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鞅的《商君書》裡到底透露了些什麼統治秘訣？

商君書

薈萃了商鞅專制思想精華的《商君書》真是一本能夠令人眼界大開的傑作，才不到三萬個漢字，居然能夠把專制主義的管制方式從理論到實踐完完整整地講了一遍，其間充滿了腦洞清奇的真知灼見，從中也可以窺見商君對於人性的深刻理解，只要大家覺得自己的神經還足夠粗大，就不妨開卷獲益一下，這裡面可是充滿著帝王之氣味的，還是周星馳的電影《九品芝麻官》裡面的男豬拿著條同治皇帝的內褲時所念的臺詞形容得妥帖：“聞一聞，醒腦又提神，索一索，舒筋又活絡。”

不管這本達到了專制主義巔峰之神作《商君書》有多大的比例是商鞅本人親自所寫，但至少可以代表了他的專制主義的觀點。至今還有很多人商鞅的腦殘粉認為，中國歷史的悲哀，在於選擇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其實，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後法家並沒有消失，而是透過商鞅的《商君書》薪火不絕地傳到了歷代各朝的專制君主的腦袋裡面，那些專制的帝王們其實一直在用“外儒內法”的政治運作方式來掌握著中國歷史的命運。只是，直到專制主義行將就木，那些專制的統治者們都沒有為商鞅建哪怕一座的文廟，他們可是欠了商鞅很巨的一份重債。

商鞅，是一個與“庶”字很有緣分的人，他母親是衛國國王的姬妾，雖說從小就有條件接受通識教育，但因為是庶子，在宮鬥劇裡面，其身份是比較低階的那種，有點像紅樓夢裡面的賈環，這種背景出身的人往往爭寵心理夠強，為人夠狠，做事夠拼，發力夠猛。商鞅從小就對法律、法規、法度這一類東西非常著迷，他學有初成後到魏國去發展，開始在時任國相的公叔痤那裡做中庶子（相當於現在的秘書）。後來，商鞅瞧準機會就跳槽到秦國去了。

商鞅

秦孝公從來就不是一個仁德的君王，我們不知道在他的政治目的裡，有沒有為後世奠定百世不朽的基業的打算，我們只知道他非常想趁自己在世的時候能夠在政治上狠狠地爽上一把。當把秦孝公的政治意圖摸透了之後，在宮鬥氛圍長大且腦袋瓜非常活絡的商鞅的心中立刻湧上了無數的妙策，藉著數次與秦孝公交流的機會，他把這些腦洞清奇的包袱逐個抖出來，讓秦孝公把他引為知己，其後兩人連續攀談了好幾天，談的無非是一些如何加強君主專制的神奇主意。

在得到了急功近利的秦孝公的賞識之後，商鞅一下子就跳到了左庶長這個位高權重的位置，雖說左庶長的這個職位已經遠遠超越了他以往的那些帶著“庶”字的官職，但是，在至高無上的王權面前，卻永遠都只是個“庶”。要徹底擺脫掉這個“庶”字，就只能繼續緊緊地抱住王權的大腿不放，說得更直接一點，就是要不斷地符合秦孝公的高要求。

商鞅未必天生就喜歡當專制者的御用工具，但是他那種天生的敏感體質根本不能抵抗作為專制工具的那種致命的快感。不知道商鞅除了庶子情結之外還有沒有斷背情結，腐女們可以在這個方向深挖一下。總而言之，為了報答秦孝公的知遇之恩，實幹能力超強的商鞅可以說是非常賣力地為秦孝公謀利益，甚至到了可以把天下人的福祉都作為幫助秦孝公實現其政治理想的祭品的地步，這要有多深的愛才能做到啊！

商鞅

商君治國之術的目的是富國強兵，然後戰勝他國，最後一統天下。在他看來，國家只要一種“民”，那就是耕戰之民，即平時耕田，戰時攻敵的人民。其他各行各業的人都是危害國家的“蝨子”，國家不應該容忍他們存在。

要達到這個目的，商鞅認為需要全面壟斷、控制和調動社會資源，建立出一個社會生活極其單調的一元化社會，使得整個社會結構絕對的單一化、垂直化，並可以由一箇中央政府完全控制，這樣，整個國家就能被打造成為一部能夠滿足對外擴張掠奪目的的戰爭機器。商鞅專制思想的具體的做法是：

