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想法是危險的。但我們需要他們為我們的救贖服務。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敵基督的口號是‘和平與安全’。而今天我們必須害怕敵基督，而不是害怕世界末日。”
Paypal的創始人泰爾（Peter Theil）這是Paypal的創始人泰爾（Peter Theil），在柏林參加施爾馬赫獎（Frank-Schirrmacher-Preis）頒獎儀式時，發表獲獎演說的結語。在演講中，他認為現在在德國只存在著一種格蕾塔（Greta Thunberg）式的綠色未來的想象。透過綠色計劃人類向自身動用否決權，它鼓勵一種由末日恐懼所驅使的最低限度的行動——拒絕旅行，拒絕生育，拒絕肉食等等，由此從自然中獲得安寧，以及最終的救贖。泰爾認為，“全能的否決權與其說是德國人的想法，不如說是德國人的心血來潮，渴望從現代性中退回到綠色自然中的詩意生活。鑑於20世紀的災難，人們可以理解這種伊甸園主義。然而，向它投降並不能保證未來有如畫的安全和穩定”。
他的這一段講話，可以說捅了德國當下政治最大的馬蜂窩。著名專欄作家、時評人弗萊什豪爾（JanFleischhauer）把綠色政治稱之為“德國目前唯一建制化的政治”。撇開氣候問題不談，從泰爾對他“祖國”的這段批評中，或許我們能夠揀取出代表“泰爾們”（矽谷的精英們）的核心標籤：創新、危險和救贖。
德國專欄作家和時評人佩謝拉（AlexanderPschera）在描繪矽谷的精神時，認為“漂浮”是這個群體的最重要的標誌——在有與無、虛與實之間不斷交替。所以，為了獲得矽谷精神更完整的拼圖，我們也必須考慮這些標籤的反題。就像泰爾既做到了反對精英，又有濃厚的精英主義傾向。他似乎認為，如果你笨到可以買我賣的產品，你就真的不配使用它。只有在“漂浮”中，矽谷這個巨大的謎團才會慢慢地對我們祛魅。
顛覆or假裝的創新
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教授道博（Adrian Daub）去年年末出版了他的新書——《科技巨頭所謂的思想：對矽谷思想基石的探究》。在全書的開頭，他寫道，“這是一本關於思想史的書，而這個地方喜歡假裝它的思想沒有任何歷史”。科技精英們“假裝”自己的思想沒有任何思想基礎，無非是想要強調他們思想的顛覆性、原創性。從常春藤名校退學是他們人生早期被大家津津樂道的顛覆性行為。這些科技精英們從公路文學家凱魯亞克身上找到了共鳴，他們同樣憎恨正規學校教育所強加的思想和生活慣例。輟學既是對自我的迴歸，也是對世界的開放。當你退學時，你擺脫了某種程度的控制，但你保留了對發生在你身上事情的意義的控制。對這些意義的重新敘述和包裝隨即成為了他們出現在媒體和公眾面前的神話光環。
《科技巨頭所謂的思想：對矽谷思想基石的探究》在矽谷，這些輟學的“諸神們”打造了各成一體的神話敘事。不過，他們也急需一套人間理論使得他們的“神話”看上去更具正當性。此時，安·蘭德出現了。蘭德英雄式的個人主義和她的天才美學，已經嵌合在了科技行業的每一行程式碼和每一件產品上了。它們並不脫胎於任何預先存在的規則或社會時代精神，它們的意義來源於其創造者獨特的思想。這樣的描述似乎更適用於藝術家們的創作。但是，看看馬斯克高速鐵路的隧道挖掘計劃，這不失為一種行為藝術——個人天才的純粹宣洩。
然而，道博教授在書中會告訴我們，這些特立獨行的行為也並沒有像這些北加州的精英們聲稱的那麼原創。矽谷企業的顛覆性植根於20世紀60年代的嬉皮士運動，它們繼承了該運動的反權威和反精英主義的核心。與歐洲大陸的68一代相比，加州的反主流文化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它成立了數量驚人的公司，並追求商業上的成功。因為，私人商業公司被矽谷的嬉皮士們看作是對當時美國強大的國家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一種反叛。
如果說嬉皮士精神在反主流文化的浪潮中扮演了破壞性角色的話，那麼麥克盧漢在矽谷扮演了建構性的角色。首先，他帶走了人們對於新媒體的恐懼。在《理解媒體》一書中，麥克盧漢傳達了他的重要信念，資訊傳遞的方式比資訊本身更能影響我們的自我意識，影響我們的人格。也就是說，媒介或平臺比內容更為重要。你若想理解當下正在發生的事件，就必須轉向媒介或平臺。這種對內容的弱化很可能為科技行業的發展定下了基調。儘管矽谷不斷髮明的平臺依賴於內容，但內容在某種程度上是次要的，這種想法根深蒂固。只有平臺和媒體創造的東西在這裡才算是作品。另一方面，內容是為所有那些沒有足夠智慧來寫程式碼的人而存在的。例如，向Yelp提供免費餐館評論或向Facebook提供帖子的消費者。
