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輪一輪的辯論開始了，好幾個陪審員對於這個幾乎已經成為了定案不存在什麼興趣，甚至有人開始了遊戲。因為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了這個十八歲的貧民窟的不聽管教叛逆的男孩子，他謀殺了自己的父親。

唯一反對的那個人在據理力爭，從作案的兇器，從作案時間，從有沒有可能記住看過電影的名字，他一個人的爭辯顯得那麼勢單力孤。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激烈爭論和思維斗爭中，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本案有著諸多的疑點。

那個警察想念而又憤恨著自己叛逆的兒子，從而把怒火發洩到了這個孩子身上，新興貴族本身對貧民窟的孩子有著不可改變固執的偏見，認為他們天生貧賤，是犯罪的源泉。那個推銷員一直心心念念想去看球賽，卻因為陪審團的辯論而一再被拖延。

最終，銀行家偶然的捏鼻樑的動作讓人們發現了最有利的證據。最終通過了各種不同人生觀的衝突，各種思維方式的較量，所有的陪審團員都負責任地投出了自己神聖的一票。

集體的冷漠和無意識是比罪惡本身還要嚴重得多的事情。從歷史中我們不難找到這樣的佐證，大眾總是缺乏獨立思維的，因此也最容易被煽動和利用。

大眾無疑也是衝動而平庸的，就像多米諾骨牌，只要給一點推倒的力量，就會觸發連鎖反應，如從山頂滾下的雪球，一發不可收拾。

當大眾犯下了錯誤，除了事後的矯正和悼念，基本沒有挽回的餘地。而大眾的錯誤也是無人可以指責的，因為那責任太過龐大，龐大到一個郭嘉都不敢承認，龐大到人們會覺得，那是歷史，是必然會發生的無可奈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