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齊哈爾880年建城史研究成果釋出會，媒體專訪遼金史學會會長馮永謙。）
金代龐葛城
——齊齊哈爾建城始源之城叢說
馮永謙
馮永謙簡歷：
馮永謙，男，1935年12月生，遼寧省瀋陽市人。中國考古學會會員、中國古陶瓷學會會員、中國民族史學會會員、中國長城學會理事、中國民族史學會遼金暨契丹女真史分會會長，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從事文物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50餘年。發表論文130多篇，如：考古方面《遼陽舊城東門裡東漢壁畫墓發掘報告》，歷史地理方面《東北地區行政建置起源考辨》，古代陶瓷方面《遼代陶瓷的成就與特點》，歷史與考古研究方面《拓拔鮮卑與慕容鮮卑同源的考古學研究》等。專著10餘部，如《東北考古研究》等多種。還曾擔任國家“七五”規劃科研專案課題組負責人，完成撰寫科研著作。有多種論著被評為優秀學術論著並獲科研成果獎。並與國外進行訪問和學術交流。學術業績，被收入國內外出版的30餘種各類不同的《辭典》中。
今天之齊齊哈爾，歷史悠久，過去是我國北方的重鎮，現在是聞名中外的都市。但關於齊齊哈爾市的初始建城於何時，前此則未探考確定，這對於人們欲瞭解該市之建城歷史、弘揚文化傳統和進行熱愛鄉土教育以及向世界展示城市魅力，由於缺乏明確的定位，還無法給人以可靠的回答，這不能不說多少有些遺憾。現今擬對此問題進行論證，經過磋商，嚴密考核，以期求得一個科學的結論，實在很有必要。根據筆者的瞭解，齊齊哈爾具備解決這一問題的條件，既往已有考古發現的遺蹟，又可求證於文獻記載，探討其建城年代的材料，也頗為翔實明確，如果經過充分的討論，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下面本文略談一點粗淺的看法，供研究參考。
一、考古發現時代最早的城
齊齊哈爾地區，在遠古時期就有人類活動，留下了大量的遺址和墓葬，給我們今天瞭解古代這一地區的歷史，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料，非常珍貴。
多年來，經過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齊齊哈爾市發現有許多古代城址。其中有位於今嫩江西岸、東南距今齊齊哈爾市中心直距二十華里的哈拉村古城址。關於齊齊哈爾市至哈拉村城址的距離，過去記載為四十華里。這個裡距，現在看來是不夠準確的，它是道路的距離，因其過於迂曲，里程拉長，沒有真正表明兩者關係的客觀位置。因此，不應用此里程錶述兩者之距離。現在齊齊哈爾市的市區西部已到嫩江，清代在此設有碼頭，現稱官擺渡。嫩江的寬度，在此地由於江水分流，距離較寬，但過江二里就到哈拉村，城址在村南百餘米。由此看來，兩者距離是較近的。據齊齊哈爾市文物管理站傅惟光最近測得資料，由市中心算起，至哈拉村城址，直距為二十華里。此城址是齊市附近最為重要的一處，該城址不僅距市區最近，而且規模較大，行政級別亦高，管轄範圍不只包括了今市區，而且遠遠超過齊齊哈爾現轄區，從城市的沿革角度考察，今天齊齊哈爾市的發展，即是哈拉城的歷史延續，故哈拉古城址對確定齊齊哈爾的建城年代至為重要。
黑龍江省張泰湘、崔福來、傅惟光、彭佔傑諸多考古學者，都對哈拉村古城址進行過考古調查。據以得知：哈拉城址，是一座由南北二城構成的古城址。北城南北長250米，東西寬300米，城周長1100米，城牆四角均有角臺，四面城牆外部相距80一100米各有馬面二個。在南城牆設有城門，門外築甕城，南北長16米，東西寬26米。城牆為夯土築成，現已頹坍，底部坍寬10米，存高2—3米。城牆外有護城河，雖已乾涸，猶有痕跡可尋。南城為北城築成後之拓建，接於北城，南北長130米，東西寬與北城相同，為300米，城周長860米。全城周長1360米，是齊齊哈爾地區嫩江流域規模較大的一座古城址。城內遺有高大的建築臺基址，南北長40米，東西寬34米，現存高3——4米，具有相當規模，為一般城址所少見。在城址內發現有大量的金代遺物，有灰磚、布紋瓦、定窯和仿定窯白瓷片、石臼、石槽，鐵鏵、鐵鏃等。在城西、城北均發現有金代墓群，在城西北還發現有金代窯址，其中出土有典型的金代獸面紋圓瓦當張泰湘、崔福來：《龐葛城考》，《東北亞歷史與文化》，遼瀋書社1991年12月版。。城址內還出土有南宋各種年號銅錢、雙魚紋銅鏡等據彭佔傑多次到龐葛城進行考古調查在城址內所採集的遺物。。據此可知，哈拉古城址，應是始建於金代的城址。
