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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冉,公器私用最終成秦國戰時法治之虎

歷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將來的回聲,是將來對過去的反映。——雨果

魏冉,據《史記》記載:原為秦宣太后親弟,在秦昭王初繼位時因助昭王平定季君之亂為年少的秦昭王掃除宮廷內亂而名聲大噪,後因秦昭王年少,宣太后親自治理國家,而任命魏冉處理具體政務。後來被仼命為秦相又封魏冉於穰邑,又加封陶邑,號為穰候。是當時秦國四貴之一。

司馬遷在《史記》中是這樣評價魏冉的:穰候,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候,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譯過來的意思是:穰候是秦昭王的親舅父,而且秦國之所以能夠向東擴大土地,削弱諸候,並曾稱帝天下,使天下之君都向西叩頭朝拜,又是穰候的功勞。到他尊貴達到極點、富足超過限度的時候,一個普通人向秦昭王一開陳其利害,即刻就身遭屈辱、權勢削奪,以至於憂而死,何況是那些寄居別國、無親無故的外來之臣呢!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明了穰候是因貴極富溢的原故最後被身遭屈辱權勢削奪後憂憤而死的,也確實如此,但是為何是這樣的結果呢?筆者在整理《史記》中的《秦本紀》和《穰候列傳》得出筆者的淺見,魏冉嚴重地破壞了秦國的戰時法治秩序和國家戰略實施方向所以他不得不死。

魏冉,公器私用最終成秦國戰時法治之虎

眾所周知,秦帝國之所以得以在戰國時得以強大傲觀列國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秦孝公時期推行商鞅變法才逐漸強大起來的,商鞅變法的戰時法治理念便是“舉國同法,法令從君主以致庶民,奉行法無二出”,“賞罰貴信”、“有罪必有刑”……孝公時,太子太傅公子虔因太子殺人犯法而被劓刑,國民不論出身立功可得爵位……使得秦國上下法令嚴明臣民奮於公戰立功農耕興旺生機勃勃而傲視列強。

然而在昭王在位二十年後,魏冉權傾秦國朝野《史記》中司馬遷用了八個字表述當時的魏冉:“穰候之富,富於王室”可見一斑。可當時的魏冉並不滿足,《史記》中還有個疑問是:“復益封陶”,陶這個地方並不在秦國的國土範圍之內,而是遠在魏國與齊國的交界之間,原屬於宋國。陶邑,是魏冉公器私用的開始。

魏冉,公器私用最終成秦國戰時法治之虎

陶邑,是當時宋國的一座大城市,它富裕程度當時沒有地方可比,是天下最大的一塊肥肉,任何諸候都對它垂涎三尺。為了得到它不少諸候可謂千方百計,齊閔王也因為它險些亡齊。公元前284年,秦、韓、趙、魏、燕五國,借齊閔王滅宋吞併宋地而妒恨齊國合縱破齊。然而在破齊之前,秦昭王向合縱諸候承諾不取一寸齊地不佔一分利,目的旨在滅強齊。然而,魏冉不顧秦昭王的名聲,私下與魏國協議幫助魏國掠奪宋地的同時,要求魏國以陶邑作為謝禮贈送於他,完全背離了當時秦國“不取毫釐”的立場,為己加封,擴大自己在秦國以外的勢力。

私慾膨脹,私調秦軍試圖攻魏挾王擴張私人領地。五國破齊後,由於魏冉與魏人達到私約接收陶邑後,秦軍的一部分便駐守在陶邑並沒有回師秦國。陶邑周邊皆是魏地,魏冉私下讓白起攻下當時魏都大梁想把陶邑周邊之地全收入以擴張陶邑的範圍。結果秦軍駐陶邑一部攻進魏都大梁之時卻被團團包圍於梁囿久久不能突圍。由於秦軍攻入魏都大梁,魏國一邊圍困秦軍的同時一邊急忙向諸候國趙燕請求支援,並以秦軍一旦吞併魏國之後必定繼續吞併別國為由,說服趙燕兩國陳兵函谷關準備伐秦。

趙燕陳兵函谷關昭王得知是因為丞相魏冉緣故之後,又急又氣之時一邊派救兵解困一邊與趙燕談判,趙燕兩王痛斥秦王不單失信於諸候且擅自拿下陶邑不甘心還要吞併魏國。秦昭王不得不“自圓其說”的同時,並趙燕兩國以訂下不干涉齊國戰後善後之事的城下之盟才化解了“誤會”。事後,秦昭王罷免魏冉丞相一職,封陶邑作為魏冉的領地。《史記。穰候列傳》記載:“復益陶邑”。其實是無奈之舉。

魏冉,公器私用最終成秦國戰時法治之虎

從魏冉私自與他國合謀敗壞君主名聲私自動用秦軍擴張自己的私人領地引來外敵威脅國安的事情過程來說,不論放在哪一國,都是叛國之罪。然而,秦昭王並沒有按當時的秦律治罪魏冉,而是大事化小罷免魏冉丞相一職後,順水推舟把遠離秦境的陶邑益於魏冉,首開商鞅變法以來“有罪無刑”的壞法先例。

然而,到了秦昭王三十六年,復相後的穰候魏冉“故技重施”仼用客卿灶為秦將想討伐齊國奪取剛、壽二邑,以擴大自己距離秦國千里以外的陶邑。於是魏國人範睢自稱為張祿先生,抨擊魏冉討伐齊國,是越過三晉而進攻齊國犯了戰略上的錯誤,引起秦昭王強烈不滿。秦昭王深知,此舉嚴重打亂了秦國一統天下的戰略步伐的同時,也因魏冉私謀而大公而影響國內的戰時法治秩序引發國內臣民之不忿。那時由於宣太后專制於朝政,迫無奈只得免去魏冉丞相之職令其遷出秦國回自己的封地陶邑。《史記》中司馬遷是這樣描述魏冉離秦歸陶邑的:“穰候出關,輜車千乘有餘”,意思是說,魏冉遷出關外的時候,運載家當的車子就有一千多輛。

穰候這隻秦國“大老虎”在他姐姐的庇護下終於安全“著陸”了,然而他對秦帝國後期的影響是致命的,昭王時期魏冉在外交上的擅權“變通”給後期的法治秦國留下“致命”的後遺症,如呂不韋專權、趙高專權……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中是這樣描述後期的秦國的:“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