這些高科技公司的創新不僅是特定的時代思潮和氛圍的產物，同時，他們也利用了公眾的失憶症和對新潮的迷戀，將一些現有的事物包裝成了偉大的創造，然後，鑽法律的漏洞進行高價販賣。道博教授在書中以Uber和Lyft為例，“揭穿”了矽谷的某些創新，僅僅是對監管漏洞的機會主義利用。這兩家共享汽車巨頭正在透過他們“創造性的破壞”，慢慢地摧毀計程車服務。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創造性破壞”（熊彼特）的這一概念越來越多地被轉化為積極的觀念，在科技行業它成為了神聖的信條。所有存在的東西現在都值得被顛覆。到了20世紀90年代，創造性破壞已經成為一個開脫罪責的代名詞。Uber這樣的公司堅持對顛覆的崇拜，因為它使其商業模式合法化。它們的司機是獨立承包商，沒有議價能力，沒有福利，也很少受法律保護。無論是Uber為司機設立的獎勵計劃，還是分配車次的演算法，似乎都是為了懲罰司機的駕駛行為。然而，監管總是緩慢、審慎和滯後的。在政府決定這些經營行為是否真正合法之前，科技公司正是利用了這一時間差，不厭其煩地向你解釋他們是如何與眾不同。聲稱一些看似顛覆性的東西，實際上只是一個更大的連續性的一部分。
在拆解了高科技公司的假裝創新之後，道博甚至發現了矽谷隱秘的同質化傾向。他將這一思想傾向追溯到了法國文化人類學教授吉拉德（RenéGirard）對矽谷的影響。他曾在斯坦福大學任教。吉拉德作為矽谷思想先驅被人知曉，還要歸功於泰爾。他在斯坦福上學時，曾選修過吉拉德的宗教人類學課程。泰爾曾經說過，“吉拉德的思想是通往過去、通往人類起源和歷史的門戶。它是通向現在和心理學的門戶。它是通往未來的門戶。所以，它是一種全景式的理論，超級強大，與人們通常聽到的東西格外不同”。吉拉德最重要的理論就是關於慾望的擬態性學說。這個理論首先是反直覺的。因為，他並沒有說大多數人的慾望是模仿性的，而是說這實際上適用於所有的慾望。也就是說，我們所有的慾望都是複製的慾望。但恰恰是這種絕對性，許多人最初會拒絕，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一些慾望是真實的。
吉拉德的這套理論也給矽谷的同質化的傾向奠定了基礎。當然，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這套理論適用的物件恰恰是在矽谷創業的斯坦福畢業生。這些年輕人都來自相近的社會階層，接受相近的教育。但同樣是這些人，在吉拉德的幫助下，現在可以自相矛盾地解釋，人類其實和他們一樣，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可以反過來告訴人類它真正需要什麼。如果有人問這些斯坦福大學畢業生，他們真正認識多少其他人，他們可以回答說，他們根本不需要認識別人，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吉拉德。吉拉德理論的讓他們認為，他們可以從一個小型、同質的圈子裡得出結論，並且聲稱，這一結論代表著廣大群眾的需求。
美國矽谷
危險or安全主義
哲學家維裡利奧（Paul Virilio）在他2005年出版的小冊子《真正的意外》中斷言，現代性對不斷創新的迷戀，同時孵化出了危險。意外和災害在此不是隱喻，而是“實在”——事故是一切新事物的結構性組成部分。簡而言之，世界就是事故。進一步瞭解他的論證，可以提出一個論題：如果事故不是例外，而是正常狀態，那麼每一個技術專案本身就是不完整的構造。由於這種缺陷，有一種強迫性的永久改進。高科技公司產品的發展幾乎無一不是對這一觀點的重複印證。比如，計算機病毒和與之相伴的防毒軟體的出現。技術進步本質上是防範風險（事故）能力的不斷提升。
保護（防範風險）一直是文化的基本功能，從石器時代的洞穴到現代的複雜官僚機構都在履行這一職能。然而，人類世界從來就不是一個排除了危險的“安全空間”。在克羅馬農人的洞穴裡，劍齒虎被禁止掛在牆上。因為，即使在安全的情況下，作為一種象徵，威脅總是存在的。無論是契約性的檔案，巴洛克歌劇，還是恐怖電影，都是為了將外部世界的不可預測性保持在一定的安全距離內，但同時又在內部重新創造新的外部（風險），使大家更容易地接受這些風險。然而，隨著高科技公司不斷深入風險的腹地，他們帶給了人們一種幻覺，技術的進步能消除一切風險，為世界打造一個安全空間的烏托邦。
安全主義（safetyism）在當今社會中不可阻擋地迅速崛起，大眾越來越不願意承擔作為生命本質的風險。高科技公司在現實世界中順應了這股潮流。前不久，扎克伯格宣佈了將Facebook打造成一個三維元宇宙的最新計劃。這一計劃也可以被視為“安全主義”的一種表達。一個完整的經驗世界，可以用VR體驗來代替，人們可以在其中移動而沒有身體上的危險，並且過濾掉所有威脅性的內容或人——這的確會是一個完美的“安全空間”，沒有傳染性病毒和有毒思想。專欄作家劉易斯（Norman Lewis）認為，雖然過去有很多虛擬現實烏托邦失敗的例子，但是，這次情況可能有所不同。因為：“元空間可以真正受益於對‘安全’空間的強大政治和文化需求。使用者將能夠創造他們的沉浸式現實，在其中他們可以與志同道合的‘化身’混在一起，而不需要冒險去工作或與人面對面地交流。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安全’的呢？”在這種背景下，外部世界和那些可消除的危險必須被“表現”得更加危險，這促使人們要求越來越多的“安全空間”，從而啟動一個無窮倒退的過程，直到最後根本就沒有不受保護的外部。
