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詩歌最為興盛的是篇制短小的抒情詩，西方的敘事詩與哲理詩較為發達，西方詩歌具有史詩傳統。按照黑格爾的看法，史詩

“追求客體的全部表現”，所以敘事成分與哲理性體驗較多；在語言形式上句子關係複雜，多用從句結構，這就決定了大量的介詞和關聯詞語等進入詩歌。

詩歌的豐富內涵和複雜事物關係的表現與虛詞的大量入詩互為一體。許多現代詩人不再把情景交融視為基本的思維方式，開始追求一種具有理性體驗特徵的詩歌表達方式，自覺不自覺地改變了古代詩歌的主情或感性的表達正規化，起到了

“以理正情”的作用。

現代詩人在使用現代漢語虛詞表達情感或知性體驗時，都有主體意願和不同選擇，但他們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科學理性主義的影響，體現出與古代詩歌感性抒情傾向的不同。早期白話新詩派詩歌，開始大量運用白話虛詞，讓語言接近白話口語，詩歌體現出通俗明瞭的說理傾向與紀實風格（周作人批評

“缺少了一種餘香與回味”），意在建立一種科學求真的新詩境界。

朱自清說，新詩的初期，

“‘說理’是這時期的一大特色”，“胡氏也許受了外來影響，但總算是新境界”。繼新詩“嘗試期”之後，郭沫若的詩因其強烈的感情和奇偉的想象而自成浪漫一派。詩人為了情感的解放與書寫的自由，在《女神》中大量運用語氣詞、助詞、感嘆詞、介詞等，形成了不拘一格、自由奔放的風格，而這種浪漫主義風格飽含著科學民主思想的主體精神的高揚，是人覺醒後被理性意識所激發出來的創造力的體現，科學理性精神形成了與內在現代詩意以及外在自由詩體的有機關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聞一多說郭沫若的詩飽含著２０世紀的動的、反抗的成分，

“發源於一種內在的科學精神”。郭沫若的浪漫主義詩歌總體上呈現為以理正情、以理主情的現代色彩，打上了五四時期雄渾昂揚的時代烙印。聞一多代表的新月詩派倡導“理性節制情感”，無論是表達個人的切膚之痛，還是表達民族的憂國之情，都能在現代漢語詩歌的語言節奏中，巧妙調控虛詞，顯現出成熟的以理節情的藝術魅力。

比如聞一多為女兒寫的悼亡詩《也許》：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那麼叫夜鷹不要咳嗽，／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這一節連續用的三個“也許”，既有表語氣的作用，也有表情態的意義，同時起到了連詞作用，“也許”在句子中三次重複與停頓，構成了舒緩的節奏，傳達出一種憂傷哀婉的抒情之美。“那麼你先把眼皮閉緊，／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我把黃土輕輕蓋著你，／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結尾這一節，採用了

“那麼……就……”的連詞引導句式，表達假設語氣，最後又用介詞、語氣詞、兒化詞（還有重疊詞）形成舒緩平抑節奏，渲染靜穆幽美的抒情意境。聞一多代表的以理節情的現代審美意趣，體現了現代漢語詩歌與古代漢語詩歌語言詩性表現力的有機融合。

２０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派自覺向西方現代派詩歌借鑑，呈現了一種新詩智性化傾向。卞之琳的新智慧詩，馮至充滿了沉思和哲理的《十四行集》，中國新詩派重視經驗傳達的知性化詩歌，都明顯表現出與中國古代詩歌主情傳統的異趣。唐湜認為

“詩就是情感”的說法早已過時，並引述里爾克的話說：“詩並非如人們所想的只是情感而已，它是經驗。

正如唐湜所言，４０年代現代派詩人信奉詩是經驗的傳達，這使他們在創作中確定了情與理相結合的思維方式。在詩歌外在形式上大量採用連詞特別是關聯詞語，大量的從句結構和複句形式構成了他們詩歌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