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國與國之間有過無數次盟約，要問哪幾個影響最大，我覺得宋遼“澶淵之盟”肯定得算一個。

說到宋朝，許多人印象是積弱，但積弱得分年代，在北宋開國之初，宋軍可絕對不弱。宋太祖趙匡胤武人出身，深知強軍的道理，在北宋初期，宋軍也是一支百戰之師，不然無法蕩平各路割據勢力，一統天下，那時候的宋軍真的很強。

宋太祖之後，宋太宗趙光義也矢志北伐，收復燕雲十六州，完成哥哥未竟的心願。彼時宋軍依然很強，曹彬、潘美、米信、田重進等開國名將尚未凋零，楊業這樣的勇將也在陣中。

冷不丁的是，趙光義駕崩後7年，宋真宗趙恆就在澶淵與遼國訂立盟約，合約規定：遼宋約為兄弟之國，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宋遼以白溝河為邊界，史稱“澶淵之盟”。

“澶淵之盟”好不好呢？

好，確實是好，它以極小的代價換來了宋遼之間長久的和平。

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這個代價大不大呢？對當時的宋朝來說，相當於九牛一毛，這點歲幣的支出還不到龐大軍費的百分之一，而大宋巔峰時期的財政收入更達到約1。6億貫，所以出這點歲幣對宋朝實在是沒啥感覺。

就此，在之後將近百年時間裡，曾經你死我活的宋遼成了兄弟之國，大家你好我好做生意，樂呵呵地互派使者，家裡出了啥事都不忘告訴一下，活脫脫成了哥倆好。

但是事情都有兩面性，在看到“澶淵之盟”以極小的代價換來了長久和平之外，卻也別忘了，它也是北宋突然死亡的主因。

好事怎麼就成了壞事，“澶淵之盟”為何會導致北宋亡國呢，我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來自戰略上。

從宋太祖到宋太宗，這哥倆共在位37年，要問他們最大的敵人是誰，保準異口同聲告訴你：遼國。

趙匡胤平滅荊湖、西川后，只剩了一個目標：收復燕雲十六州，如果要追溯源頭，這還能歸結到壯志未酬的周世宗柴榮身上，當時趙匡胤正是柴榮殿前都檢點。為此，他發動攻伐北漢的戰役，但北漢有遼國撐腰，是遼國楔入宋境的一顆釘子，宋朝一打北漢，遼國立馬增援，終趙匡胤一生也沒能啃下北漢。

不要緊，還有趙光義，太祖即位後繼續拔釘子，終於在太平興國四年（979年）滅亡了北漢。

但北漢只是個橋頭堡而已，真正的目標還是遼國，確切說是燕雲十六州，聲勢浩大的雍熙北伐就是在此背景下發生。

從太祖到太宗，追求的是國家的大一統，大一統的最終目標就是遼國控制的燕雲十六州，遼國地處北方，在這個戰略思想下，北宋初期的軍事策略就是拒敵於國門之外，在邊境部署重兵，重兵有多重，看看趙匡胤的安排就明白了：

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御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

並且，這些邊將都有很大的自主權，宋太祖給了他們很好的待遇和很大的權力，

“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徵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

宋太宗即位後，繼承了太祖的政策，因為他也是北伐的極力倡導者，這樣的理念之下，自然就需要在邊境集結重兵。就算遭遇雍熙北伐的大敗後，趙光義也沒有放棄收復幽雲的宏願。

不過這時宋朝短時間內無力再次發起北伐，再加上遼國獲勝後兵峰甚銳，主動出擊，在君子館等地又幾次擊敗宋軍，宋太祖的執念有所消減，宋軍採取守勢。即使如此，在軍事戰略上，宋朝還是在邊境重點佈防，沒別的，因為遼國還是假想敵。

澶淵之盟後，情況就變了。在盟約裡有這麼一條，

“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

，也就是說，只能維持現有的軍事設施，不得再有修築城池，加固堡壘，挖掘河溝等動作。

如果只是這樣，北宋在邊境保留現有的軍事力量，不說能確保萬無一失，至少能進行有效防禦，那也不算太離譜。

問題在於，合約達成後，宋朝的戰略目標就變味了。遼宋是兄弟之國，友好鄰邦，駐紮那麼多軍隊幹嘛，還不如撤回來，既節省軍費，又能在內地機動，也就是成了“外虛內守”，收縮了戰線。

好了，這是軍事戰略上的轉變。

其次來自制度上。

戰略上的轉變必然帶來軍事制度的變化，具體變化在哪呢？

以北宋的馬政來說。

在北宋前期，雖然沒有燕雲十六州，其實並不缺戰馬。

北宋透過官府飼養、民間飼養、貿易所得、朝貢所得、少數民族內附所得、戰爭繳獲

等種種手段，能獲得為數不少的戰馬。北宋初期的馬政執行得是比較好的，僅在京城諸州就有二十多萬匹，養馬人員16318人。

《文獻通考》：即大名、洺、衛、相州凡七監，多擇善馬為種，牝牡為群，歲遣判官一人巡行點印，二歲已上者歲約八千餘匹，凡京城諸州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坊監及諸軍馬二十餘萬匹。

馬政鼓勵民間養馬，民間馬匹數量也不少，僅僅在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為了準備北伐，，一次性就在民間購買了173579匹馬匹。

