現隆重，同時出了兩種版本，一是人民文學版，由郭沫若題簽《主席詩詞》，是為普及版；二是文物版，由康生題簽《主席詩詞三十七首》，以集古宋版書字型排成線裝本的版式。文物版的“出版說明”以郭沫若手書刊印，這可以說是兩人的聯袂合作。
《秋耀金華》，康生花鳥冊頁之三。
最能見出康、郭二人聯袂合作的，要數詮釋《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的篇章，郭沫若寫道：“我請教了康生，他為我畫了一個簡明的示意圖，並作了詳細的說明。康生有《朱履曲》一首以紀遊。得到了康生的詳細說明和他的繪形繪聲的妙曲，我對於仙人洞本身算有了一些領會。”
康生《朱履曲》：仙人洞——天開石竇，一滴泉——地闢清湫，綠蔭深處隱紅樓。踏白雲，天外走，望長江，天際流，這神仙到處有。
郭沫若這樣寫自由其心態所致，文無定法。這篇詮釋文字有四千多字，也還是關於仙人洞和仙人的文字更能吸引讀者。至於康生和郭沫若的合作，這倒也不失為生動的佐證。
《一血一笑》，康生花鳥冊頁之四。
赫魯曉夫下臺時，康生作為赴蘇代表團成員，自詡“十下莫斯科”，並以改劉禹錫《再遊玄都觀》志感：百畝宮中半是苔，曇花淨盡鐃花開；光頭和尚歸何處，前度張郎今又來。
“光頭和尚”自然是指赫氏，改“劉郎”為“張郎”，蓋康生本名張宗可也。康生的這種做派，與其說是羞辱赫氏，莫如說是自我吹噓。郭沫若才思敏捷，以“十下莫斯科”為上聯，對出“穩坐釣魚臺”，湊成一副聯語。
由康生實際主持的檔案起草小組，常駐釣魚臺，故時人稱之為“釣魚臺寫作班子”。郭沫若亦不止一次在釣魚臺潑墨揮毫。郭沫若才華橫溢，“穩坐釣魚臺”雖系熟語，但集為下聯，用郭沫若的話說，確是“巧合無間，妙不可言”。
康生見之，當有“甚愜吾意”之嘆。看來這是郭沫若頗為自賞的神來之筆，不數日之後，又在一首題康生所作蘭竹圖的五言中再用此句。
彼時，釣魚臺寫作班子工作人員賈一血持康生所畫蘭竹圖，向郭沫若夫婦求題。在所繪蘭花圖上，康生並書有“一血一笑”四字，落款為“三洗老人”。康為自己的書齋取名“三洗堂”，自謂洗筆、洗硯、洗思想。
《一雪一粲》，康生花鳥冊頁之五。
康生在所繪竹葉圖上，並書有“一雪一粲”四字，落款為“釣魚臺人”。郭沫若的題詩書於畫卷之後：一血即一雪，愛蘭兼愛竹；寒流滾滾來，香清而節直；一笑復一粲，好畫真耐看；穩坐釣魚臺，永為人民戰。
這首題寫的五言詩，充分表達了郭沫若對“釣魚臺人”的推崇。
《高風亮節》，康生花鳥冊頁之六。
當時，康生以書法行家的身份，稱頌主席詩詞墨跡是“書法的頂峰”，真是石破天驚。有意味的是，與此同時，郭沫若和康生合作發起關於《蘭亭序》真偽的論辯，似乎不單純是有關書法史的學術之爭。
《清香習習》，康生花鳥冊頁之七。
《文物》雜誌於當年發表郭沫若的《從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光明日報全文予以轉載。文章發表之前，康生、郭沫若分別致函南京文物管理委員會負責人宮維楨，可為兩人合作提供佐證。
《秋菊有佳色》，康生花鳥冊頁之八。
在漫長的歲月中，康生飛黃騰達，赫然成為第四號人物；郭沫若則迭遭喪子巨痛，以不斷謳歌時勢而力求自保。
康生在患病多年後去世，郭沫若則為其寫了一首輓詩。“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人總難免侷限性，郭沫若為康生寫輓詩，置於當年的歷史情境之中，可不為怪。
《人淡如蘭》，康生花鳥冊頁之九。
我國傳統文化價值觀認為：凡離開人文精神追求功利者都屬一技一藝之“器”，成不了道，孟子等聖人就曾狠批張儀者流為“妾婦之道”，所以後世諸子百家中沒有張儀合縱連橫家。
世事如此，善者為榮，仁者為人；好仁者，無以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