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安祿山以“憂國之危”、奉密詔討伐楊國忠為藉口在范陽起兵造反。

在這次歷時八年的戰亂中，叛軍先後出現了四位首領，安祿山，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所以這次叛亂也被稱為“安史之亂”。由於叛亂髮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所以也稱天寶之亂。不過，讓很多人想不到的是，這場叛亂雖然只持續了八年，但是讓唐朝的半壁江山都被戰火籠罩，更損失了大量人口，讓處於巔峰的大唐王朝由盛轉衰。

讓很多人想不明白的是，自唐朝建立以來，一直在開疆拓土，先後平定了吐谷渾、突厥、高句麗等周邊政權，可謂是兵強馬壯。為何大唐王朝在面對安祿山等人的叛亂時，被打得狼狽不堪，不僅導致兩京淪喪（長安、洛陽），也被迫放棄了繼續經略西域。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當時大唐王朝軍隊與安祿山的叛軍相比，在數量上沒有壓倒性優勢，在戰鬥力方面更是相差甚遠。

唐朝初期，採用的府兵制。由於當時唐朝長期執行守內虛外的政策，所以在唐初設定的634個負責府兵選拔訓練的折衝府中，有261個設定在關中地區，共可以選拔精兵26萬。而當時的河北地區，由於“人多壯勇，故不置府”。可以說，如果安祿山是在唐初發動叛亂，他手下根本沒有一支軍隊。想要發動叛亂，會很快就被大唐王朝的關中精銳剿滅。

此後，由於土地兼併嚴重，寓耕於農的府兵制度逐漸崩潰，於是大唐王朝開始採用了新的募兵制。雖然兵制發生了改變，但是由於唐王朝堅持守內虛外的政策，再加上長期對西域用兵。所以，大唐王朝的精兵幾乎都集中西北地區，史書記載，唐代西部河西、隴石丶朔萬丶河東兵力總數達二十六萬七千七百人，而河北地區兵力不過十二萬八幹五百人，還不到西北邊防力雖的一半，正如史家所言：“唐代以十節度為主的邊防力量，其九皆西北邊繳也，唯河東一鎮冶太原，較居內陸”。

可以說，在募兵制初期，唐王朝的大部分軍力和精銳部隊依然集中在關中、西北邊境等地區。但是隨著唐玄宗的繼位，整個形勢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位在杜甫的詩歌中被描述為“武皇開邊意未已”的皇帝，已經不滿足於對在西北方向的經略，開始了四面出擊，尤其對東北方向的契丹、奚等遊牧民族更是長期進行征伐，這種改變直接促使了唐代軍鎮兵力結構的巨大調整。

據統計，當時的十大節度使兵力如下：安西四鎮節度使，兵力24000人、戰馬2100匹；北庭節度使，兵力20000人、戰馬5000匹；河西節度使，兵力73000人，戰馬19400匹；隴右節度使，兵力75000人，戰馬10000匹；朔方節度使，兵力64700人，馬24300匹；河東節度使，兵力55000人、戰馬14000匹；范陽節度使，兵力91400人，戰馬6500匹；平盧節度使，兵力34000，戰馬5300匹；劍南節度使，兵力30900人，戰馬2000匹；嶺南五府經略使，兵力15400人。

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在大唐王朝近50萬邊軍中，河東、范陽、平盧三節度使統轄的兵力已經達到了180400，而西北安西、北庭、河西、隴右和朔方五節度的兵力則從之前的近27萬餘人下降到了256700人。在戰馬方面，西北五節度共有3600匹，河北三節度則擁有25800匹。從總兵力和戰馬兩個方面對比，此時的河北三節度與西北五節度的差距已經大大縮小。

而且，此時的河北三節度由於長期與突厥、契丹進行作戰，其戰鬥力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更讓唐王朝統治者沒想到的是，此時的邊兵已經大部分由遊牧民族所組成，也就是所謂的“番兵番將”，本就與唐王朝缺乏歸屬感。再加上節度使已經掌握了地方的財權，可以隨意賞賜自己的部下，所以他們對於節度使的忠誠度，要遠遠高於對皇帝。

到了安祿山起兵造反之時，已經可以調動15萬大軍，其中的精銳更是達到了8萬左右。而唐王在關中地區的兵力看似雄厚，但是由於長期處於養尊處優，根本無法與安祿山的叛軍抗衡。而忠於唐朝統治的西北精銳，遠在千里之外，根本無法為唐朝皇帝解憂。所以，很快叛軍就席捲唐朝半壁江山，險些掀翻了李家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