一、全民農戰，萎縮百業。

二、思想控制，愚民“勝民”。

商鞅認為，要透過稅收政策和僱工政策把以商業為代表的各行各業進行全面打壓，迫使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全面轉到農業，政府則要建立糧食統購制度，把農業從業者的收入控制到僅能果腹。

商鞅

商鞅的這種農戰思想放在今天的這個開放社會是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我們也不必擔心這種荒謬的政策會死灰復燃，因此，也不必對此進行深入的討論。唯有商君的弱民之術，卻經常在人們不經意的時候就冒出點苗頭來，令人防不勝防。因此，重讀一下商君的弱民之術，也算是為自己打個預防針，其功效絕對比長生生物的主打產品要強很多。

自有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後，有一種心理疾病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上世紀的七十年代，這種心理疾病才由於一個刑事案件而被重視起來，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syndrome），又被稱為人質情結。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某家銀行裡，突然闖進兩個全副武裝的綁匪，先是一陣狂掃亂射。綁匪們一邊掃射一邊說：“Party開始了！”此後，綁匪將幾名銀行職員挾持為人質，並將他們扣押在銀行的地下保管庫裡。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夥，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

斯德哥爾摩綁架事件

經過六天的營救，警方設法打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準備。然而，當離開保管庫後，幾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掩護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此後甚至拒絕提供不利於綁匪的證詞。更為神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質還因此際遇而愛上了其中一名劫持者，等他獲釋後就要嫁給他。

這種匪夷所思的情況就連心理學專家也懵逼了，根本沒法做出合理的解釋，只好將它病理化。從而，在心理學、醫學領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簡而言之，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傑弗遜大學綜合醫學中心精神和行為醫學主治醫生楊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學燕京禮堂的演講中，分析出人類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四個條件。

（一）要人質切實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

（二）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

（三）控制人質的資訊來源和思想。

（四）讓人質感到無路可逃。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在上述四個條件都獲得滿足的情況下下，人們就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楊景端博士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製造者，既可以是一個綁匪，也可以是一個組織，也可以是一個國家機器。受害者可以是一個人，兩個人，也可以是一群人，甚至整個國家。

我們不妨試著對照商鞅變法的實施過程，來分析一下當時的做法是否符合上述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四個形成條件：

（一）人質切實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去強第四》）

翻譯成白話就是：運用強民的辦法來清除不服從法令的民眾，國家會被削弱；運用刑罰使民眾聽話等措施來清除不服從法令的民眾，國家就會強大。

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境內第十九》）

問題

翻譯成白話就是：百將、屯長在作戰時如果得不到敵人首級，是要殺頭的。

商鞅這樣搞的目的正是威脅人民：“如果不服從制度和法令，你的生命就會從此失去”。為禁止私鬥，商鞅曾在渭水邊實施恐怖主義手段，殺死七百餘人，以致“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面臨暴力的強權，只有低頭屈服才能獲得延續生命的可能，這就是源於本能反應，商鞅對於這一心理學的特點認識得很充分，他的這種鎮壓手段對違法者的生命威脅是實實在在的，其殺千警萬的鎮怖效果也是非常明顯的。

（二）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弱民第二十》）

斯德哥爾摩現象

翻譯成白話就是：人民地位卑弱就會崇尚爵位，怯弱就會尊敬官吏；貧窮就重視賞賜。朝廷用刑法統治人民，人民就樂為的用；用賞賜來獎勵戰爭，人民就會輕視死亡。

商鞅對人民進行嚴苛的統治與管理，是希望從中榨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是讓他們去死。因此，他建立建立糧食統購制度，根據不同年份的收成，決定每畝收多少稅，不管豐年災年，讓農民能夠一直勉強處於溫飽線上。這就符合“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的條件。如果能夠保證這些小恩小惠的切實執行，底層的人民通常都是甘願做一個標準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而不會反抗國家這個巨大無比的“綁匪”的。

（三）控制人質的資訊來源和思想。

商鞅說過：“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銳者挫。” （《賞刑第十七》）

斯德哥爾摩情結

翻譯成白話就是：所說的統一教化，是指那些見聞廣博，聰慧而富有辯才的人，所謂的誠實廉潔、精通禮制音樂、有道德修養、結成朋黨、保舉信譽、顛倒黑白的人，不能因為這個而富貴，不能因這個本事而評論法令刑罰，不能因為這個獨自創立私人的學說，並用私人學說向君主陳述自己的思想。對那些頑固不化的要摧垮他，對那些鋒芒畢露的要挫敗他。