在齊齊哈爾市區附近，除了上述哈拉城址外，再沒有時代更早、或規模相近的古城址。根據確定城史紀元用本地最早出現或是文獻記載，或有文物遺蹟載體存在的原則，探討哈拉城址之歷史地位，就是研究齊齊哈爾市建城始源的重要歷史依據。
二、哈拉城址的歷史建置
我們從上述考古發現材料中，已經知道哈拉城是始建於金代的古城址，但此城址在金代是何建置，則需要考證清楚，從而得以確定齊齊哈爾市的建城時間。
但從考古發現看，城址內及其周圍未見典型的遼代遺物，而已有的發現都是金代的，這就要求我們要從這一時期的歷史內涵去考察。哈拉城址，地處大興安嶺之東，嫩江之西，在此區域內，有金代極為重要的軍事防禦工程——長城，並且是在其北面不遠處呈東北至西南向透過的，其目的是用以防禦北邊部族的侵擾，而哈拉城址就處於金長城的內側，因此，它應是金長城內的一座具有戰略意義的城址，佔有重要的地位。
金代長城，根據其修築與防禦管轄地域，可分為四路，即東北路、臨潢路、西北路、西南路。哈拉城址所在，屬於金長城的東北路，是起點段長城。本路長城，透過近年考古調查，已確知東起今嫩江西岸的內蒙古自治區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尼爾基鎮北約8公里的前、後七家子村，然後沿大興安嶺東南麓向西南方向延伸。長城的走向，即為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榮旗、扎蘭屯市、扎賚特旗和齊齊哈爾市所轄的甘南縣、碾子山區、龍江縣之分界。而哈拉城址正處在這段長城內側的中心位置上，顯然與長城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應是肩負著防禦金代北邊部族侵擾的重任的。
（在哈拉古城內採集的金代布紋瓦。）
（在哈拉古城內採集的金代布紋片。）
（在哈拉古城內採集的金代陶片。）
哈拉城址是一座什麼樣的城呢？由於沒有發現有關文字記載，還不能確切得知，只能透過考證求得。王國維先生在研究金代長城時說：“欲考東北路界壕之所在，不能不先考烏古迪烈部及泰州之所在”王國維：《金界壕考》，《觀堂集林》卷十五。。這是七十多年前當時沒有考古調查，為考證金代東北路長城在什麼位置，而不得不先探求烏古迪烈部和泰州在什麼地方；但今天透過考古調查，已確切知道金東北路長城的起點和具體行經線路，就不必再用當年王國維先生所使用的方法，然而他所考證的烏古迪烈部和泰州的位置，對我們今天考證哈拉古城為金代何級建置，卻是非常重要的。他說：“金時烏古迪烈部地，在興安嶺之東、蒲與路之西、泰州之北，可斷言也”同上注。這個考證結論是完全正確的，各相關的材料均可證明。
歷史上的烏古、迪烈，在遼代是其西北部的兩個遊牧部族，長期活動於北方邊境地區。在道宗時，於壽隆二年“九月丙午，徙烏古迪烈部於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遼史》卷二十六《道宗本紀六》壽隆二年。。及金滅遼後，烏古、迪烈二部降於金，史載：天會二年閏三月“己丑，烏虎裡、迪烈底兩部來降”，金太宗對其進行了安置和處理，由原居地遷於新區，即在天會三年二月“丁卯，以龐葛城地分授所徙烏虎裡、迪烈底二部及契丹民”《金史》卷三《太宗本紀》天會二年、三年。。烏古、迪烈二部被遷徙後，所安置的地方即大興安嶺之東、蒲與路之西、泰州之北。其具體所在，應為今齊齊哈爾範圍內的嫩江西岸地域。下面我們再來看其他兩處定點。
