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當年決定修建三峽大壩之前，全國掀起了一場是否應該建大壩的討論。支援和反對的意見似乎勢均力敵，誰也無法完全說服誰。最後經過全國人大投票決定，三峽大壩終於開工了。

不談在航運和發電方面的貢獻，光從防汛減災來看，三峽大壩的作用就是無可替代的。中國自古至今，深受水旱災害的影響，幾千年來都是靠天吃飯，農民們最大的奢望便是風調雨順。

中國的氣候和降水受東南季風的影響極深。太平洋上來的暖溼氣流如果強一點，就會北澇南旱，如果太弱，又會北旱南澇。不強不弱、南北都無災害的年份實在太少。

中國的主要河流大都發源於西部高原，向東流入大海。如果降水超標，經過上千公里流域的積累，到了中下游，就會造成非常大的汛情。一旦決堤，千里平原變澤國，損失極其慘烈。

有人說，中華民族是在治水中形成的。最早的大禹，他面對的洪水顯然是全國範圍的，那時候還沒有像樣的、系統性的河堤和防汛工程。估計黃河、長江等主要河流都已經氾濫成災。

除了用疏導的方法，給洪水找出路外，更重要的是，動員起各個部落的人力物力，挖溝渠、建堤壩。正是在這樣全域性性、大規模的勞動中，使分散的各部落意識到只有團結起來，才能與大自然對抗，自己的生活也會更好。於是，國家建立了，大禹和他兒子開創中國第一個朝代夏朝。

從此往後，防災救災一直各個王朝的主要工作。皇帝有一個很重要的職責，每年春天開耕時，與上天溝通一下，希望國家今年能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萬一上天沒把這差事做好，皇帝還要親自登臺祈雨什麼的，提醒一下上天。

儘管如此，各種災害仍然頻頻發生，黃河在2000多年中決堤1500多次，1117年的那次決口淹死100多萬人。長江、淮河、珠江都是每隔幾年都要氾濫一回。可以說，這些大江大河孕育了中華民族，也禍害了水邊的無數生靈。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一個朝代能否延續，往往由它應對災害的水平來決定。因為大災之後，無數百姓流離失所，衣食無著，稍有風吹草動，就會變成破壞性的流民暴動。

明末的李自成起義，多次被官軍打得落花流水，有時義軍只剩下幾百人。但只要他們想辦法進入新的災區，馬上就可以捲土重來，壯大到幾萬、幾十萬人。這是因為明朝政府已經失去了救災的能力，災民們與其餓死，不如捨命一搏了。

相對而言，宋朝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每當大災發生，宋朝就會從災民中招募青壯年當兵，一來可以安撫災民，當了兵後，自己不愁吃穿，家裡人多多少少也有點安家費；二來削弱災民的暴動和組織能力，無法形成危害。

從整個中國歷史來看，大型水災旱災都是統治階級的危機，救災賑災需要耗費大量的財力物力，會對國防產生不利的影響。如果統治階級連這個錢都不願拿出來，或根本沒錢，那就等著農民起義吧。

於是，在古代形成了一個規律，發生大災難後，敵國會趁機發動進攻。朝廷一般在知曉民間發生大災後，除了安排救災賑濟外，馬上就會通知邊防加強警戒，防止敵國趁火打劫。

1931年，長江流域又發生了特大水災。8月初，武漢一大半被淹，整個長江中下游都受到波及，與此同時，淮河黃河等主要河流都發生了大水災，共造成傷亡最少四十萬，波及人口五六千萬，1。5億畝農田。其中原因除了這一年降水特別多外，與清末至民國，國家一直處在戰亂中，無力修復完善水利工程有很大的關係。就在中華大地處在苦難之中時，真的有人來趁火打劫了。

日本軍隊中有大量的中國通，對中國歷史非常瞭解。當中國政府拿出七分之一的財政開支用於救災，忙得焦頭爛額的時候，日本軍人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就在八年前，即1923年，日本關東地區發生強烈地震，造成最少十五萬人死亡，兩百多萬人失去家園。

當時的中國在得知日本災情後，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麼？援助，全國籌款援助，並馬上送過去了三十萬石大米，隨後金錢，人員以及其它各項援助源源不斷（如一萬包麵粉，醫療隊等等），要知道當時兩國因旅順問題關係異常緊張，但中國還是義無反顧選擇援助。

千年的恩情並沒有擋住日本在中國災害時趁火打劫的侵略本性，那些日本的中國通軍人認為中國被水災捆住了手腳，會盡量避免事態擴大，從而有可能成功。不幸的是，他們算對了，整個東三省被他們輕易地佔領了。

所以，三峽大壩不僅僅是個水利工程，更是關乎國家命運的基礎設施。它在防汛減災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能把水旱災害發生的機率降至最低，為中華民族作出的貢獻是無法估量的。

【參考資料：《關東大地震》、《1931年江淮水災》、《九一八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