這條白紙黑字的，也就不必多加解釋了。

（四）讓人質感到無路可逃。

商鞅搞戶籍制度，置伍什之制，行連坐之法，倡告發之風，讓居民們互相糾察，互相監視。若告發奸人，予以重賞；不告發奸人，加以重罰，什伍之內，一人有罪，他人連帶有罪；如在戰爭中不勇敢，本人處死，父母、兄弟、妻子連坐。

斯德哥爾摩情人

作為秦國的老百姓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反抗，結果是被體制一槍斃命；要麼自覺適應統治者的要求，培養成順民，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

商鞅變法的初期，民眾最初就表現出驚恐和不適應，接著出現了局部的、微弱的試探性反抗，後來發展到太子被攛掇出來帶頭反抗，但還是被強行鎮壓下去了。看到反抗無效，那些反對變法的大部分大臣和民眾只能傾向於預設與接受自己被挾持、被統治的現狀，最終習慣被挾持的現實，完全依賴於統治者，甚至崇拜起這些挾持自己的統治者。據說一些之前曾經指責新法的好事之人，在商鞅變法成功後又重返櫟陽，大唱新法的讚歌，意圖透過獻媚而得到好處。

況且，商鞅為了增強專制的基礎，制定了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向那些願意死戰的人提供上升的通道，他也向那些檢舉揭發奸人的人予以重賞，使得那些被綁架的人民除了當一個俯首帖耳的農民之外，還有一條可以徹底改變自己命運的道路，那就是變成戰爭機器的一部分，透過殺死敵國計程車兵來獲得統治者的承認，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有機會從被專制者變成專制者的一分子。

英雄情結

當民眾適應了被綁架，國家與臣民形成了一種專制與被專制的習慣形式，不論這種形式是以暴力為主的還是以教化為主的，總之，只要被專制的習慣已經建立起來，社會秩序就會重新進入平衡狀態。

就像人類在馴化狗的時候，常常以食物為引誘，輔之以鞭子，讓他做什麼，他才會做什麼。同時，隨著這個馴化過程，狗對主人也形成依賴的習慣與情感。人也是動物，因此就有被馴養的可能，在強大的專制機器面前，人自然也逃不出這個藩籬，就算是最殘暴的專制者因故死去，這個無形的思想的桎梏也已經鐫刻在被專制者的腦袋中了。

有人可能會認為，雖然商鞅被殺死了，但商君之法仍被繼續被沿用，這就足以說明商鞅之法就是好的，其實這種看法大謬不然。

做誰的英雄？

經過了商鞅這麼多年的專制，當時秦國的軍民絕大多數已經適應了這種被專制的事實，已經對國家的這個“大綁匪”產生出一定的依賴和感情出來了，唯一不被洗腦的，就是那些異常反對新法的位高權重的舊貴族了。在秦孝公突然莫名其妙地去世後，這些憋足了勁的反對者們趁機反攻倒算，把商鞅在肉體上給消滅了，但是，按照商鞅的政治思想所建立出來的專制與被專制的關係並沒有被因此而打破。

商鞅的死，並沒有改變廣大的秦國民眾仍然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患者的這個事實，他們早已適應這種形式下的專制與被專制的關係，要是讓他們重新回到舊法下的管治模式，他們反而會感覺到極度的不適。說實在的，秦國的統治階層從來就沒有把老百姓當人看，舊法下的人民的生活處境其實也是差不多的，只不過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斯德哥爾摩關係，神馬“糾糾老秦”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個冷笑話，而且還少了透過軍功來改變自己的不幸命運的這麼一條途徑。因此，廣大的人民肯定更傾向於要維持商鞅所建立起來的這種新的專制與被專制的關係。

既然商鞅已經造就了這麼多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既然這麼多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希望不再改變，那麼即使是原有的“綁匪”首領秦孝公和商鞅都死了，新上來的秦惠文王也不得不認清在社會上存在著這麼多的社會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的既定事實，也只好繼續按原有的方式繼續成為“綁匪”的首領了，何況，他早已不是當初那個以身試法的衝動少年了，在商鞅設計的這種管治模式下，他才是最大的獲利者，坐享其成的他應該在暗地裡偷笑才是。

