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的治國套路大家都很熟悉：外儒內法，兼之以道。即諸子百家中，被後世統治者採用的主要是儒、道、法。

儒：我們最熟悉的流派，幾乎成為了中國乃至東亞國家的人文標籤

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等，提出了仁、義、禮、智、信、忠、孝、悌等幾大主張，明確君臣、父子之禮，劃定夫婦、長幼之別；

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在前代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三綱五常的思想。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就是所謂的“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五常則是“仁、義、禮、智、信”，滿滿的積極正能量。

可以看出，儒家的核心，是以倫理確定上下尊卑關係；外在的體現上，卻用仁義等極為義正言辭的理論包裝，可以說是一種標準的統治之術，天生就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

法家，強調建立規則

春秋時期的管仲是法家的先驅，戰國時期的代表人物則有李悝（kui）、吳起、公孫鞅、韓非子等。

顧名思義，法家的主張就是用法治國，重農抑商、獎勵農戰，反對分封、建立郡縣制、實行君主專制，他們的主張，是其後中國大一統王朝的思想基礎。

但是，法家所指的“法”，跟我們如今的概念不一樣，它實際上是為了實現帝王的個人意志，而確立的法規，本質是為了加強君主集權。

同時，法家極力避免個人意志對法令的干擾，反對人情、走後門，雖然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甚至在理論上看似比較公平，但其手段往往很嚴苛、血腥，伴隨著殘忍的殺戮，為後世廣為詬病。

道家，主張無為而治、順其自然

又稱黃老之術，代表人物老、莊。在筆者看來，這個流派比較玄乎，從理論上來看，它主張無為，但又無不為，看似簡單，實際很難。所謂“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落實到治國上，主要是減少對社會的不必要干擾，充分發揮每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道家思想，在特定時期確實有奇效，我們最熟悉的就是西漢初年的休養生息政策，文景之治就是產生於貫徹了數十年的黃老之術。

但是，放任的自由經濟必然會帶來資源的過度集中，土地兼併嚴重、貧富差距拉大，往往是道家治國之術的副產品；比如在漢武帝即位後，雖然享受著文景之治帶來的繁榮，但也面臨著急需解決的隱患（《資治通鑑·漢紀八》）：

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說得很明白了：若不加以扭轉，將會盛極而衰。這就是為什麼漢武帝要重用董仲舒等人，著急摸索出新的治國理論。

墨家的治國思想，則太過於超前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他的思想和儒家正好相反，主張“兼愛、非攻、節用、節葬、非樂”，要博愛，不要戰爭；要平等，反對階級壓迫；要儉樸，杜絕奢侈浪費；提倡薄葬，反對厚葬、殉葬，甚至儒家提倡的守孝三年，在墨家看來正是對人性的摧殘；不要搞虛頭巴腦的音樂，多把精力用來幹實事。

在我們今天看來，墨家思想簡直太合理了有沒有？他的這些平等博愛思想，直到文藝復興時西方人系統地提出，墨子可謂超前了世界2000年。

然而，沒有階級，那就沒有尊卑了；踐行儉樸，那統治者還怎麼名正言順的享受奢華生活？所以很明顯，墨家思想根本不可能進入統治者的法眼。

不過，墨家的“強本節用”思想，在封建王朝立國初期，無疑是一種積蓄實力、休養生息的靠譜措施，在後世還是挺受歡迎。

其他流派

兵家，可以理解成軍事家，跟治國關係不大。但戰國時期的兵家，往往跟法家有關聯，比如吳起；

縱橫家，實際上是兩種外交思路：連橫是主張秦國對東方諸侯國各個擊破，聯合一兩個、打壓另外幾個；合縱則主張各國聯合抗秦。看得出來這更像外交政策，跟治國沒關係；

名家，是一種哲學流派，著重邏輯辯論，著名的“白馬非馬”就是這一流派整出來的。

陰陽家也是一種哲學流派，齊國人鄒衍是創始人，其核心內容是“陰陽五行”。

其他的就不扯了，畢竟筆者也是一知半解。

回到文頭，“外儒內法，兼之以道”之所以能夠形成，很大程度上得歸為秦國、秦朝的做出的“犧牲”與貢獻。嚴刑峻法治國，推行郡縣制、拋棄分封制，這種流派對於加強中央集權、提升國家實力的積極作用，已被戰國的實踐證明。但過於赤裸裸的嚴苛手段，顯然不符合和平時期各階層的述求，開天闢地的秦王朝正是因此而亡。即賈誼說的“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但是，給它加一層包裝不就行了？西漢初年，為了儘快恢復國力、休養生息，暫時兼用了道家的無為之道；但漢隨秦制，西漢幾乎完全照搬了秦朝的各項制度，不然為仁慈的漢文帝時期，會發生“緹縈救父”這種案例？那時的肉刑，就是來源於秦朝。

而待到國家實力恢復後，漢武帝時期摸索出了外儒內法的絕妙路子，給嚴刑峻法加上了一層仁義的外衣；特殊時期，再兼用些道家思想。至此，這一套路就成了其後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祖傳治國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