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吃是一種文化，民以食為天，發展到現在，一般為一日三餐，分吃早飯、午飯和晚飯。那麼我們為什麼每天要在相對固定的時間點吃三頓飯，這其中的緣由其實不像我們所設想的那樣理所當然。

在原始的狩獵採集族群生活中，由於食物的產量難以預料，他們的飲食也全無規律，有時在一天內能吃到撐，但更多是一天都難以吃的上食物。

進入文明社會之後，人類的進食相對固定，一日兩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只有文明社會才定時進食。除人類以外的野生動物大部分的飲食是極其不規律。餓了就要吃，一日多餐。人類進食規律也是在進化過程中逐漸培養起來的。因此，規律性地進食，本身就是一種文明化規訓過程。

孔子在《論語》中就強調“不時不食”（在規定時間外用餐，被認為是一種越禮的行為）。就是人類社會對飲食規律性的體現。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就提到，“商代人為兩餐制，一餐是在上午進之，約當今7-9點間，稱為‘大食’，一餐在下午，約當今15-17點間，稱為‘小食’，兩餐就食時間約定俗成，又被納為時辰專名。”受當時糧食產量影響，在秦以前，因為農業不是很發達，並且糧食很有限，所以一日兩餐是相當普遍的情形。

即使兩頓飯也要視人而定。《墨子·雜守》說，兵士每天吃兩頓，食量分為五個等級。第一頓稱“朝食”或“饔”，在太陽行至東南方（隅中）時就餐。第二頓稱“飧”或“食”，在申時（下午四點左右）進餐。

漢代以後，一日三餐或四餐才開始出現。如《史記·項羽本紀》記載，項羽聽說劉邦欲王關中，曾怒而下令“且日享士卒”，藉此犒勞將士，激發士氣。並且，三餐開始有了早、中、晚飯的分稱。早飯，漢代稱為寒具，指早晨起床漱洗後所用之小食。然而在中國歷史很長一段時間內，至少到明朝，普通百姓家任以一日兩餐為主。其主要原因還是一天吃幾頓飯，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物質條件的制約。

社會是逐漸發展的過程，歷史也是循序漸進的。至唐代，寒具開始被稱作點心。到五代時，就出現在早餐和晚餐之間，加小食的情況。小食也就類似於點心之類的食物。《能改齋漫錄》記載到：“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為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語。”至今，我國許多地區仍稱早飯為早點。午飯，古人曾稱之為“中飯”或“過中”。

遲至兩宋時人們普遍“每天僅早晚兩餐，官員士人概不例外”（程民生：《宋人生活水平及幣值考察》），現在人們常說的“三餐”，當時卻說“二膳”，即使貴為宰相，比如徽宗時宰相張商南，他七十多歲的時候，早餐和晚餐各吃一升米，五兩面，八兩肉，沒有中午飯的概念。宋人史料中經常提到的“二膳”，就是早晚各一餐，中午通常是不吃飯的。在《夷堅丁志》卷一七載打油詩：“只把魚蝦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宋朝真正混好的，只是少數官僚士大夫。

作為底層百姓每天累死累活，也就 “最極不過一日得百錢”，勉強餬口而已。城裡賺的多些，一天賺三百文，可城裡的消費水平不低，一日三百文也只是勉強吃上飯。

即使到了生產力更為發達的明朝，普通平民也普遍是兩餐制。明初洪武年間，宮中飲食相當儉樸，即使御膳，也只是在奉先殿日進二膳。但士大夫中午吃點“點心”之事是顯已可見。

到了清朝皇帝也吃兩餐。比如乾隆只吃早飯和晚飯，當然偶爾可以吃一些點心，但這不是正餐。這種情況在近代中國仍極為普遍。1875年在天津“各人飲食大概一日兩次……與上海相同……”，從當時記載來看，從西北到東北、江淮等各地，一日兩餐是非常普遍的情形，其例不勝列舉，有不少地方甚至至今如此。

宋明兩朝，三餐也不是主流，主要集中上層社會。三餐制的演化定型，最初可能見於明代江南較富裕地區，《明代社會生活史》記載，“明代江南人家，朝夕亭午，每天均以三餐為足。此外，又有上下午中間的點心。這種飲食習俗，不僅存在於官宦人家待客，即使工匠、傭夫之家，也是如此”。

這一情形到清朝也是如此，張履祥《補農書校釋》就提到，農忙時 “炎天日長，午後必飢；冬月嚴寒，空腹難早出。夏必加下點心，冬必與以早粥”，“點心”和“早粥”都屬於臨時加餐。對農民來說，可能也是因為體力支出，才使加餐主要放在早晚兩餐之間，且逐漸固定化。但此時的一日三餐中多吃點粥正如少餐一樣同樣是較貧窮的象徵。

農忙時加餐的習慣，在國內許多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仍有明顯痕跡可尋，據趙榮光《中國飲食文化史》，有許多材料可證明，農忙期間人們往往傾向於多餐來補足體力，像藏族有些地區在勞動強度大的季節，甚至一日六餐。

為何要一日三餐

由一日兩餐而演化為如今習以為常的一日三餐。在食物供應匱乏的時代，能多吃一餐，本身就是經濟富裕、乃至社會地位表現。上層人物每日多餐：漢代時最高統治者每日四餐，貴族三餐，而平民只兩餐，以此來看三餐的演變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側面。從整個歷史長河來看中間加餐的主要原因，一是社會發展農業水平提升後可得到更多穩定的食物供應；二是為應對頻繁的體力勞動而臨時加餐導致逐漸形成固化。

有趣的是，中國的佛教僧侶同樣出現了加餐的情形，原因也是為了接續體力。傳統佛教戒律有過午不食的規定（即“日中一食”）。當時謹守戒律的僧侶每天只吃一頓午飯，甚至有佛教徒強調只有中午飯才合乎正道，而“多餐”則是“甘同鬼畜”。然而，每日只吃午飯一餐乃“基於僧人不參加生產勞動這一前提之下。唐朝中期禪宗興起以後，在農禪並行的制度下，寺僧普遍參加生產勞動，‘過午不食’和‘日中一食’的戒律顯然已難以為繼。

三餐的演變史告訴我們：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並不是理所當然。這種日常生活的改變，不是突兀的一次性的事件，而是在歷史長河中極其漫長的演變。雖然三餐制在某些地區、某些階層中出現，但其普及卻經歷了數千年，直至被人們普遍視為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