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有這樣一句諺語，說：“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前節軍事諸葛亮，後世軍事劉伯溫。”

按照這句諺語，劉伯溫比諸葛亮牛多了。

不是嗎？

諸葛亮出山，止能三分天下；而劉伯溫出山，就一統江山。

事實上，民間老百姓也只把諸葛亮看成一個智足多謀的軍師看待；而對劉伯溫，就膜拜成了能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事的神人。

為什麼會這樣呢？

始作俑者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於貧寒農家，他為了給自己營造出一種天命所歸的神秘色彩，一方面大力鼓吹天道，一方面大肆網羅諸如鐵冠道人張中、周顛仙這類江湖術士充當自己的吹鼓手。

洪武末年，解縉看穿了朱元璋的把戲，上疏直言批評，說他不該“以神道設教”，“欲以愚弄天下”。

朱元璋不管，對他而言，“以神道設教”和“以愚弄天下”乃是一種必要的政治手段。晚年如此，早年更是如此。

吳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改太史監為太史院，以劉伯溫為院使，當時，他就眉飛色舞地對侍臣說：“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無見。”

朱元璋得到浙東名士朱升相助，是在李善長的推薦之下，“潛往訪之”，親至石門山訪求朱升，並求得“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三策的。

但是，在吳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在賜朱升《免朝謁詔》內，卻稱：“爾察歷數，觀天文，擇主就聘，首陳三策，朕實嘉行。”張口胡說朱升是仰觀天象後，知王氣所在，主動來歸的。

對此，朱升只有苦笑。

劉伯溫是被朱元璋半請半脅迫入夥的，朱元璋後來同樣在《誠意伯誥》中說劉伯溫是預知天命，“仰觀俯察，獨漸無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能識主於未發之先，願效勞於多難之際”，“累從征伐，睹列曜垂象，每言有準，多效勞力”

劉伯溫對此並不感冒，在答謝表中稱：自己“能識主於未發之先”，不過是“偶見於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而“仰觀乾象，言或有驗者”，則是“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

劉伯溫為什麼對朱元璋的表揚表現得這麼冷淡呢？

我們不妨把劉伯溫的冷淡和上面解縉的憤怒、朱升的無奈結合起來看，問題就很清楚了。

要知道，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儒者。

儒者奉行孔孟之道，立志以文章濟世、以學問治天下，對星相占卜一類下九流的東西是非常鄙視的。

解縉就無須多說了，他是一個純粹得不能再純的儒者。

朱升呢，是研究過《易經》、蓍卦的，他還在至正九年著作過一部《地裡（理）陰陽書》，自序中卻說：“餘幼而困窮，於卑猥事蓋多致力，俯察之學尤為留心。”這“俯察之學”就是陰陽八卦、地理星相一類玄幻學術。

朱升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幼年貧窮，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學陰陽八卦、地理星相之類的知識替人算命、觀測風水，以餬口度日。

這句話的背後，我們看到，朱升在成為了一個儒者後，就明確與占卜劃清界線了——他稱“俯察之學”為“卑猥事”。

劉伯溫本該是“俯察之學”的門外漢，看他一生寫過的詩文，完全沒有他懂“俯察之學”的跡象。

甚至從他早年寫的《贈徐仲遠序》來看，他對這類東西也是很反感的。

該文中說：“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這句話的意思是：天台人徐仲遠可以透過七曜四餘之術進行占卜，無不應驗，我對此甚感詫異。如果要我給他贈送上一句話，我說，我只願追隨聖人孟子談仁義，不願談吉凶利害之趨避。

另外，劉伯溫在《郁離子。九難篇》篇中，也明確表示：自己只講求堯、禹之道；討論湯、武之事；致力於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至於旁門左類、裝神弄鬼之術，“皆不願也”。

劉伯溫雖然不願，但朱元璋為了神化自己，還是強行把他和朱升塑造成了觀風望氣、預測天命的角色。

對於，他們只能違心地接受。

而劉伯溫比朱升還慘了點。

在世人的眼光中，劉伯溫的身份已經淪落到與張中、周顛仙為伍了。

明朝人李贄在撰寫《續藏書》時，就把劉伯溫、張中、周顛仙三人合為一傳。

也不知李贄安的什麼心態，居然提到劉伯溫“既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己之死日在洪武八年，而己死之年僅六十又五也”。

劉伯溫之死，是夠悲涼的，這裡不說也罷。

朱元璋視劉伯溫為江湖術士，他的《誠意伯誥》又定下了劉伯溫“仰觀俯察，獨漸無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的基調，那麼，《故誠意伯劉公行狀》《明太祖實錄。劉基傳》、《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等文就一脈相承，編造出許多諸如西湖望雲之類的神話出來了。而經過數百年來人們的不斷渲染附會，劉伯溫終於成為了一個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事的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