大秦帝國的底色

既然秦惠文王不傻，那些對新法恨得牙癢癢的舊貴族們也沒有什麼辦法——要是不服，你就是下一個被專政的物件！

下一位把商君之法發揚光大的人就是秦始皇了，這秦始皇可厲害著了，他在李斯和韓非等法家人物的幫助下，把專制主義發揚到了極致，“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把當時整個的中國都變成了一個大監獄，而差不多所有的中國的人民都變成了社會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但結果呢？

雖然秦朝在取得了統一的大業後很快就覆亡了，但是秦法對於後世影響之深遠，遠超現在很多人的認知。很多人都認為，自從漢武帝根據董仲舒的建議採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方針後，儒家文化從此就成為了中國思想文化的基礎，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中國此前兩千年來的政治運作一直都是打著儒家的牌子而實際上施行法家的那一套，儒家是羊頭，法家才是狗肉。這就是所謂“陽儒陰法”、“儒表法裡”，用漢宣帝的話說就是“王霸雜用”。

“五四運動”的那個“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根本上就是隻打中靶子而沒打中罪魁禍首，在典型的儒家文化裡，除了對道德觀念有著執著甚至變態的要求外，根本就沒有一套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的養成計劃，你們打他幹什麼，豈不是讓商鞅在棺材裡偷笑？結果至今還留下了許多的社會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

商鞅思想的繼承人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話題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試著做一個社會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的簡單測試，那就是把《大秦帝國》或者張大導演的《英雄》看一遍，再問一下自己有沒有一種信以為真，甚至想成為秦粉的感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恭喜您，您就是一位很有前途的社會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了。

其實，到了今天的這個資訊開放的社會，要解商君之毒也不難。

商鞅思想的本質就是把老百姓當做是牲口那樣馴服，雖然今天還有不少的來自社會底層的人對這種專制的管治方式表示歡迎，但其實在他們那有點暗黑的心裡面，更想做的不是被馴服者，而是馴服者手裡的那根棍子，這樣他們甚至有機會能夠進一步成為馴服者之一。要試圖治癒社會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其中一些別有用心的重症患者。有一個鑑別別人是不是社會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的簡單辦法，那就是看他在論壇上灌水的時候有沒有罵過孟子；如果經常有這種行為，十有八九就是了。

錯誤的比喻會帶來錯誤的認知，錯誤的認知會引來錯誤的方法和手段，而錯誤的方法和手段，又會招致災難性的後果。要破除商鞅的流毒，關鍵是要讓統治者正確認識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大秦帝國

商君的思想過於陰損和刻薄，凡是腦筋清醒的統治者在口裡甚至連提都不會提他一句，但是不見得在他心裡面沒有唸叨著商鞅，也不見得他不會行商君之術。

唐太宗與魏徵在討論國家的治理問題時，曾多次引用了荀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這一觀點，荀子是個外儒內法、立場偏頗的傢伙，雖然他的這句話比起商鞅的思想來明顯更中肯，但仍然不甚妥當，因為在這種說法當中，君主與人民的關係是有隔閡的，雙方只是一種利用與被利用的關係，是分別處於兩個層面的人，只有讓船翻了之後，雙方才可以合到同一個層面裡。

孟子的“民貴君輕”卻是一種惠而不實的說法，從來沒有在統治者的心目中得到過哪怕是一點點的認同。

高高在上的秦始皇

實際上，在一個成熟的文明社會中，誰都有各自的存在價值，沒有必要強調誰比誰高貴；無論在誰與誰之間，都應該是一種和諧共生的關係，而不是那種有你沒我式、此消彼長的零和關係。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從事各種行業的人民就像人體內的各種器官和組織：社會的管理階層相當於人體的大腦，大腦的執行要消耗人體血液中的大部分氧氣，要讓大腦在使用時都能夠保持清醒的狀態，這情況大家都能理解。但是，請不要為了讓腦袋隨時隨地都能得到最多的熱量供應，就把自己身上的其他的器官給捨棄掉了，就算是盲腸，也不應該在沒發炎的時候就隨便割，更不用說小丁丁了！

如果社會的實際統治階層都能夠正確地認識到社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相互依存的生態關係，並能夠以系統的方法讓大家都能明白和共同維護這種關係，那麼，就算社會上還存在著一些真假難辨、居心不明的社會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又有什麼可怕的呢？商君之流毒可解矣！

最後善意地提醒一句，為了讓比喻更形象一點，這文章裡面不得不借用了一些口味稍重的概念，請大家注意不要誤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