一是蒲與路。《金史·地理志》載：“蒲與路，國初置萬戶，海陵例罷萬戶，乃改置節度使。承安三年設節度副使”，其下注文說：“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東南至胡裡改一千四百里，北至北邊界火魯火疃謀克三千里”。由此可知，．蒲與路在金上京即今黑龍江省阿城市之北670裡，其地應在今海倫縣以北、齊齊哈爾以東。清代曹廷傑說：“金之扶余（即蒲與）路，當在今齊齊哈爾城東、呼蘭迤北一帶”曹廷傑：《東三省輿地圖說》，《曹廷傑集》中華書局1985年11月版。。近年經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多次調查和發掘，蒲與路址已被確認為克東縣城西北15華里、烏裕爾河南岸之金城鄉古城村金代古城址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克東縣金代蒲峪路故城發掘》，《考古》1987年2期。，其地在齊齊哈爾市之東偏北處，直距僅二百多里。
二是泰州。《金史·地理志》載：“泰州，昌德軍節度使。遼時，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正隆間，置德昌，隸上京。大定二十五年，罷之。承安二年，復置於長春縣，以舊泰州為金安縣，隸焉。北至邊四百里，南至懿州八百里，東至肇州三百五十里”。泰州今地，頗有爭議，有研究者認為是今吉林省洮安縣城四家子古城址，也有研究者認為是今黑龍江省泰來縣塔子城古城址。筆者以為，由於遼、金泰州均有變化，修史時又有交待不清之處，遂致後世考證意見分歧。按：遼泰州應是今泰來塔子城古城，金初置泰州亦於此地，北距邊（金長城）為四百里，及罷後復置，移於長春縣（遼長春州），即今吉林省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北上臺子村他虎城古城址，此地東距肇州（今黑龍江省肇東八里城古城址）三百五十里。
以上考證，可以清楚看到，烏古、迪烈部所遷之地理位置至為明顯，即在大興安嶺之東，蒲與路之西，泰州之北。而《金史》亦說：天德四年十一月“辛丑，買珠於烏古迪烈部及蒲與路，禁百姓私相貿易”《金史》卷五《海陵本紀》天德四年。。嫩江流域是古代東北產珠的重要地區之一，兩地相鄰，買珠於二處，是很自然的事。但．由此記載亦可看出，烏古迪烈部和蒲與路確是邇密，二者一西一東地界相連，因此，才可在此二地買珠。同時也可證，當時烏古迪烈部所徙之地，確為今之齊齊哈爾地區嫩江流域。
金代在烏古迪烈部又有何建置？這是不能不作探討的問題。《金史·地理志》說：“烏古迪烈統軍司，後升為招討司，與蒲與路近。”還見有更為詳細的記載：天德二年九月“改烏古迪烈路統軍司為招討司。……大定五年……尋又設兩招討司，與前凡三，以鎮邊陲。東北路者，初置烏古迪烈部，後置於泰州。泰和間，以去邊尚三百里，宗浩乃命分司於金山”《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禁軍之制。。據此可知，為鎮邊陲，東北路的防禦指揮機構最初是設在烏古迪烈部，稱烏古迪烈統軍司，天德二年九月才升為招討司的，並“與蒲與路近”，這就是說二處是相鄰的。但烏古迪烈統軍司治所在何處？由以上的討論已可確定，即應設在烏古迪烈部的居地中。具體說，統軍司就設在齊齊哈爾市區之西北、嫩江西岸建於金代的哈拉古城中，即龐葛城。
從考古調查發現得知，在齊齊哈爾附近地區，除哈拉古城址之外，再無一處城址既符合地理位置、又有考古遺蹟存在、還有歷史文獻記載證明在齊齊哈爾市轄區境內，根據彭佔傑的調查，從甘南到龍江縣，在長近500華里的金長城的內側，分佈有25座堡城，平均20裡一座，4座軍城，相距各約在100裡。這些城址分佈上自有系統，且距長城很近，俱是長城防禦線上的城堡，無法將其分離，不具有全面指揮能力的獨立城址，因而不可能與哈拉城址相比。。所以定哈拉城址，為金初遷置烏古迪烈部的龐葛城，也是金代所設烏古迪烈統軍司的治所，這是沒有任何可疑之處的。
三、龐葛城始建於何時
經過考證，現在已可確知齊齊哈爾嫩江西岸的哈拉城址為《金史》所載的龐葛城。但龐葛城建於何時，則無文獻明確記載，因此還不能確定，然而這確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和必須解決的問題。