澶淵之盟後，馬政就逐漸玩完了，僅僅到了宋仁宗時期，馬市的主要來源“券馬”就差不多荒廢了，“惟秦州一處券馬尚行”。

除了馬市，官府養馬的牧監也逐漸形同虛設，到了宋神宗熙寧初期，河南河北十二馬監的馬匹供應情況是這樣的：

“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

至於民間養馬，法令一再變化，優惠政策沒有了，養馬要虧本了，百姓自然就不願養馬了。

所以到了北宋後期，就真的沒什麼戰馬了。

戰馬給作沒了，軍隊的戰鬥力如何呢？

不用看戰績，看看一個娛樂場所就能知道：瓦舍勾欄。

瓦舍勾欄是宋朝主要的娛樂場所，也是它的頂峰，它們相當於今天的劇院或是娛樂一條街這樣的場所。

瓦舍勾欄的重要客戶群體之一就是軍士。因為宋朝花費很大財政收入養兵，根據《宋會要》記載：

大略官俸居十之一 ， 吏祿居十之二 ， 兵廩居十之七。

國家要拿出70%以上的財政收入來養兵。

士兵們收入頗高，卻又無事可幹，於是瓦舍勾欄就成為他們經常光顧的場所。

光是去瓦舍勾欄看看戲聽聽曲，或許還不是什麼大事，更嚴重的問題是，軍隊本身是許多瓦舍的投資方，因為宋朝的軍隊允許經商。

這樣問題就比較大了，軍隊經商，當然不可能侷限在投資瓦舍，他們做的買賣很多，“匠民、樂工、組繡、機巧、百端名目 ”，哪個賺錢就做什麼買賣，不光是士兵，軍官將領也是如此，比如宋初名將張永德就從事販賣木材的生意。

帶來的後果是：

“為將帥者，不治兵而治財。刻剝之政行，而撾摩之恩絕，市井之習成，而訓練之法壞。二十年間 ，披堅執銳之士 ， 化為行商坐賈者 ， 不知其幾。”

這樣的軍隊，戰鬥力就可想而知。北宋後期除了西北邊軍因為要防備西夏還有點戰鬥力，其他就沒法看了，被金軍一路橫掃也就不奇怪了。

除了軍事，更重要的是對外的政策。

在南宋紹興十年（1140年），有人說過這樣一句話，“太祖開萬世之基 ，太宗定四海之難 ，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

從正面看，這是肯定了宋真宗天下息兵的功績，但放到那一年來看，卻有點不一樣。

紹興十年，南宋朝廷已經在從建炎初年時金兵的搜山檢海捉趙構中緩過了勁來，岳飛等人率領的各路宋軍開始反擊，並取得了不少勝利，宋金戰爭發生轉折的時候。

這句話，就是主張議和的思想體現。既然宋真宗和戎戢兵的功勞可以和太祖太宗相提並論，那麼宋高宗與金人議和成功，顯然也是不世之功了。

再倒回去看看呢，並不是只有趙構求和，在他之前，徽宗和欽宗也是一樣的。自從金國攻宋以來，宋朝就不斷派出使者，如馬擴、沈琯、李鄴等，表示願意吐出聯金攻遼得到的燕京等地換得和平。

此後不管是金軍兵臨東京城下，還是李綱率軍抗金獲得一些勝利後，主和的呼聲始終甚囂塵上，並且終於在靖康元年和金國達成合約，代價是每年交納歲幣費“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

至於結果，所有人都知道了，第二年金人就撕毀合約再次攻宋，靖康之恥成為中國歷史上永遠無法彌合的傷疤。

您看，澶淵之盟成為一個樣板，後世官家們遇到戰和問題，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哪怕已經碰得頭破血流還要抬出澶淵來說事，可以說它影響到了國策。

議和只是結果，背景才是原因。

說到底，議和有沒有錯，把它作為一種策略來看的話，也並不一定有錯，但是光想效仿宋真宗交納歲幣就能取得和平，就太想當然了。自古以來，就沒有能透過送點錢財就買來的和平，澶淵之盟能夠達成，背後的根本原因還是宋軍在澶淵表現出來的戰鬥力和戰鬥決心。

雖然趙恆有點慫，但在寇準的力勸下還是前往澶州親征，宋軍又射殺遼國名將蕭撻覽，宋朝軍民士氣大振，遼國卻因此士氣低落並且是強弩之末，所以合約才能達成，這背後，是主戰的大臣和軍隊付出的努力。

和平了一百多年後，宋朝似乎忘了這些事。當然不是真忘了，是選擇性遺忘，李綱等主戰派大臣都說過這茬，但主和派不是聽不見，是聽不進。

其實還可以看看“紹興和議”，說到宋金的合約，什麼海上之盟、東京的城下之盟都算不得真正的合約，紹興之盟才算。

紹興之盟的背景是什麼？是金軍在1140年的南侵中遭遇失敗，岳飛連戰連捷，收復了大片失地，宋軍經過十來年戰爭淬鍊，逐漸找回了北宋初期的感覺，可以在戰場上正面擊敗金軍。這時候，金國面對的已不是搶不到東西，而是可能被宋軍反推，丟失到手的土地。

是不是有點眼熟？確實，這跟澶淵之盟的背景有些相似，遼金都是勞師遠征，強弩之末，金國的情況還比遼國更加惡劣一些，所以能達成盟約也就不奇怪了。

那麼答案就出來了。

澶淵之盟本身並沒有太大問題，它是宋軍努力進取的結果，以較小的代價換來長期和平也可以說划算，問題是盟約訂立後宋朝的麻痺。

不管是從思想上還是行動上，北宋官家們都失去了進取心，失去進取心不算，還失去了警惕。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個國家失去了憂患意識，結果是啥呢？北宋的滅亡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這句話，雖然出自東周時期的《左傳》，即使在今天來看，也是非常有道理啊。