在這次大流行病的防控中，不少專家學者將過度保護的防控政策解釋為新的“安全主義”的表現。一個完全由社交距離、口罩和居家令主導的世界，反映了人們對與陌生人交往可能產生的哪怕是最輕微的風險的恐懼。現在我們很容易接受由健康專家來重塑我們共同生活的輪廓，這是因為安全主義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碾軋了任何其它可能的阻力。從情感層面上看，似乎有一個反饋迴圈，即我們變得越安全，任何剩餘的風險就越難以忍受。
當然，這樣的健康安全主義社會的建構也擺脫不了高科技公司。比如，西方各國政府都以建模師提供的各種流行病學模型作為防控措施的最重要依據。他們認為每一個風險都是一個“錯誤”，需要一個合適的演算法來“修復”，這也許是我們數字時代的最大錯誤。政客們喜歡藉著“跟隨科學”的口號，透過將決策權交給演算法來對沖風險，由此也方便地規避了政治責任。然而，這些流行病學模型的預測從事後來看，幾乎每個都錯得離譜。也許，高科技公司在“分子”（生物製藥）層面上“制服”（大大降低了病死率）了大流行病，但是，演算法終究沒能破解“人”（流行病）的問題。因為，病毒以人為載體，它的傳播受到人的習慣、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終究難以被數字化，所以對病毒傳播的預測也就逃脫了演算法的捕捉。對演算法和模型的過度依賴，表現了人們對“安全主義”歇斯底里的追求。
在2015年出版的暢銷書《被寵壞的美國心靈》中，自由派專欄作家盧吉亞諾夫（Greg Lukianoff）和社會心理學家海特（Jonathan Haidt）教授為“安全主義”找到了一個社會心理學的根源。這個詞最初針對的是“安全空間”和“觸發式警告”的觀念，它們瀰漫在美國的大學校園中。這些觀念將學生與一切可能讓他們感到恐懼或不舒服的事物與理念隔離開來。比如，在羅格斯大學，學生們公開要求觸發警告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因為這本書可能增加學生的自殺傾向。而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們抵制奧維德的《變形記》，因為書中描寫了性侵犯。《紐約客》的專欄作者蘇克（Jeannie Suk）將此比作，“一個正在接受外科訓練的學生，他的帶教老師擔心學生看到血液會很痛苦”。海特認為，觸發式警告違背了最基本的心理學原則：幫助有焦慮症的人避免他們所害怕的東西的想法本身就是誤導。如果學生們無法從他們不喜歡的人或不同意的觀點那裡學到任何東西，那麼我們將對他們造成巨大的智力傷害。盧吉亞諾夫和海特在書中其實已經指出了安全主義所面對的悖論：試圖排除一切干擾的安全主義一定會在某個時候內爆。對安全的迷戀最終會成為最大的事故和風險。
在泰爾的演講中，他引用了保羅書信中的段落。這些段落給予了我們相似的警示，“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難產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矽谷為世界提供了安全主義的願景，同時也播下了下次事故的種子。當然，在驚恐中，科技巨頭們又會為人類築起下一堵防火牆。
救贖or徒勞
隨著數字技術在工作中的引入。工作被重新發明了。它變得更加靈活，更加自由：自由職業者可以在他們喜歡的時候工作，不受嚴格的工作時間限制，在他們選擇的地點工作。工作在數字化過程中往往顯得與眾不同。一切都更加非傳統，更加現代，更加沒有等級制度。在大流行病期間，這些由數字化所賦予工作的新特質，變得更為顯著。這同樣也適合政治。
在歐洲，曾經有一場新的政治運動，讓人們看到了技術介入政治，改變政治，帶來一種終極救贖的希望。這場運動始於瑞典，致力於推動免費共享資訊和數字隱私的海盜黨在政壇上突然崛起。他們透過數字通訊形式，力圖擺脫等級制、科層制，讓所有人平等地參與決策，這種新型的工具成為了推廣“流動的民主”（liquid democracy）的最佳載體。10年前，歐洲各國的海盜黨在議會迅速獲得了大量的席位。2011年秋，海盜黨首次進入了柏林市議會，次年，他們在整個德國獲得了高達12%的支援率。2016年，冰島海盜黨甚至在議會選舉中勝出，成為了執政黨。然而，這股由網際網路颳起的政治旋風，今天幾乎已經無疾而終了。無論是Twitter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的異軍突起，還是海盜黨在政壇上的曇花一現，都寄予了人們透過技術徹底改變政治的期望。矽谷的精英假設某種技術在各地都會產生同樣的政治影響。這種邏輯不僅僅體現在他們對中東民主化的思考上，也塑造了他們對自己後院的思考方式，即關於教育、衛生和交通系統等。一切都容易受到同樣的最佳化和破壞，矽谷的精英們聲稱一切盡在掌握。