現在所要討論的焦點是：龐葛城是始建於遼？還是始建於金？產生疑惑和歧議是因文獻記載，《金史》在記述由於徙烏古迪烈部而出現的龐葛城時，是“以龐葛城地分授烏虎裡、迪烈底二部及契丹民”。由於這句話十分簡括，初讀之下，似二部在被遷入時已有龐葛城存在，以其直接指出了“龐葛城”之名，龐葛城就要早於金，而應是遼代所建之城。但事實究竟如何，是否真的可以作如此理解，在此我們不妨試作考察和分析。
對龐葛城的建置年代，由於史乏明文，確實無直接材料可以引用，但是透過對考古調查的發現和文獻記載的研究，還是可以解決的。
首先說，經過多年的考古調查，在哈拉城址內及城外附近，沒有發現遼代遺蹟和遺物，這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考古現象。如果該城是遼代所建，在經過遼人長期活動後，不會設有留下任何遼代遺存。根據各地文物考古工作者多年調查的實踐證明，凡是發現的遼、金時期的城址或遺址，無論是規模大小、居住時間長短，都會發現遼、金不同時期的遺物。而哈拉城址則不是這樣，經過考古調查，確未發現遼代的墓葬或遺物，而所見皆為金代遺存張泰湘、崔福來：《龐葛城考》，《東北亞歷史與文化》，遼瀋書社1991年12月版。。由此可知哈拉城址，即龐葛城，不是始建於遼代、而是始建於金代。
第二，我們檢遍《遼史》，雖然到處可見記錄的各種不同級別、層次的地名，無論紀、志、表、傳，均不見“龐葛城”的記載。據此，這就可能說明遼代沒有這一座城，因此史文不載。議者也可能提出，不見記載未必沒有。但是，我們要說的是，既然是沒有任何記載，總不能說它就有吧，說它沒有，是因不見記載，於理說得通，說它有，就沒根據了。再說我們所以這樣認為，不見《遼史》記載，並不是僅此惟一的一條理由，它只不過是各種條件中的一項，對於是否可以確定遼無龐葛城，還要看其他理由，這要經過全面考察和分析才能最後確定。
第三，龐葛城在《金史》中，也只有徙烏古迪烈時一見，此外也不見任何記錄。根據遼、金時期對俘獲、歸降的臣民和部族的遷移、安置，很多時候都是徙於空地，讓他們在那裡居住、生活，而不是放在已有的建置之中，這對個別少數人可能如此安排，對人數較多時則不是這種情況，尤其對一些部族來說，更不會這樣做，這裡邊有許多複雜的原因。金初徙烏古迪烈時，所採取的也應是這種做法，當時他們來到的是今齊齊哈爾西面的大興安嶺以東、嫩江西岸的這一片空地處，是此時建起了龐葛城，即今所見的哈拉古城址。
第四，如何理解“以龐葛城地分授所徙烏虎裡、迪烈底二部及契丹民”所記載之龐葛城一事？我們在研究這段文獻材料時，可能會給人們一個錯覺，就是當烏古迪烈遷來之時，好象似已經有龐葛城了，不然怎麼會把龐葛城的地分授於二部呢？其實不是這樣，我們前面已經談過了，烏古迪烈所徙之處應是空地，沒有前代的建置，而且這已為考古學的調查發現所證實，在此之前龐葛城並不存在。既然是這種情況，為什麼還要說以龐葛城地給烏古迪烈？我們知道《金史》是元代修的，後人寫前朝的歷史，在時間上有的已過去了幾十年甚或百餘年，當時沒有建置的空地，其後因有所構築而得名，待到修史時，是早已有其建置名稱了，因此就要使用這個名字，如果不使用這個名稱來指代，則就沒法說清楚當年發生事件的地域位置了，故用後建的龐葛城來說明金初烏古迪烈被遷徙之地。這種情況，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也不乏其例。舉個例子說，四十多年前石油勘探隊伍來到北大荒尋找石油時，他們所去之處也是一片空地，沒有什麼專指的地理名稱，可是就在那些並無名稱的地方，經過勘探，發現了我國著名的大油田，後來被命名為“大慶”。若干年過去後，我們今天來寫這段歷史，無論是介紹王進喜的事蹟，還是要記錄我國石油事業的發展，都要如此記上一筆：“當年是鐵人在‘大慶’鑽出了第一口。高產油井！”雖然那個時候還沒有“大慶”這個名字，有此稱者是後來的事，並且現在大慶已經是聞名世界的城市，可是歷史要記載這件事時，依然要這麼說，儘管是後出的名字。古今一理，都是這樣。如果沒有這個地域指代的名稱，就失去了地理座標，你就無法知道它在什麼地方。既然如此，修《金史》時，如果不用“龐葛城”這個名字，怎樣能說明這個事件的落腳點在何處呢！烏古迪烈遷到哪裡去了，誰又能清楚地知道呢！因此，我們認為，龐葛城應是在金初烏古迪烈部民遷去後修築起來的。
最後，再談一下龐葛城的建置時間。據《金史》的記載，烏古迪烈部遷來龐葛城之地，原是在金太宗天會二年閏三月“來降”，於天會三年二月“以龐葛城地分授”於二部。由於遷徙是在年初二月，當年是有充裕的時間可以將龐葛城修築起來的。天會三年為公元1125年，則2005年恰是龐葛城建城880週年。
四、關於齊齊哈爾市建城史源的確定
我們在前面討論了哈拉城址是齊齊哈爾年代最早和最具規模的古城，並且此城即為金初所建的龐葛城和為其後所設烏古迪烈統軍司與改為東北路統軍司的治所。但就確定齊齊哈爾建城史源，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再談點意見。
這就是確定城史，是否必須同城問題。我們瞭解到，前此討論建城史時，經常遇到它史源之城並不在今天所要確定的城市中，現在齊齊哈爾也面臨這種情況。龐葛城在嫩江西岸，齊齊哈爾在嫩江之東，兩者相距尚有二十里。關於這個問題，是否能影響齊齊哈爾建城紀元的時間？我們認為，對這個問題是沒有必要疑慮的。因為龐葛城不僅在齊齊哈爾的轄域內，而且距離非常近，就在市區近旁。人們都知道，一個城市的發展，千百年來完全不變是很少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有些移動也是正常的。就今天我們掌握的材料看，齊齊哈爾所具備的條件是很優越的，所提出的理由也是很充分的。
這裡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比如1997年，北京確定建城3040年，就是採用武王滅紂、封召公奭於燕之年，作為北京建城起源紀元。但是，周武王滅紂的時間，不一定是封召公的時間，封召公的時間也不等於召公到燕的時間，事實上召公並未去燕，而是他的兒子赴任的，並且更談不上受封之時就能建城，而且後來所修的城也不在今北京市區。可是，這些都不妨礙確定北京建城紀元3040年。因為北京具有確定城史紀元的最重要的依據，即它的原則是以最早的材料算，或是有可靠的文獻記載、或是有文物遺蹟可證。關於這方面的例子，還有其他很多地方都有，就不多舉了。
中國由於很早就開始建有城，而在地域範圍上又非常廣闊，全國各地到處都有，建城並有規制，這種做法一直延續了幾千年，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傳統。因而討淪城史紀元，就常將有無城址，作為必不可少的條件。除此之外，就是要有建城時間的記錄，並且是重要的依據。但明確的文獻記載不是每個城都有的，對此問題就要努力做到根據所能蒐集到的資料進行推定，力求做到合理。當然，也有一些後來興起的城市、或是一些城市因各種原因未發現更早的城址，但如果有其他文物或文獻證明，或是有相對的行政管轄區域，也是可以作為確定這些城市的建城紀元的。而國外的情況，則與此有很大差別，因為很多城市並沒有建築城堡，並且也不是每個城市都有明確的建城記錄，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確定城史紀元，已知的情況，甚至是將當地居民點形成過程中現在可知時間最早的一處，或是有歷史記錄、或是有文物可證時間的，就可作為城史的紀元。
因此，關於城市的建城紀元，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都有慣例可循，只要符合確定的原則，就是合乎要求的。在此前提下，確定齊齊哈爾將龐葛城始建之年作為本城的建城紀元，是符合成例的。
依此計算，2004年，是齊齊哈爾市建城879週年。
（《齊齊哈爾日報》2004年10月28日第2版專版。）
（刊載在《生活報》上文章《齊齊哈爾今年880歲》，《生活報》由黑龍江報業集團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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