《要拯救一切，請點選這裡》早在2013年，白俄羅斯的作家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在他的第二本書《要拯救一切，請點選這裡》中提到了兩種必須警惕的傾向。首當其衝的便是“技術解決主義”。這種想法認為，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問題，從政治僵局到減肥，重新描述為主要透過技術革新來解決的事情。這位矽谷意識形態最猛烈的批評者敏銳地指出了這種技術解決主義本質上的問題，即它想用技術解決本質上非技術的人的問題。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進一步宣佈了數字彌賽亞主義在政治上的破產，“這種互聯互通的彌賽亞主義並沒有成真。相反，數字通訊正在侵蝕社群，侵蝕我們。它破壞了公共空間，加劇了人們的孤獨感。主導數字通訊的不是‘同情’而是自戀”。
在韓炳哲看來，數字技術帶來了群體結構的變化，創造了新的群體，即“數字群”（der digitale Schwarm）。這次群體結構的變化堪比“大眾”的出現。群體心理學的奠基人勒龐（Gustave le Bon）認為，正是大眾的出現瓦解了傳統的政治秩序。形成大眾的個體會感覺到一種勢不可擋的力量，使他敢於發洩出自本能的慾望。他們自覺地放棄了自己的個性，形成了無意識、低智力的集體心理。而數字群和這種經典的“大眾”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是截然不同的。韓炳哲認為，前者是一個完全沒有靈魂和思想的群體，“人與人的偶然聚集尚不能構成大眾，只有當一個靈魂、一種思想將他們聯絡在一起，才能組成一個團結的、內在同質（homogen）的群體單位”。由於，數字群沒有靈魂，所以，它無法發展成“我們”（一個共同體）。他們無法協調，無法團結，也無法形成有效的行動力，“與大眾不同，數字群不是內聚的，它無法形成一種聲音。網路暴力也同樣缺乏這樣一種聲音，因此才被認為是噪音”。韓炳哲對數字群的這一診斷，可以說點出了數字政治彌賽亞主義的本質性尷尬，即它是反政治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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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Schirrmacher，Ego： Das Spiel des Lebens。
Byung-Chul Han，Im Schwarm： Ansichten des Digitalen。
Paul Virilio，Der eigentliche Unfall。
Evgeny Morozov，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The Folly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
What Is It About Peter Thiel，https：//www。newyorker。com/news/letter-from-silicon-valley/what-is-it-about-peter-thiel
Adrian Daub： Silicon Valley–ein Tal der Vordenker？，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_OkZbeSdL0
Die Litanei vom Schicksal，https：//www。tagesspiegel。de/kultur/essay-zur-kapitalismuskritik-die-litanei-vom-schicksal/7917072-all。html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5/09/the-coddling-of-the-american-mind/399356/
Facebook’s metaverse： a virtual Safe Space，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21/10/29/facebooks-metaverse-a-virtual-safe-space/
You Are the Object of a Secret Extraction Operation，https：//www。nytimes。com/2021/11/12/opinion/facebook-privacy。html
berwachungskapitalismus ist die Mutter aller Krisen， https：//www。welt。de/kultur/plus235279686/Shoshana-Zuboff-Ueberwachungskapitalismus-die-Mutter-aller-Kris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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